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與國共輿論宣傳戰

摘要：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西北之行，對國共而言是政府與挑戰者之間圍繞中外記者展開的一場爭奪有關中共政治合法性話語權的輿論宣傳戰。國共雙方都想以此控制諸如“抗戰”“民主”“團結”等具有現實政治價值或道德意義、能凝聚大眾力量並提升政治控制能力的政治符號的解釋權與話語權。這場較量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共兩黨此前在政治話語權方面的強弱懸殊格局，對雙方產生了諸多不同影響。在以新聞媒體競爭為主要途徑的輿論宣傳戰中，國民黨對政治環境的綜合控制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輿論宣傳在國共政爭中所起的催化劑作用的大小。

關鍵詞：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輿論宣傳戰﹔國共政爭﹔輿論與政治

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西北之行是40年代轟動重慶新聞界與政界的一樁重要事件，這是自1939年以來新聞界首次打破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長達五年的新聞封鎖。此時的中共在1943年至1944年間雖已走出各種發展困境，但若想繼續發展壯大，需擴大對外發展空間，需獲得外界更多的輿論支持與實際援助，而這並非國民黨所願。於是圍繞記者團西北之行，國共雙方輿論宣傳戰硝煙再起。目前學界關於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敘述記者團組建的來龍去脈、參訪經過、西北之行見聞以及以趙超構和愛潑斯坦等為主的人物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張克明：《中外記者團的延安之行與國民黨政府的阻撓》，《復旦學報》1985年第4期﹔劉景修：《外國記者何時提出赴延安採訪》，《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王自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記述》，《歷史檔案》1994年第2期﹔王曉嵐：《抗戰時期國共雙方圍繞中外記者團的斗爭》，《北京黨史研究》1997年第4期﹔蔣麗萍、林偉平：《趙超構和〈延安一月〉》，《書摘》1999年第1期﹔陶紅霞、袁武振：《一次影響終生的採訪——愛潑斯坦1944年解放區之行》，《新聞知識》2004年第4期﹔〔美〕肯尼思·休梅克撰，熊建華譯：《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Warren W.Tozer,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Visit to Yenan in 1944: A Reassess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2 (May, 1972)﹔等等。）本文以新聞輿論與政治關系為切入點，在論述國共兩黨圍繞中外記者所展開的激烈的輿論宣傳戰基礎上，分析雙方如何試圖通過新聞界來控制或引導國內外有關中共政治合法性及國共關系等問題的公眾輿論，以此探究新聞輿論與國共政爭之間的復雜關系。

一、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組建背景與經過

1943年底1944年初，駐渝外國記者為了解被國民黨長期封鎖的延安的真實情況，向國民政府提出訪延申請，並強烈要求當局解除對有關中共問題的新聞輿論管制。國民政府雖百般不願，但最終不堪承受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壓力而被迫同意。外國記者為何提出訪延申請？這與40年代初二戰戰局以及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的國共關系及其政局有關。

1942年至1943年間，隨著國際戰事發展，美英等盟國為實施其“先歐后亞”戰略，對中國戰場在遠東牽制日本的戰略作用和地位頗為重視，尤其是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歐洲戰場對德作戰進入關鍵階段，牽制日本的亞洲戰場戰略地位更顯重要。此后不久，盟國簽訂《四國宣言》，開羅會議召開，正式確立了中國戰場的重要戰略地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鍵時刻，中國需加強與美英蘇等盟國的團結，盟國也需中國內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此時國共關系成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維系團結的關鍵因素。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二戰戰勢戰局逐漸好轉，中國戰場內部政治格局及國共關系也開始發生變化，國民黨此后加大了限共反共步伐。盟國不希望因國共關系惡化而影響亞洲戰場，從而牽連歐洲戰場，開始日益關注國共關系動向。尤其是1943年春季至秋季，蔣介石密謀閃擊延安事件被中共公開后，引起國內外社會廣泛關注，紛紛要求探明真相。實際上，長期以來國共雙方天壤之別的輿論宣傳，使外界對國共矛盾沖突孰是孰非，一直莫衷一是。加之國民黨對中共邊區的全面封鎖，使其更增添神秘色彩。誠如訪延記者所言，同情者“將邊區目為聖地”，反對者“斥邊區是封建的割據”，將邊區批得“體無完膚”（舒湮：《戰斗中的陝北》，文緣出版社，1939年，“序”第2頁。）。美國記者斯坦因也發現，美國人自己不能判斷國共爭端的原委，因其所得到的相關信息都是“來自國共兩黨不完全而且極其矛盾的敘述”（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New York:Whittlesey House, A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45), p.25.）。他們意識到，若要獲取“合理、正確”的答案，有必要派遣一些觀察者前往邊區。為此，美國外交官、軍官和新聞記者不斷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美〕包瑞德著，萬高潮等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濟南出版社，2006年，第21—22頁。），駐渝外國記者也紛紛要求國民政府批准其前往邊區採訪。

第一個向國民政府正式申請訪延的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他於1943年11月6日提出申請。蔣介石在了解福爾曼相關背景后予以拒絕。（ 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95頁。）1944年2月，斯坦因、愛金生等6位外國記者聯名致信蔣介石，要求赴延採訪。此后，駐渝外國記者多次向當局提出此類要求，國民黨皆以各種理由一再拖延。此時美國政府也開始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派遣美軍觀察組赴延。2月9日，美國政府致電蔣介石，說羅斯福“很願意看到一個觀察組被派到共產黨地區”，請蔣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美〕包瑞德著，萬高潮等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第25頁。）。在美國政府多次施壓和各國記者強烈要求下，國民政府不得不於2月23日對外宣布同意外國記者赴延採訪（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199頁。），但對具體赴延日期則借各種理由一再拖延。后又經幾番周折，直至5月17日才最終得以成行。

國民黨當局之所以最終妥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為改變自身輿論處境日漸被動局面。由於國民政府內部問題頻現，對外新聞檢查嚴格，以及對中共及邊區的各種封鎖，日益引起外界諸多疑惑與不滿。1944年3月，國民政府中宣部和外交部在《國際宣傳檢討摘要》中承認，由於國民黨內部存在無法克服的弱點，“對外宣傳，特別是在中共問題上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201頁。）。二是盟國對國民黨當局的諸多批評，並加大對中共問題的干預力度，這使國民政府倍感壓力，擔心一味拒絕與新聞封鎖有損其國際地位。時任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對此直言，開羅會議后，中國國際地位雖已提高，但實際上許多方面“不能與其國際聲譽相符合”，引起英美失望，由失望而轉為“責備求全的批評”，必須設法應付這種困難，借以穩固“已得的國際地位”（曾虛白：《曾虛白自選集》，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307頁。）。三是美國從政府到民間對邊區及國共關系問題關注日甚，羅斯福等高層人士的直接干預，使頗為重視對美關系的國民黨被迫同意組建記者團訪延，以免中美關系惡化（這一時期，蔣介石與時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的史迪威關系不和，矛盾重重。）。四是為回應國內第二次憲政運動民眾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呼聲。民眾一直對當局新聞檢查制度多有不滿，新聞界與政府隔閡增多，關系“日趨惡劣”（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6年，第128頁。）。為緩解民怨，當局對外國記者申請訪延也需積極回應。

申請訪延的是外國記者，為淡化專訪邊區色彩並加強對訪延行程的控制，國民政府中宣部組建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加入數名中國記者與國民黨陪同人員。對於外國記者成員的選定，當局不便過多強行干預，隻以積極申請者為限控制參團人數﹔對於中國記者以及陪同人員的選定則煞費苦心，中央秘書處、海外部、中宣部、中統局等部門參與其中。國宣處提出參團人員條件為“深知外記者心理而能運用者”、“深悉共黨‘陰謀’而揭破者”，帶隊人選為“在黨政雙方都不居顯要地位者”﹔國民黨參團者的任務是“不使外記者受共黨宣傳之誘惑”，“盡量揭露共黨措施之弱點”（《戰時國宣處記事》，文履平主編：《重慶報史資料》1994年第17期，第27頁。）。為掩人耳目，當局平衡了成員組織的政治傾向，最終選定代表不同政治立場的6名外國記者和9名中國記者（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記者中《掃蕩報》的謝爽秋實為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將其作為國民黨新聞系統骨干人員參團，新中國成立后才公開身份。），另加上領隊謝保樵、鄧友德和其他工作人員等，共計21人。

五年來首次解禁對邊區的新聞封鎖，國民黨不能不預估其可能產生的各種影響。當局各相關部門，包括中央秘書處、軍事總參謀部、中宣部、中統局等高度重視，集體商討對策，並針對採訪行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作一一部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在日記中寫道：2月底對“共黨宣傳戰即開始”，陳布雷對此“極為戒慎恐懼”，認為此為一“艱巨問題”，為應對外國記者訪延，動員了各機關，“忙亂了上層要人們”（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415、416、424頁。）。

不堪國內外輿論壓力而組建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是首次由官方正式組織的訪延記者團，引起社會各界密切關注。對國共而言，其影響不同於以往私人採訪，雙方都頗為重視，尤其是對外國記者。這些外國記者所代表的通訊社大多是各國官方支持的，肩負著不同程度的政治使命，如英國的路透社和法國的法新社等﹔有些雖原本為私營，但來華后也為國家決策提供參考信息和資料等服務。國民黨對這些外國記者深感不安，因他們所影響的是不在其可控范圍內的國際輿論。國民黨對國際輿論的敏感與重視，來源於作為一個欲尋求國際支持與援助的弱國對自身外在形象及輿論的敏感與重視。此時的中共面臨國民黨重重封鎖，被當局政治邊緣化，甚至還需為謀求自身合法性而斗爭。在缺乏更多能擴大政治影響力的其他渠道情況下，中共對新聞媒體的依賴性相較國民黨而言更強。記者團來訪無疑是共產黨人直接對外擴大宣傳的一次大好時機，中共方面自然不會錯過。此外，從國共各自長遠發展來看，隨著二戰形勢好轉，抗戰勝利指日可待。戰后雙方將何去何從？彼此都開始為戰后運籌帷幄，因此雙方圍繞中外記者的爭奪戰，將是一場尤為激烈的輿論宣傳大戰，其結果將對兩黨各自的輿論生態環境產生重要影響。

二、記者團“非共產區”之行與國民黨的宣傳攻勢

國共兩黨之間的輿論宣傳戰，自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后即拉開序幕。國民黨憑借其政治權威以及龐大的新聞媒體資源和強勢話語權，一直以來佔據輿論優勢地位。此次兩黨即將展開的又一輪輿論宣傳戰，國民黨最初似乎佔據更多主動權。作為一次由國民政府組織的官方採訪活動，從記者成員的選派、新聞審查等隨行人員的部署到行程的安排等皆由國民黨掌控。

據唐縱日記記載，此前國民黨在制定對訪延外國記者的宣傳對策時，猜測中共對外國記者的意圖是宣傳“共黨如何抗戰”，同時要求“同盟國給予直接接濟”。對此，國民黨擬定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應對思路：一是在外國記者面前不必過高估計中共實力，使盟國對中共“不加重視”，不必對其“有何期待”﹔二是承認中共“實力不可忽視”，“有國際奧援與赤化東西之野心”，向外國記者說明“共產黨之國際性與蘇聯之關系”以及中共“攫取政權”之企圖（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417頁。）。從國民黨安排記者團先參訪“非共產區”以淡化專訪延安色彩及其在此前后的一系列宣傳措施和反共言論來看，國民黨最終採取了前一種宣傳對策。

在記者團啟程前，國民黨便搶佔先機，採取一系列應對措施和反共宣傳活動，試圖影響外國記者視聽，抵制中共宣傳。2月至3月間，當局擬定《招待外國記者赴延安參觀計劃》《外報記者赴陝北參觀辦法》等，預測各國記者可能會關注的重點問題，制定相應對策，並對外保密（《戰時國宣處記事》，文履平主編：《重慶報史資料》1994年第17期，第27頁﹔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199—201頁。）。4月初，胡宗南奉命令西安一帶國民黨特務偽裝成各色人物，准備向外國記者制造各種偽証以攻擊中共。在重慶，為抵制中共宣傳，國民黨限制外國記者與中共接觸，並扣發刪減其拍發有關中共的稿件﹔同時在報紙雜志刊登文章，“提醒”“引導”外國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的注意事項及需要關注的問題，如《尖兵》雜志刊登《提供延安之行的友邦記者參考》和《莫擔心》（孔淵：《提供延安之行的友邦記者參考》，《尖兵》1944年第7卷第7—8合期﹔《莫擔心》，《尖兵》1944年第7卷第9期。）。當局還分發給外國記者一些陳述中共“罪行狀”的內部資料，並規定了他們從延安拍發電稿通訊的檢查規則。此外，國民黨對內營造國共和談氣氛，試圖通過掩飾國共矛盾弱化國內外對中共問題的關注力度﹔對外則加強反共言論宣傳，如發表中共問題報告，攻擊中共“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將反共言論的《延安內幕》一書英文稿寄至美國發表，配合國內的反共宣傳（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199、201—202頁。）。

面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中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針對國民黨精心挑選傾向國民黨的右派記者以及新聞檢查、特務等隨同人員，中共發文表示不滿。針對國民黨在西安部署的反共活動，向重慶當局提出抗議（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第335 頁。）。此外，毛澤東、周恩來還兩次電告董必武，速將國民黨之反共行徑告之外國記者，使其有所准備並注意揭露（《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05頁。）。針對國民黨為爭取外國記者的同情而營造的國共和談氣氛，中共有原則有立場地積極回應，決定在此時的談判中不提方案，表示願意合作，並要求國民黨“停止進攻”“停止封鎖”“開放黨禁和地方自治”（《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86頁。）。

按照國民黨當局的行程安排，記者團在參觀邊區之前需先參訪西安、山西等“非共產區”。此舉是國民黨欲先入為主地佔據宣傳優勢，試圖通過影響中外記者採訪議程和報道內容來控制有關中共問題的輿論 新聞對某一事件如何報道，會直接影響公眾對該事件的認識和輿論。政治團體若要達成某政治目標，在宣傳方面必須確定媒體報道議程，而不能讓媒體為它確定議程，這已成為政治傳播界共識。（參見〔美〕W·蘭斯·班尼特著，楊曉紅等譯：《新聞：政治的幻象》，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第152、183頁。），同時淡化外國記者對邊區的印象。

西安是記者團參訪的第一站。1937年國民政府在此開始經營，將這座古城建成為一個專為處理中共問題的重要政治軍事堡壘，素有“反共堡壘”（斯坦因、愛潑斯坦等外國記者在西安之行的通訊報道中都用“反共堡壘”一詞描述西安。）之稱。此地參訪日程主要包括參訪地方政府機關與西北青年勞動營（西北青年勞動營是1939年國民黨專門為訓練從邊區出來或欲前往邊區的青年而設。）。據參團記者斯坦因記載：在此過程中，地方當局一方面對外低調處理記者團來訪，對外避而不談此行真正目的﹔另一方面安排諸多無關緊要的歡迎活動，限制中外記者自由採訪活動的時間。他們聽到無數“空洞而庄嚴”的演講，“幾乎沒有時間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對於他們感興趣的中共及邊區問題，當局先是避而不談，后避之不能，則採取言論攻擊中共政策。當局還安排各種人員密切關注他們的一舉一動，並“提醒”他們不可能在延安找到想要了解的真相，因為共產黨人已提前准備了掩飾罪証。（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30-31.）此外，國民黨還憑借政治權力和組織資源優勢，沿途精心安排，採取輿論造勢、假扮民眾政治控訴等方式，對中外記者展開反共宣傳。中外記者經過實地考察發現，無論中央政府的政策是“為了團結或是為了內戰”，西安都是“舉足輕重”之地。（〔美〕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張揚等譯：《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第9頁。）

面對西安地方當局的反共宣傳攻勢，中共的反擊措施與力度相對有限，但還是採取了一些間接斗爭方式予以抵制，如將國民黨攻擊中共的有關行徑提前告之外國記者，使其有所准備。美國記者福爾曼在記者團到達西安的次日收到匿名信，詳細告之國民黨當局對此行的精心策劃與安排情況，其內容之全面翔實引起福爾曼的注意（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Inc., 1945), pp.5-8.）。實際上，中共的輿論宣傳反擊多在記者團進入邊區時展開，關於西北青年勞動營的斗爭便是一典型范例。在記者團與勞動營青年座談會上，當局安排后者向中外記者“控訴”中共“不抗日”“種植鴉片”“強迫青年入黨”等“罪狀”（參見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37-38.）。中共在記者團參訪延安時對此成功進行了反擊（參見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pp.16-19.）。大體而言，中外記者在西安的參觀活動及其視聽，看似皆在國民黨可控范圍之內﹔然而從福爾曼所收到的匿名信和國共關於勞動營的斗爭等事件觀之，中共依靠記者團成員中的地下黨謝爽秋以及西安地下黨，擾亂了國民黨對記者團西安之行的絕對控制。

山西克難坡（克難坡原本是一座黃土山梁，人煙荒涼。自1940年至1945年，經閻錫山經營，成為戰時山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人稱“小太原”。）是記者團第二處必須先行採訪之地。抗戰期間閻錫山在此推行山西新政，號稱與延安進行“革命競賽”，頗為成功。此地並非是進入邊區必經之地，之所以繞道來此，表面上是由於中共及其軍隊名義上隸屬第二戰區，歸閻錫山管轄，依禮節需先拜訪其上屬機關，實際上國民黨欲借山西新政的成功，淡化中外記者對邊區可能產生的深刻印象。不過對於在國共之間保持中立的閻錫山而言，更多的是站在自身立場而非國民黨立場向中外記者宣傳山西新政。記者團來訪實際上成為閻錫山擴大對外自我宣傳的好時機。介紹克難坡與延安進行“革命競賽”的成就，宣傳其治理山西的理念，展示其獨掌山西的政治權威，是閻錫山對外宣傳的主要內容。

有關中共以及國共關系問題，中外記者在西安所得到的信息幾乎都是負面的，但在克難坡所得到的信息則大不相同。閻錫山在對中外記者談及中共問題時坦言他本人對共產黨的某些積極態度。與其他國民黨官員視中共為“洪水猛獸”不同，他肯定中共治理邊區的成效並積極效仿之。閻錫山認為邊區“行政管理相當好”（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53.），軍事行動力較強，能“快速行動”並“征集到追隨者”（〔美〕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張揚等譯：《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第18頁。）。閻錫山屬下也向中外記者坦稱：無可否認共產黨在“技術”與“精神”上之優點（趙超構：《山西新姿（下）：記克難坡之新政》，《新民報》1944年6月30日。）。閻錫山在談及中共問題時“容光暗淡”（趙超構：《山西新姿（上）：記窯城克難坡》，《新民報》1944年6月24日。），談及八路軍時則“憂心忡忡”（〔美〕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著，張揚等譯：《突破封鎖訪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第18頁。），可見他對共產黨的發展趨勢和潛力及威脅甚感擔憂。閻錫山還對國民政府提出了一些批評：民眾之所以會跟隨共產黨，是因國民黨“行政管理”出現問題﹔遠在重慶的國民黨並不了解邊區的真實情況，因其調查人員懷著“仇視”心理，隻挑剔“壞處”而忽視其可取之處（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54.）。

輿論宣傳戰是“依靠思想來影響政治”，與相關人員溝通處理輿論，以勸說方式展開競爭（方鵬程：《宣傳與戰爭：從“宣傳戰”到“公開化戰爭”》，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1—12頁。），美國人稱之為“心理戰”。國民黨當局安排記者團先參觀西安和克難坡，是試圖先入為主影響中外記者的視聽與認知，但后者在西安和克難坡所得到的有關中共的消息大不相同，結果可能與國民黨的初衷背道而馳：其一，閻錫山對中共及社會主義思想的一些肯定與認可，加之克難坡新政與中共治理邊區的諸多相似，使中外記者對國民黨妖魔化中共之宣傳產生疑惑，國民黨在西安的反共宣傳會變得無實質性意義。其二，國民黨對外宣傳對策是弱化甚至貶低中共的實力與抗戰作為，使盟國對其不加重視，但閻錫山對中共實力的肯定與當局的宗旨相左。其三，閻錫山對中共的肯定與對國民黨的批評形成對比，使國民黨輿論處境變得被動，其言論權威及對記者團的控制權從而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其四，國民黨此時試圖對外淡化國共矛盾，但中外記者在參訪過程中親歷國共之間互相攻訐，切身體會到國共矛盾與沖突的激烈程度，對中共問題以及國共矛盾與沖突的真相也更加期待。

三、記者團邊區之行與中共的宣傳和反擊斗爭

在記者團參訪過程中，國共雙方都試圖通過控制或引導中外記者的採訪報道和言論影響有關中共問題的社會輿論。記者團進入邊區后，國民黨的宣傳攻勢逐漸減弱。中共抓住有利時機大力宣傳，並對國民黨的反共言論及挑舋行為展開有力反擊。此次由國民政府官方組織的記者團來訪，對中共而言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積極的宣傳意義。

中共的宣傳活動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實地參觀、事實陳述，讓對方對中共治理邊區的成效眼見為實。邊區負責人先后安排記者團參觀南泥灣、新華社、解放日報社、中央印刷廠、邊區政府、自然科學院、兵工廠、日本工農學校等單位，向其展示大生產運動成果以及邊區治理現狀。二是理論闡釋、價值宣傳，使對方認識理解中共的政治主張及價值觀念。為此，邊區政府各部門在記者團實地參觀過程中，穿插安排了一系列座談會、招待會、領導人訪談等活動。三是自衛反擊國民黨在參訪過程中的一系列反共言論和挑舋行為。面對具有獨立思想和判斷力的中外記者，中共展開各方面的宣傳活動，實為具有一定挑戰性的論証和說服工作，“充足的証據+合理的論証=有說服力的証明” （龔文庠：《說服學：攻心的學問》，東方出版社，1994年，第130頁。）是學界認可的常用宣傳或說服方法，中共大體也遵循此法。

傳播心理學理論認為，傳播者所發出的信息“需要與接受者的指向性契合或接近”，才能調動其內在的認知過程。接受者對信息的接受過程不僅是一種“內在的自我信息活動”，更多的是一種“合作性質的理解、認識活動”。（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50—151頁。）美國學者塞門斯曾指出，傳播者並沒有說服別人，他只是向對方“提供了他們用來說服自己的信息源” （轉引自龔文庠：《說服學：攻心的學問》，第115頁。）。在抗戰環境下中共對中外記者的宣傳活動遵循了這一理論，宣傳主旨主要圍繞“堅持抗戰”展開，具體內容包括四個方面：“抗戰”“團結”“民主”“生產”（《六月二十九日下午與外國記者的談話》（1944年6月29日），陝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1-281。）。針對中外記者所關注的不同問題，中共的宣傳側重點也各異。外國記者頗為關注中共抗戰和國共關系問題，中國記者則對中共的政治民主、社會經濟等問題更感興趣。對此，毛澤東指出：“對中間派主要是宣傳民主”，“對英、美是主要宣傳抗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冊，第508頁。）。據時任延安交際處處長金城回憶，中共此次宣傳工作重點對象是外國記者，尤其是斯坦因和福爾曼（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01頁。）。可見，面臨國民政府種種壓制的中共，希望通過外國記者打開新局面。

在大力對外宣傳的同時，針對隨行的國民黨記者及工作人員監控中外記者參訪活動以及挑撥外國記者和共產黨人的關系等挑舋行為，中共不甘示弱，與之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施行這一系列挑舋行為的主要是《中央日報》記者張文伯以及領隊謝保樵和鄧友德。據張文伯同僚、時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王掄楦回憶，國民黨中宣部給張文伯下達的具體任務是擴大反共宣傳和為准備在延安發行《中央日報》摸底。反共宣傳的主要內容有攻擊邊區是“封建割據”，人民沒有“真正的民主”﹔八路軍“游而不擊”，不是“真正的抗日主力”﹔邊區種植鴉片，人民生活困難﹔等等。關於第二項任務，國民黨已做好兩手准備：若中共同意，就選派骨干分子專門在邊區做反共宣傳工作﹔若中共拒絕，便以此為由取締中共在重慶的宣傳陣地《新華日報》。張文伯進入邊區后的各種反共宣傳及挑舋活動，都受到中共的重重阻礙或反擊。例如，國民黨攻擊邊區是封建割據，中共便大力宣傳“三三制”以及一系列治理措施。從中外記者的通訊報道來看，國民黨的這一說法並未被中外記者接受，甚至張文伯在報告中也表示對中共治理邊區的成效很難反駁。至於向中共提出在延安創辦《中央日報》分社，這一任務在中共堅決抵制下也不了了之。張文伯此后向當局報告，經實地觀察，認為在延安出版《中央日報》“困難很大”：一則因為中宣部給記者團配備的電台在延安尚且無法架設拍報，更何況要辦報﹔二則邊區民眾“組織很嚴密”，即使該報在延安出版也“肯定無人去讀”。（王掄楦：《〈中央日報〉記者訪問延安的前前后后》，《重慶文史資料》第26輯，1986年，第87、90頁。）

國民黨的一系列挑舋行為大多發生在抵達延安之前，即參觀延長縣、南泥灣等地之時。國共雙方經過最初幾個回合的唇槍舌劍和明爭暗斗，謝保樵、張文伯等人意識到在邊區進行反共宣傳或挑舋並非易事。進入延安之后，他們便不再有什麼公開的挑舋行為。此外，這些挑舋行為使謝保樵等人逐漸喪失對中外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自由採訪活動的控制。記者團在重慶出發時，國民黨中宣部告誡中外記者，在參訪過程中所有成員必須在領隊帶領下統一行動。在抵達延安之前，中外記者大體遵守之，並無單獨採訪活動。但進入延安后，情況發生變化，斯坦因、福爾曼、趙超構等人多次不顧禁令私自外出採訪。離原定三個月的採訪時間還差兩個月時，領隊謝、鄧二人發現已完全無法控制整個記者團的採訪活動，擔心久留不利，便找借口提前結束採訪，卻隻能將中國記者拉回重慶，而外國記者不願離開，堅持留延繼續參觀。（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90-91.）由此可見，國民黨對中外記者的宣傳活動大體以失敗告終。

國共圍繞中外記者的輿論宣傳戰，不僅發生在記者團西北之行的參訪過程中，而且還延伸至重慶。當時國共新一輪政治談判正在進行中。記者團邊區之行引起重慶各方極大關注，紛紛要求國民黨向外界闡明有關中共及邊區問題的真相。為弱化外界對此類問題的關注度，並降低記者團邊區之行可能引起的社會反響，國民黨中宣部刻意對外淡化國共矛盾與沖突。中宣部部長梁寒操對外宣稱：國共談判已解決一些問題，雙方並無嚴重分歧，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在於中共。對此，《解放日報》發表文章介紹近幾個月來國共談判進程，大力駁斥梁寒操之言論，稱國共間任何具體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在於國民政府不願“實行真正的民主”並“保証戰后和平”（《周恩來同志答復記者：國共談判迄今無結果，根本障礙在國民黨固執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解放日報》1944年8月13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冊，第534頁。）。國共圍繞中外記者的輿論宣傳戰，是為了爭奪政治聲望與民眾支持，實際上也是為各自在談判桌上增添政治籌碼。

國共圍繞中共是否“抗戰”“民主”“團結”等問題而展開的輿論宣傳戰，彼此都想掌控這些具有特殊政治意義象征符號的話語權（美國學者李普曼認為，這些象征符號“本身不指任何特定之物”，但“幾乎可以和所有的事情聯系在一起”，“成為共同感情的共同紐帶”。對政治利益集團而言，誰主宰了這些象征，誰“就能夠主宰當前的局勢”。〔美〕沃爾特·李普曼著，閻克文等譯：《公眾輿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155頁。）。國民黨欲借這種話語權的輿論力量，攻擊中共，限制其發展壯大﹔而中共則借用它進行自衛，謀求對外發展空間。對中共而言，對中外記者的輿論宣傳以及對國民黨言論攻擊的反擊斗爭，隻要能夠提供足夠的事實証據，並加以合理論証，讓外界相信中共的確是在堅持“抗戰”“民主”“團結”“生產”，這兩項宣傳目標即得以實現。從中外記者對邊區之行所發表的諸多通訊報道來看，中共對外宣傳工作較為成功。不僅持中立立場的記者對中共治理邊區大為肯定，甚至國民黨新聞系統記者或傾向國民黨的中外記者也承認其長處。如時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顧問的美國記者武道，后來在重慶《大美晚報》（英文）發表《我從陝北回來》千字文，肯定中共治理邊區的成就（張克明：《一九四四年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重慶抗戰紀事》（續篇），重慶出版社，1991年，第204頁。）。

總體而言，在這場輿論宣傳戰中，中共佔據了主導地位。國民黨雖先入為主，展開輿論攻勢，但其對中外記者所展開的諸多反共宣傳以及參訪過程中針對中共的各種挑舋行為，不僅未達預期效果，反而適得其反，最終失去對中外記者的控制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國民黨逐漸喪失關於中共問題的新聞控制力和政治話語權。國民政府發出的聲音受到質疑，話語權威受到挑戰，無疑為中共提供了機會。此外，福爾曼等外國記者大多“崇尚革命和激進”，“有社會主義傾向”（有大陸學者分析了20世紀上半葉來華美國記者群的思想特征，認為他們大多不僅僅追求“榮耀和權勢”，更“追求真理”“公平與正義”，且“憤世嫉俗”“崇尚革命和激進”“有社會主義傾向”。參見張威：《光榮與夢想的終結：美國“中國通”記者的命運及麥卡錫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2006年第4期。），因而更容易理解並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張，在國共矛盾問題上也會對中共產生某種同情之理解，這亦有助於中共宣傳戰的成功。

四、記者團西北之行對國共兩黨的不同影響

長期以來，國民黨憑借其國家權威與政治機器，控制了國內外關於中共問題的政治話語權，中共的社會輿論處境頗為被動。中外記者團西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國共之間的輿論強弱格局，為中共逐漸擺脫輿論被動困境、改變輿論生態環境提供了契機，也為擴大對外發展空間開啟了一扇大門。誠如毛澤東所言，受國民黨長期“反動宣傳和封鎖政策”影響，外界對共產黨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記者團與觀察組來延，將為其改變外界關於中共問題的輿論開辟新階段（《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冊，第535—536頁。在外國記者留延訪問期間，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先后抵達延安，直至1947年3月全部離開。）。

福爾曼、斯坦因等人的通訊稿由重慶轉發海外途中，遭到國民政府檢扣，但他們還是通過美軍軍機將這些通訊稿直接送回國（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第154頁。），公開在各大新聞媒體發表並結集出版，引起國際社會輿論廣泛關注。趙超構的通訊報道《延安一月》在海外亦引起很大反響（參見Hsiaotung Fei, “One Month in Yenan, by Chao ChaoKuo,” Pacific Affairs, Vol.18, No.4 (Dec., 1945), pp.391-393.）。這些持中間立場的記者在各自不同敘事框架的報道中，從不同側面對外展示了中共及邊區的各種影像，對塑造中共正面形象具有積極作用。例如，福爾曼的報道闡述了中共踐行的“主義”和政治綱領與共產主義大不相同，這對崇尚西方民主、排斥共產主義的英美人士而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共的排斥。斯坦因的報道梳理了國共關系發展史以及國共雙方的綜合實力概況，向外界展示出一個逐漸發展壯大、與國民黨分庭抗禮並對其權威地位已構成威脅的政黨。趙超構的報道則讓關心中共邊區政治與民主狀況的人士有了一個較為理性客觀的認識。

國際社會輿論對這些通訊報道的反響頗為積極，諸多時評雜志刊文表示對中共的同情與認可。如美國著名雜志《太平洋事務》《政治研究》等先后發表《重慶還是延安：中國面臨的選擇》（Frederick Whyte, “Chungking or Yenan: The Choice Before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19, No.2 (Jun., 1946), pp.199-202.與《戰后的中國政治》Paul M.A.Linebarger, “The PostWar Politics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9, No.4 (Nov., 1947), pp.522-542.）等文章，認可中共治理邊區的一些措施，並認為中共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1945年6月間，國民政府國宣處倫敦辦事處向總部報告，近期倫敦報刊普遍登載有關中共邊區文章，使中共“在英國的影響越來越大”，英國人也“越來越同情共產黨”（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216頁。）。蔣介石也注意到美國輿論此時“對國民黨有頗多批評”而“對共產黨則頗多同情”（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第164頁。）。對此，有學者曾指出，1943年尤其1944年之后，不少來華美國官員“對共產黨人抱以好感”，他們大多數其實與中共未曾有過接觸，其對共產黨人的良好印象，“嚴格地說並不是中共進行廣泛外交或宣傳活動的結果”，美國輿論對中共的同情，其實是“那些普通記者和外交官們”對國共兩黨進行實際考察和對比之后“自發形成的印象”（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9—440頁。美國學者肯尼思·休梅克也持這種觀點（參見〔美〕肯尼思·休梅克著，鄭志寧等譯：《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人（1927—1945）》，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01頁）。）。中外記者團西北之行對國際社會輿論的影響也大致如此。

在國內，這些通訊報道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具有一定滯后性，這主要是因為國民政府仍掌握社會輿論宣傳控制權，憑借國家機器與組織資源，千方百計防范或阻止此次採訪可能對中共產生的正面影響：一是刊登並結集出版國民黨記者張文伯的《陝北歸來答客問》、金東平的《延安見聞錄》等人的通訊報道，大力加強反共宣傳﹔二是國民黨中宣部安排一系列訪延報告會，進行反共宣傳﹔三是檢扣外國記者的通訊報道，兩年之后才開始在國內陸續翻譯出版。此外，大眾受國民黨反共宣傳影響已久，短時期內也難以改變他們對中共的原有認識，這也會導致公眾輿論變化產生滯后性。最早在國統區引起輿論轟動的是趙超構於1944年6月始在《新民報》刊登的連載報道以及隨即結集出版的《延安一月》，被時人視為第一部由國人自己撰寫的較為客觀全面評介邊區之佳作。

雖然目前很難判斷中外記者西北之行及其通訊報道對國內社會各界輿論的整體影響，但對於游離在國共兩黨之間、具有敏感政治嗅覺的民主人士而言，影響是較為明顯的。國民黨當局不堪國際輿論壓力，不得已而組織的中外記者團正式參訪活動，本身就已對外表明：中共在不斷發展壯大，引起了盟國關注。與中國社會高層人士來往密切的美國記者斯坦因在離延返渝時發現，中間派人士對中共的輿論同情與支持日漸增多，對國民政府的批評以及支持中共向當局提要求變得“更為直言不諱”﹔有些原本經過“精心挑選的馴服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也開始超越職權范圍，強調與“共產黨和解的必要性”（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463,466.）。

由此可見，經此輿論宣傳大戰，中共的國內外輿論生態環境得到極大改善，開始擺脫長期以來的輿論被動困境。與此同時，這一年國共政治格局發生了一些潛在變化（台灣學者郭廷以認為，1944年對國民政府來說是艱險的一年，內部動蕩，物價上漲，日本大舉進攻，美國壓力愈增，中俄關系繼續惡化，中共要求不斷擴大。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0 頁。），美國也開始直接插手國共關系，加之外界輿論支持，中共在國共談判中的態度越來越強硬。蔣介石身邊幕僚唐縱在是年10月間的日記中寫道：“共產黨日見猖狂，不但要求政府承認其私自擴充之部隊，近且公然呼喊召集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而各黨派亦和而應之……共產黨何以敢如此崛強，因為：（一）國際輿論日（漸）對我中央不利﹔（二）各黨派均對中央不滿﹔（三）黨內亦不滿現狀﹔（四）中央處境日趨艱難……共產黨認為此系革命高潮，故猖狂日甚一日。”（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462頁。）這是唐縱日記中第一次出現“中共猖狂”之文字，可見此時中共在談判中之強硬態度。中共向國民政府提出組建“聯合政府”之要求，表明一直與國民黨艱難周旋、謀求生存的共產黨人，此時的政治訴求由爭取“民主”“合法性”等生存問題開始提升到未來的前途發展問題。

中外記者團來訪對中共而言還有另一層意義。1944年8月，中共中央首次發布關於外交工作正式文件《中央關於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來訪並非普通的訪問和觀察，應視其為中共開展的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是中共“外交工作的開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第314頁。）。中共此前對國際統戰工作雖已重視，但對外交往活動基本上都屬於非官方的民間交往。外國記者來訪和美軍觀察組駐延標志著中共與國際社會的交往逐漸從民間交往轉向官方外交，這是中共國際宣傳與國際統戰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

對國民黨而言，中外記者關於邊區的通訊報道引起國內外輿論不小轟動，輿論處境隨之每況愈下。首先引起輿論波動的是國民黨內部各派人士。在記者團訪延之前，國民黨人並不了解延安時期中共的真實情況，很多人對中共的印象和認識還停留在戰前的十年內戰時期。據斯坦因分析，這是因為大多數國民黨新聞記者及蔣介石本人長期以來都“受了嚴重的蒙蔽”，重慶“那些唯唯諾諾”之人常將“那些他（指蔣介石）想要知道的延安情況告訴了他”。而西安的地方實力派希望將蔣介石推向國共內戰，自己漁翁得利，所以向其提供了“許多不真實的情報”。記者團中的國民黨隨行人員有兩人“很坦白地”向斯坦因承認，蔣介石讓記者團訪延是“嚴重的錯誤”，假使蔣介石還以為長期逗留將使記者們“相信共產黨的行政工作只是一場鬧劇”，那就是“更大的錯誤”。這些國民黨人親訪延安后，意識到“延安比他們所想象的更強大、更成功和更穩定”，也由此“更加仇恨和恐懼共產黨”。（ 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91-92.）重慶國民黨當局在檢扣外國記者通訊報道中也發現真實的中共並非其之前所想象。蔣介石和他的親信“都慌張起來”，他們“低估了共產黨的力量——物質的和精神的”，在對中共發展現狀唏噓不已的同時，也不得不開始重新認識和評估中共。雖然國民黨內部不同派別之間對中共的認識和態度產生的變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對中共的存在給國民黨統治所帶來的危機與壓力甚感憂慮。（Gunther Stein, 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pp.466,460-462.）這一時期，唐縱也在日記中多次描述了國民黨內部人心浮動狀況以及對中共問題的焦慮心態（參見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441—482頁。）。

國民黨內部對這些通訊報道的反應尚且如此，若對外發表，其結果可想而知。為此，當局採取了各種抵制措施，包括嚴格檢查所有外國記者向海外發出的任何有關中共及國共關系問題的通訊稿﹔嚴密監控對中共抱以同情態度的外國記者的行蹤，禁止其再赴延安﹔加強海外的反共宣傳以抵制中共利用記者團延安之行在海外發動宣傳攻勢﹔制定《記者團返渝后運用辦法（草案）》，搶在外國記者之前先發表張文伯、金東平等人的採訪報道，並安排張文伯多次在不同場合作反共宣傳的訪延報告，以抵制外國記者及趙超構等人的影響（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206—214頁。）。政府當局對外國記者的一系列管制措施以及嚴苛的新聞檢查制度，最終導致雙方矛盾激化，英美輿論界一時間對國民政府的批評風起雲涌。1945年4月，國民黨國宣處倫敦辦事處致函王世杰，告之《倫敦新聞紀事報》記者蓋爾德“由渝被驅逐”后，在英國散布言論說“中國沒有言論自由”，英國由此“不願再派記者來華”。美國輿論對國民政府批評日甚，曾虛白不得不提出要當局“少給外國記者以無謂的刺激”。（武燕軍等：《抗戰時期在渝外國記者活動紀事》，《重慶文史資料》第30輯，第215—216頁。）國民黨當局雖殫精竭慮，但仍不能扭轉此后對中共的輿論封鎖與管制逐漸失效的局面，自身的國內外輿論處境亦日趨被動。駐渝外國記者各顯神通，繞過新聞檢查對外拍發有關中共的正面報道。1945年8月，由重慶國訊書店未經國民黨當局審查而擅自出版民主人士黃炎培撰寫的《延安歸來》一書所引發的拒檢運動，最終導致國民黨嚴苛的戰時新聞檢查制度被廢除。

由上可見，中外記者團西北之行以及他們的通訊報道在海內外的公開發表，使國內外輿論生態環境發生了一些有利於中共方面的變化，而國民黨輿論環境卻日趨惡化。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共兩黨關於中共及國共關系問題話語控制權的強弱懸殊態勢，使中共隨之逐漸擺脫由於長期遭受國民黨重重封鎖所導致的各種被動處境。從這些變化中，也不難判斷國共之間這場輿論宣傳戰的勝負結局。

五、余論

1944年國共圍繞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所展開的輿論宣傳戰，從某個角度而言是一場政府與挑戰者之間爭奪有關中共政治合法性問題的新聞話語權之戰。新聞媒介對公眾輿論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使得任何政治利益集團或政治人物在激烈的政治競爭中，都不能不介入新聞媒體領域的爭奪戰。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一個社會階層結構以“兩頭小、中間大”（《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頁。）為重要特征的國家，爭奪新聞媒介話語權、獲得佔人口絕大多數中間勢力的支持，對國共政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必須維持合作、共同抗日的局勢下，國共政爭也主要體現在政治宣傳領域，雙方在新聞媒體領域的競爭是彼此為謀求政治控制權和各種政治利益而展開的大規模政治競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前國共在近20年的輿論宣傳戰中，由於雙方極其不平等的政治地位，彼此對新聞媒體資源的佔有和運用產生很大的天然差距，致使中共的輿論宣傳一直處於劣勢。此次記者團西北之行的主角是外國記者，他們不受制於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共間由於政治地位懸殊而導致的輿論宣傳方面的不平等競爭問題。

一般而言，政治對新聞媒介的影響大於新聞媒介對政治的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新聞媒介不會影響政治進程。對於政治發展進程而言，新聞媒介是一種強大的催化劑，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影響政治議程設置﹔推動或夸大政治上的成功或失敗﹔可充當弱勢一方的獨立支持者﹔可動員第三方介入政治沖突﹔在建構有關政治的社會框架過程中，新聞媒體是“核心的中介”。其中第二、三、四方面的影響與作用，是此次輿論宣傳戰對國共政爭重要性之所在。那麼，影響新聞媒介對政治競爭和沖突發揮作用大小的決定性因素到底是什麼？理論界給出的常見答案是“政府對政治環境的控制水平”，即如果政府成功主導政治環境，新聞媒介就很難發揮獨立作用，而成為政府的第四部門﹔如果政府缺乏或喪失對政治環境的控制能力，會讓新聞媒介有機會施展其第四權職能，或者至少能向公眾提供大量消息來源和不同觀點，供大眾自由選擇。對政府的挑戰者而言，新聞媒介若能發揮媒體的第四權職能，就為這些挑戰者提供了重要的機會，他們通過媒介“推銷他們自己的解釋框架（即發出自己的政治聲音）”。（〔澳〕加迪·渥夫斯菲德：《政治競爭模式》，〔澳〕西蒙·科特主編，李兆豐等譯：《新聞、公共關系與權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12、113頁。）

1944年國民政府所面臨的困難處境和內外危機，極大影響了國民黨對政治環境的控制能力。實際上，抗戰時期國民黨政治控制能力的核心能量，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作為領導凝聚全國抗戰力量的政治權威和中心地位。一旦這種政治權威和中心地位受沖擊，政治控制能力也必然會削弱。是年，國民黨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內部倒蔣勢力暗流涌動、與汪偽政權及日本密謀和談（蔡德金編注：《周佛海日記》（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1074、1035頁。），以及為准備戰后決戰中共所採取的一些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措施等，都極大影響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政治權威，導致其政治控制能力隨之下降。在這些事件中，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對國民黨政治權威的沖擊最大。在抗戰號召下，國民黨一黨統治與獨裁專斷可勉強被民眾忍受，內部諸多政治問題也會被淡化﹔但抗戰軍事失利使民眾壓抑許久的不滿情緒集中爆發，國民黨內部被隱藏的政治問題也隨之浮現。此外，抗戰軍事失利也引起國際社會對國民黨軍事和政治問題的極大不滿與批評。如此內外雙重壓力必會削弱國民黨對政治環境的控制能力，從而導致對新聞媒體的約束管制能力隨之下降，這一時期重慶新聞界尤其駐渝外國記者對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制度及邊區新聞封鎖政策的不滿日益公開化是最明顯表現。福爾曼、愛金森等多次向當局強烈要求解除對中共的言論管制和新聞封鎖，申請赴延採訪便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國民政府內外處境每況愈下，外國記者要求解除對邊區的新聞封鎖，無疑為中共擴大對外宣傳和發展空間提供了機會。通過新聞媒介尤其是第三方新聞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展示自我形象，得到認可，並通過它們擴大對外宣傳，比單純依靠自身力量進行宣傳無疑更為有效。在國共前后長達20余年的輿論宣傳戰中，這次較量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雙方政治宣傳戰的強弱格局，對中共而言具有轉折性的積極意義。中共此次對外宣傳的成功，從技術層面而言，除了國民黨宣傳策略失誤以外，更是中共自身宣傳工作精心布置與周密安排之結果，當然中共治理邊區本身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實。此外，這次對外宣傳的成功與當時延安的社會生態環境也是息息相關的。40年代的延安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從中共干部到普通民眾都已被充分地動員和組織起來，中共治理邊區的成就也是靠著這種高度組織化社會形成的民眾力量而取得的。同理，中共對外宣傳的成功也得益於這種民眾力量。在這種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裡，中外記者看到了邊區干部與民眾上下齊心、思想一致、積極勞作，有抗戰熱情與斗志，從中也看到了中共的領導組織才能、凝聚力及其發展潛力。

在國共之間各種形式的斗爭中，輿論宣傳領域的斗爭雖不像軍事斗爭能直接決定成敗，也不如政治斗爭、經濟斗爭的影響力大，但它是其他各種形式斗爭的催化劑，能夠影響其他斗爭的進程乃至結果。中共此次通過第三方媒體對外展示了自己的形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由此而獲得的輿論同情與支持為共產黨人在談判桌上增加了不少籌碼，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諸多第三方人士開始介入國共之爭。此外，學界普遍認為的國共兩黨在1944年前后所發生的攻防態勢轉換（楊奎鬆梳理分析了這一時期“國共攻防態勢轉換”的具體過程。參見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61—505頁。鄧野也認為1944年至1946年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國共關系的政治轉型時期”。參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導論”第5頁。），與是年中外記者團西北之行，兩者發生的時間如此接近，應該也不是簡單的巧合。蔣介石在1956年底出版的《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一書中檢討國民黨丟失大陸之教訓時，就談到國民黨在輿論宣傳方面的不足。他認為國民黨“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此為“反共組織和技術”方面之重大失誤。作為國共政爭中弱勢一方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對輿論宣傳的作用則有更深的體會：“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94頁。）

*本文是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傳媒引領社會輿情研究”（15AKS0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武漢43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