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東方主義話語對他者歷史的虛無

東方主義話語方法論實為“西方中心論”，它使西方在對待自己和他者的敘述時採用雙重標准的邏輯范式：珍視自己的歷史，蔑視他者的歷史。“西方中心論”是以對他者歷史的虛無為前提的。

近年來，東方主義話語通過教育、媒體和留學生等途徑滲透到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並潛移默化地培植了大批“代言人”。操持東方主義話語的人，不論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都是基於“西方中心論”話語邏輯，通過虛無東方國家歷史，建構了一套為西方國家政治服務的關於東方的話語表達體系。二戰后，東方主義話語霸權為美國所主導。美國推行東方主義話語霸權的重點在亞洲，主要針對中國，它通過學術會議、文化交流、大眾傳媒等形式倡導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觀，以實現對亞洲的文化滲透。

“西方中心論”的本質

在政治領域，東方主義話語體現為“黃禍意識形態”“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觀念。甚至為了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美國專門成立了西化、分化中國的“2049項目”研究所，以期實現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在歷史研究領域，典型的東方主義話語就是歷史教科書中關於中國史的內容。如在現今美國最流行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世界歷史》中寫道：“對很多美國人來說，中國干預朝鮮戰爭是想在亞洲推行共產主義的明顯証據……”戰爭的結果導致了“中國無法獲得各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賴於蘇聯”。美國大學歷史教科書中也同樣充斥著大量東方主義話語，如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形象描述成缺乏開拓進取精神、一貫鄙視商業、自以為天下第一、拒絕向西方人學習等特征。另外，美國學術界近年流行的“新清史”觀，以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統治漢族為依據佐証元朝、清朝不是中國的王朝。這種論述隱含的政治目的是：假如清朝不是中國的王朝，那麼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延續清朝的疆域就沒有歷史根據，現在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等地包括在中國領土內就沒有合法性，等等。在文學藝術領域，東方主義話語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眾所周知，好萊塢電影是美國宣傳其國家形象、推行文化霸權主義的工具和武器。據研究，1960—1999年間華人參演的238部美國影片中，隻在20部影片中擔當主角，其他都是地位低下的小角色﹔20世紀90年代以后部分美國電影中，男性華人被賦予的角色要麼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保安、服務員、廚師、流浪漢，要麼是黑心的違法分子，如持槍者、黑幫分子等。而女性華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小商販、服務員甚至是妓女。

東方主義話語方法論實為“西方中心論”，它使西方在對待自己和他者的敘述時採用雙重標准的邏輯范式：珍視自己的歷史，蔑視他者的歷史。“西方中心論”是以對他者歷史的虛無為前提的。這種邏輯范式的構建，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可以概括為四點：第一，對東方文明特別是對中國文明的研究要有一個思想指導﹔第二，西方研究者在對中國材料的選取時要有一種批判精神﹔第三，研究中國材料要用西方的概念工具﹔第四，不符合西方價值觀的任何材料應被視為反常或不可思議的現象。

一種“話語”憑借

在現代化語境中，這種邏輯范式滲透到對中國現代性的各種批判中，從而催生了“言必稱美國”的話語表達體系。而這一體系是以承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優越性為前提的。近年來，部分西方學者基於這種范式，宣揚“歷史的終結”，這實際上暗示了現代化隻有資本主義一個途徑，從而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之路。這一話語邏輯經過歷史沉澱，已內化為許多西方學者、官員和一些具有西化傾向的中國學者的無意識思維方式。

一些當代中國的歷史虛無主義者接受並實踐了東方主義話語的現代性敘事方法。他們借用了形式邏輯的三段論：大前提是由於現代化源於西方，故西方的現代化之路才是正途﹔小前提是中國是現代化的輸入國，是后發現代化國家﹔結論是中國要想成為現代化國家就得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例如，一些人宣稱：“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義禁錮，是好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西方殖民侵略是亞非拉地區和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捷徑”﹔“中國要富強康樂，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等觀點，就是這一邏輯結論的體現。

由此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歷史虛無主義與東方主義話語共享了同一立場和方法論：西方中心論及其現代化邏輯。立場既決定話語邏輯及其建構，又規范敘事維度及對材料的選取，“歷史事實”不論是在東方主義話語還是在當代中國歷史虛無主義話語裡，都隻不過是一種話語“憑借”：當中國材料符合他們的要求時，他們就用﹔不符合時，他們要麼認為這些材料不可信或是反常的，要麼通過編造中國材料以適應他們的話語要求，其最終目的都是為西方國家政治服務，不同的只是話語表達形式會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

確立中國研究的主體性

正由於以上原因，我們要時刻警惕東方主義話語中的歷史虛無主義症候。首先，必須堅定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研究中的指導地位。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指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裡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麼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麼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大的損失，為什麼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最近，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又強調指出，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即是說，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西化傾向很嚴重。如果聽之任之，最終難免會導致學術領域的“顏色革命”。因此，必須注意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西化傾向，堅定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研究領域的指導地位。

其次，要始終堅持對西方“普世價值論”的警醒和批判。西方“普世價值”的實質是推銷西方所謂“民主國家體系”和“自由體制”，是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基辛格在其《論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主張獨立自主，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向外國傳播意識形態，而美國堅持通過施壓和激勵來實現價值觀的普適性，也就是要干涉別國的內政。”有鑒於此，我們才需要始終警醒和批判西方“普世價值論”。

最后，要回歸並堅守中國研究的自主性和自信心。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自信。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西方中心論”已經式微﹔另一方面要充分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優勢正日益顯現，並在國際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從事實上証偽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基於這兩個方面，中國學者要有用中國智慧創新中國理論的自覺和信心，從而確立中國研究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