重點發展初級農業社及整頓鞏固工作

糧食供需緊張的矛盾，通過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暫時得到緩解，但不能根本改變農業生產落后於工業發展的狀況。黨中央認為，解決糧食緊張的問題，隻能是大量增加糧食生產。但小農經濟潛力很小，在農業中實行大規模的機械化不是近期能辦到的。因此根本的出路在於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並在合作化基礎上適當進行技術改造，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產量。從另一方面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國家要同上億戶農民直接打交道，核定各戶余糧，動員各戶交售，工作非常繁難。這就需要“把太多的小辮子梳成較少的大辮子”，把單門獨戶的農民基本組織到合作社內，以便切實做好糧食征購工作，保証工業建設對大宗糧食和農產工業原料的需求。正是基於這一點，黨中央、毛澤東把農業合作化與統購統銷作為改造個體農業的兩大重要措施緊密結合，這對加快實現我國的農業合作化起了直接推動作用。

為了積極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中央農村工作部於1953年10月至11月間召開全國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會前，毛澤東同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於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他說，糧食、棉花、肉類、油脂和大城市的蔬菜供應，現在有極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應不上。“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

會議期間，毛澤東看了會議簡報，再次同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對1953年春季糾正互助合作局部冒進傾向的工作提出批評。他說，這大半年，縮了一下，穩步而不前進，這不大妥當。“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也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條件成立的合作社，強迫解散，那就不對了。他強調說：“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就是說，“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他進一步指出：有句古語，“綱舉目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提起了這個綱，一切都有統屬了。根據毛澤東的談話精神，會議著重討論如何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議定1954年春農業社由現有的1.5萬個發展到3.58萬個。

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報黨中央修改后，於12月公布執行。這是繼中央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第一個決議之后，又一個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決議》強調，農業個體經濟與社會主義工業化高漲的需要之間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為著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力，逐步克服農業同工業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黨在農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決議》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農民所表現的生產積極性具有兩重性質，從農民是勞動者這種性質出發所發展的互助合作積極性，表明農民可以引向社會主義﹔從農民是小私有者和農產品出賣者這種性質所發展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表現出農民的自發趨向是資本主義，這就不可避免地在農村中產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決議》要求把農民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積極性的軌道上來，以克服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傾向，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決議》認為初級社已經在試辦和初期發展中顯示出優越性，証明它是引導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高級社的適當形式，是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環節，要求各地把農村工作的重點更多地轉向興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1954年初，《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的傳達貫徹，與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同時展開，在農村很快掀起一個大辦農業社的熱潮。不久，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9.5萬多個。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工作會議，總結各地辦社經驗，議定下一個冬春農業社發展到30至35萬個。10月，全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又追加指標，要求1955年春農業社發展到60萬個，1957年組織50％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使初級社在全國主要農業區成為主要的生產組織形式。會議強調，合作社的發展，應該是全年准備，分批建社，避免冬季短期突擊。但這時，農業社已由年中的13萬個增加到22.5萬個。到12月，中央將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文件批發下去的時候，建社要有“充分准備”的精神還未來得及傳達，全國農業社總數到年底已增加到48萬個，發展勢頭越來越猛。

在農業社迅猛發展的同時，1954年秋收后的糧食統購工作開始進行。由於當年長江流域各省遭受特大水災，全國糧食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而糧食收購計劃並未削減，各地下達計劃時又加了碼，結果，糧食收購比原計劃多購了100億斤。加上合作社大發展中工作不免粗糙，引起一些農民的不滿，一些地方出現非正常的殺豬宰牛、不熱心積肥和備耕等現象。黨中央、國務院對此極為重視，於1955年1月至3月相繼發出《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關於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等文件，加強對農村工作的指導。

黨中央全面分析了造成農村緊張的原因，指出：其中固然有少數富農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壞，但從整個來說，實質上是農民群眾，主要是中農群眾對於黨和政府在農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滿的一種警告。如有些地區的互助合作運動搞得過粗過快﹔過早過急地實行牲畜折價歸社，估價偏低又不按期付款﹔農民對統購統銷工作心中無底，感到糧食增產多少，國家收購多少，留的數目太少（口糧偏緊，牲口飼料不足）﹔對於許多統銷物資的供應，城市鬆，農村緊，農民也有意見。中央認為，糧食緊張的根本原因在於生產不足。發展生產是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定環節，農村工作一切措施的推行，都必須圍繞發展生產這一環節，都必須有利於生產，有利於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都必須避免對於這種積極性的任何損害。根據對農村形勢的分析，中央決定，合作化運動基本上轉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確定1955年至1956年的糧食年度，國家征購糧食的指標為900億斤，並對糧食購銷實行“定產、定購、定銷”政策﹔同時，還對耕畜保護等工作作了具體部署。

在此期間，各地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勢頭仍增不減，1955年3月達到60萬個。3月中旬，毛澤東聽取鄧子恢等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的匯報后指出：“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牛，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指示：應當實行分別不同地區，停止發展、實行收縮、適當發展的“停、縮、發”三字方針。3月25日，鄧子恢會同中央第二（農林水利工作)辦公室主任譚震林，商得浙江省委同意后，以中央農村工作部名義發電給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提出收縮農業社的建議。中央農村工作部和中央第二辦公室同時派員到浙江了解情況，幫助整頓農業社。

4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匯報會，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停、縮、發”方針，決定當年秋收前對農業社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首先要搞好生產，保証增產。4月21日至5月7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了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方針。這時，全國已發展到67萬個社。鄧子恢在會議結論中談到：“原來我們說今年秋天停止下來，以后主席說，干脆就停止下來，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根據中央方針和毛澤東談話的精神，這次會議決定1955年農業社一般停止發展，立即抓生產，全力鞏固，同時把互助組辦好。

會后，各地加緊對農業合作社進行整頓工作。東北、華北、華東各省（除內蒙古外）一律停止發展，全力轉向鞏固。中南、西南、西北各省，認真鞏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備地在鞏固中繼續發展﹔山東、河南等省將原訂過高的計劃適當收縮。在那些准備不足、倉促鋪開的地方，如河北、浙江的個別縣，對現有的社數和社員戶數作了合理的必要的減少。對於那些有名無實的挂名合作社，如不能繼續辦下去則改為互助組。在整社工作中，各地注意正確處理社內的重要經濟問題，認真掌握土地產量和報酬的評定，特別注意私有牲畜入社問題，對過去牲畜作價歸公未按協議分期付款的社員，在通常情況下依議付價。對社員自留地過多，或不准自留的兩種偏向也注意加以糾正。整頓農業社的結果，浙江省壓縮了1.5萬多個社，大部分轉為互助組，山東、河北兩省各壓縮幾千個社，陝西、河南、吉林、雲南等省合作社還有所增加。另外，各地對1955年春群眾自發辦社而領導沒有批准的“自發社”，採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辦法，在整社過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自發社”得到批准。去掉原有合作社中一些有名無實的挂名社，收縮與發展相抵，全國共保留65萬個社，總共減少2萬個社。

在整頓合作社的工作中，也存在若干過頭現象。如一些不該壓縮的社也壓縮了，有的地方把適當收縮搞成了解散，工作草率，善后處理未做好，傷害了部分農民的積極性。但總體來看，這次整頓農業社是完全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自願互利的政策與廣大群眾公開見面，糾正了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一度緊張的中農、貧農關系得到很好的解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恢復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也有了提高。原來辦得好的社，社員滿意，更有條件把社辦好。問題大的社，農民轉為互助組或轉為單干經營，解除了顧慮，加大了對生產的投入。1955年夏收，全國保留的65萬個農業社中，有80%以上增產。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兩次較大發展及隨后的整頓工作表明，這一階段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積極、穩步和健康的，為實現我國的農業合作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