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開始的全軍臨戰狀態何時結束

一、問題的提出

1969年3月，中國與蘇聯在邊境地區發生珍寶島武裝沖突。為了防備蘇軍可能的入侵，3月15日，毛澤東指示“要准備打仗”。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將戰備擺在了突出位置，提出：“我們要作好充分准備，准備他們大打，准備他們早打。准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准備他們打核大戰”﹝1﹞。之后，全軍把加強戰備、准備打仗放在工作的首位。

1969年9月，根據蘇軍動向，軍隊的戰備程度開始提高。9月10日，軍委辦事組向全軍發出加強戰備的命令，“要求全軍做好防敵突然襲擊的准備，‘三北’（指東北、華北、西北。）地區和海（邊）防第一線部隊，以及要地防空部隊，立即著手加強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保持高度的戒備狀態，隨時應付可能的突然情況”。﹝2﹞國慶節期間，為了防止蘇聯發動突然襲擊，根據林彪的指示，10月1日凌晨，“三北”各軍區和相關軍兵種部隊“進入了一級戰備”。國慶節平安度過后，10月3日晚，本次戰備狀態宣布結束。10月中旬，隨著蘇聯代表團預定來北京參加邊界問題談判的日子臨近，全軍戰備又一次升級。根據林彪的第一個號令（通常稱為“一號命令”），從10月18日開始，全軍實施緊急疏散，進入臨戰准備狀態。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記載：“在隨后半年多的時間裡，部隊一直處於緊急戰備和疏散待戰狀態，到1970年4月底稍有緩解。此后數年間，‘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一直是軍隊的戰備指導方針，全軍部隊仍然處於隨時應付戰爭的緊張狀態。”﹝2﹞（p.109）但是，臨戰狀態何時結束？此后數年間部隊長期處於何種戰備狀態？書中並沒有明確說明。學術界至今對此問題也缺乏研究。

到了1985年五六月間，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提出把軍隊工作由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准備狀態真正轉入和平建設的軌道。（參見楊尚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6年12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新時期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頁﹔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八十年大事記》，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頁。

）這句話意思是說，軍隊工作在過去一直是處於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那麼，這裡是否是指軍隊也處於這種臨戰狀態呢？中央軍委領導人對這一思想曾作過解釋。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說：“軍隊總是要准備打仗的，但這種准備打仗，不是我們過去那種想法，似乎大仗明天早上就要打起來，軍隊總是處於臨戰狀態，弦繃得很緊，鬆不下來。”﹝3﹞國防部部長張愛萍也說：“我們軍隊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處於‘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盤馬挽弓箭不發’這樣一種臨戰狀態中”。（張愛萍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5月30日。）可見，上述軍隊工作的臨戰准備狀態就是指軍隊處於臨戰狀態。

1985年實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意義非常重大，無疑是正確的。但認為此前軍隊或者軍隊工作一直處於長期的臨戰狀態，這種認識是否符合實際情況卻值得研究。難道1969年開始的全軍臨戰狀態一直到1985年才結束？抑或自1965年4~5月全軍作戰會議上明確“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想﹝4﹞后，全軍即進入臨戰狀態，一直到1985年實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后才結束？（長期以來，學術界也存在這種觀點，認為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軍隊乃至整個國家都處於臨戰狀態。如李士順：《試論建國后毛澤東戰爭與和平理論的得失》，《軍事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楊倩：《試論毛澤東關於戰爭不可避免思想的演變及其影響》，《軍事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等。）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臨戰狀態的含意。臨戰狀態是一個有特定語義的軍事用語。

1970年7月，中央軍委頒發了全軍戰備等級的規定，要求全軍在任何時候都要“經常保持一定程度的戒備”，根據情況需要，“適時提高戰備程度，由經常戒備進入一級或二級戰備”。在經常戒備中，各部隊“就應注意疏散隱蔽。當進入等級戰備時，應進一步疏散隱蔽”。

由經常戒備轉入高度戒備狀態，為二級戰備，要求海（邊）防守備部隊和一線部隊抓緊進行各項作戰准備，指定值班部隊進入陣地和待機位置﹔擔負要地防空和保衛重要目標的部隊，做好戰斗准備﹔擔任機動作戰的部隊，根據命令，迅速調整部隊，抓緊進行各項作戰准備﹔執行生產、施工、“三支兩軍”等任務的部隊，做好收攏准備並進行相應的作戰准備。大軍區級以上領率機關的兩套班子，第一套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第二套堅持正常工作。

由經常戒備或二級戰備轉入臨戰狀態，為一級戰備，要求海（邊）防守備部隊和一線部隊，進入陣地和待機位置，完成一切作戰准備，嚴陣以待﹔擔任要地防空和保衛重要目標的部隊進入戰斗位置，隨時准備作戰﹔擔任機動作戰的部隊，應迅速完成一切作戰准備﹔執行生產、施工、“三支兩軍”等任務的部隊，根據命令，立即收攏集中，進行作戰准備，待命行動﹔大軍區級以上領率機關的兩套班子，均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這個規定一直沿用到1984年中央軍委出台新的戰備等級規定后始作廢。

新戰備規定中取消了高度戒備狀態、臨戰狀態等提法，但在一級戰備的要求中，明顯體現的是過去的臨戰狀態，並使用了“臨戰戰備動員”、“完成一切臨戰准備”等相近的表述。可以看出，此后臨戰狀態一詞的含義，仍然是指武裝力量在臨近戰爭爆發或作戰部隊、分隊受領作戰任務后而進入的隨時准備實施作戰行動的狀態。

在1970年7月頒發全軍戰備等級規定之前，全軍還沒有戰備規定，研究彼時戰備情況，也可以參考戰備等級規定中關於臨戰狀態的含意以及一級戰備、二級戰備和經常戒備的區分。因為，戰備等級規定是在總結過去做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基本符合此前戰備的情況﹔而且在1969年10月的兩次緊急戰備中，中央軍委已經使用了“臨戰狀態”、“一級戰備”等提法。

由臨戰狀態的實踐和規定可以看出，部隊進入臨戰狀態有以下兩個必要條件：一是面臨即將進行戰爭的緊急情況﹔二是部隊受領作戰任務。根據這樣的認識，我們來分析一下全軍在不同時期的狀況應屬何種戰備狀態。

二、由“一號命令”開始的全軍臨戰狀態何時結束

1969年10月18日夜間，按照“一號命令”，全軍以預防蘇軍大規模突然襲擊的姿態進行戰備。執行緊急疏散的部隊約有陸軍90余個師、520余個團，海軍430余艘艦艇，空軍4100余架飛機。﹝2﹞（p.109）自中央軍委至軍、師、團各級指揮機構均進入戰備指揮所。這時，全軍所處的狀態就屬於一級戰備，即臨戰狀態。此次戰備在程度上與國慶節期間一致，都是一級戰備﹔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全軍范圍的，且持續時間更長。

全軍進入臨戰狀態后，沒有馬上發生預想的蘇軍大規模入侵。中央軍委考慮到中蘇繼續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談判處於僵持局面﹔尤其入冬以后江河冰封，有利於蘇軍大規模坦克機械化集群機動，仍然隨時存在著發生蘇軍入侵的危險，決定全軍在一個時期內要保持戰備狀態。10月23日，總參謀部傳達軍委辦事組指示：疏散出去的部隊，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各部隊要繼續保持良好的戰備狀態，抓緊時間進行戰備訓練，保持常備不懈。

預想的戰爭遲遲沒有發生，而部隊在嚴寒的冬季日復一日地進行著艱苦的疏散待戰，這種狀態要長期堅持下去是比較困難的。中央軍委和總部機關反復指示，要加強對部隊的戰備思想教育和動員工作，並通過召開各級戰備會議、領導機關下部隊視察、頻繁發出戰備指示（例如，中央軍委：《高度加強戒備，防止蘇修突然襲擊》，1969年12月12日﹔軍委辦事組：《元旦、春節戰備指示》，1969年12月18日﹔中央軍委：《關於防備蘇軍從海上進攻的指示》，1970年1月20日﹔中央軍委：《提高警惕嚴防蘇修挑舋》，1970年2月23日﹔全國人民防空領導小組發出關於人民防空工作指示，1970年2月26日﹔中央軍委向“三北”的四個軍區發出《關於提高警惕，嚴防敵人抓一把就走的指示》，1970年3月9日﹔等等。）等措施，以使部隊保持高度緊張的臨戰狀態。

1969年11月，根據毛澤東、林彪的指示，軍委辦事組組織總部領導，北京、蘭州、新疆軍區和華北、西北八省、市、自治區領導到東北地區參觀見學落實戰備的經驗。（黃永勝在聽取赴東北地區學習的各省市同志匯報時的指示，1969年11月22日。）12月，召開全軍戰備工作會議，檢查戰備落實情況，提出戰備工作任務。會議指示：當前部隊和機關所進行的疏散，是防敵突襲、保存我軍作戰能力和鍛煉部隊適應戰時要求的重要戰備措施，必須教育部隊做長期打算。各軍區尤其是地處“三北”的軍區也分別召開戰備會議，並以多種形式進行戰備教育和動員。1970年2月23日，中央軍委發出了《提高警惕嚴防蘇修挑舋》，指出：近月來，蘇軍在靠近中國邊境地區的動向十分異常，似在積極進行軍事挑舋的准備。3月2日是珍寶島事件一周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100周年，都是敵人可能挑舋的時機。總之，在黑龍江、烏蘇裡江解凍之前，蘇聯都有可能尋機挑起新的邊境事件。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估計絕不會是珍寶島事件的重復，其規模可能更大，持續時間可能更長，整個東、西邊境都可能出現比較緊張的局面，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充分做好應付敵人挑舋的准備。

到1970年4月下旬，全軍部隊疏散已經歷時半年，戰爭仍沒有發生。寒冬已經度過，北方河流中厚厚的冰蓋正在消融，坦克機械化部隊行動的有利時機已經過去。隨著疏散時間的持續，加之天氣轉暖，南方已到梅雨季節，部隊在供應補給、生活管理和住房等方面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武器裝備的偽裝、保養也出現一些困難。

據此，1970年4月24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部隊疏散的指示》，要求對部隊疏散工作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北方有條件的地區要把人、馬、車、炮裝備逐步窯洞化，建設能防、能生活、堅固耐用、平戰結合的戰斗營房﹔疏散地區住房擁擠，原營房在山區和遠離大城市、交通樞紐和重要目標的部隊，雨季期間可撤回營房，有情況再迅速就地疏散﹔原營房在大城市、交通樞紐或重要目標附近的部隊，雨季期間，可以1/3或1/2輪流回營房，以2/3或1/2進行野營訓練﹔長江以南地區部隊的一些重型裝備，梅雨季可回營房維修保養﹔海軍艦艇部隊繼續保持疏散，大型裝備分散在港灣錨地，小型裝備分散在小港和輪渡疏散，定期回基地、港口進行補給、維修和休整。

此后，部隊的疏散進入長期化，根據不同情況，有的繼續疏散，有的返回營房，有的按比例輪流野營與返回營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部隊解除疏散，全部返回營房。

1970年4月24日以后，全軍處於何種戰備狀態，在中央軍委的指示中並沒有明確說明，但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中央軍委認為應對蘇軍大規模突然襲擊的緊迫性降低了，已經解除了過去關於蘇軍可能利用某些時機發動襲擊的情況判斷。如中央軍委允許住房擁擠、營房在山區或遠離大城市、交通樞紐和重要目標的部隊撤回營房，要求他們“有情況再迅速就地疏散”﹔對輪流回營房部隊和撤回營房維修保養的重裝備，要求搞好緊急疏散計劃，“一有警報，立即疏散”。這就是說，當下沒有敵人進攻的情況和警報，也沒有對部隊賦予作戰任務，因此對部隊疏散的要求有所降低。這與之前一直判斷蘇軍可能在某個時候發動襲擊，不斷要求部隊加強戒備，做好戰斗准備有明顯變化。因此可以判斷，4月24日指示之后，全軍即解除臨戰狀態了。

不久，毛澤東發表的對戰爭形勢的判斷也說明關於戰爭問題認識上的變化。1970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在談到世界形勢時毛澤東說：“世界主要的傾向是革命。”5月20日，毛澤東在署名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即“五二〇聲明”）中，公開宣布“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5﹞在當時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毛澤東判斷世界形勢也是對戰爭與革命進行權衡，他提出“主要傾向是革命”，即認為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處於上升時期，而美蘇“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力量相對受到抑制，發生戰爭的危險下降了。后來，黃永勝在解釋“五二〇聲明”時也說，“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戰爭的可能性小了”（黃永勝在軍委辦事組首長接見三個會議代表時的講話，1970年6月5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全軍解除了臨戰狀態。

既然4月24日指示之后全軍不再是臨戰狀態，那麼是處於一種什麼戰備狀態呢？

這一時期，中央軍委盡管不再判斷蘇聯將在某一時間發動侵略，但認為戰爭危險仍然存在。毛澤東多次強調戰備問題。（1970年7月20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世界大戰的危險存在，要有所准備，在反美反修各條戰線上都不要放鬆警惕，主席每次見到我們都講，再三囑咐。”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頁。）黃永勝也說：“這個仗究竟什麼時候打，現在沒有辦法估計，因為我們不是美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參謀長。據我估計，打仗是免不了的。”在醞釀撤回部分疏散部隊時，他擔心“這樣一調整部署，部隊思想又可能麻痺起來”（黃永勝接見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全體同志的講話，1970年4月21日。）。關於戰備的程度問題，林彪指出：要“隨時加以適當的具體調整，太鬆了的做法要使其加緊，過度緊了的地方要使其適當減輕”，“部隊戰備應當比去年國慶節以前大大加強”。4月29日，軍委辦事組在關於部隊疏散的補充指示中傳達了林彪的指示，並要求部隊的戰備思想教育、戰備訓練等隻能加強，不能削弱﹔同時指出，部隊戰備活動要有張有弛，既要防止鬆勁麻痺，又要防止人為的緊張。

上述指示是判斷1970年4月24日以后戰備程度的依據。首先可以肯定，軍隊的戰備程度發生了變化，否則沒有必要作疏散的調整並提出上述一系列要求﹔其次是戰備的緊張程度降低了，同時又要求部隊繼續保持一定的緊張度，而且以1969年國慶節前的戰備狀態作參照。

如前所述，1969年9月10日，軍委發出戰備命令，要求“三北”地區和海（邊）防第一線部隊“保持高度的戒備狀態”。這就是國慶節前的戰備狀態。如果按照后來的全軍戰備等級規定，高度戒備狀態即二級戰備。在此基礎上戰備程度還要“大大加強”，應該就是保持一級戰備，但這樣就等同於國慶節期間的戰備程度了。顯然這不是林彪指示的精神。應該說，這裡“高度的戒備狀態”用法並不規范，不能等同於后來規定的二級戰備。而且，當時的戰備並沒有要求部隊進行疏散隱蔽，“值班部隊進入陣地和待機位置”以及高級領率機關組織一套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等，因此，國慶節前的戰備是低於二級戰備的。要求比國慶節前戰備“大大加強”（“大大加強”，是具有林彪特點的帶有夸張意味的口語化表達，不能看作嚴謹的說法，可以理解為在程度上有提高。），又不同於國慶節期間的戰備，據此，可以判斷4月24日以后全軍的戰備程度應相當於二級戰備。

從部隊活動的情況來看，經過艱苦緊張的冬季以后，部隊戰備程度也明顯降低了。當時全軍擔負戰略預備隊任務的部隊是步兵13個軍，共有39個師部、182個團又131個營。這批部隊進行全訓的僅佔39%。其中，全師進行訓練的隻有1個師，師的大部分進行訓練的有4個師，大批部隊擔負了生產、營建、施工和“三支兩軍”等任務。

需要說明的是，不能以部隊是否疏散來判斷是否處於臨戰狀態。根據當時的戰備規定，部隊在經常戒備中就要注意疏散隱蔽，進入二級戰備和一級戰備時要進一步疏散隱蔽。

總之，由“一號命令”開始進行的全軍戰備持續時間比較長，但是並非一直處於臨戰狀態。屬於臨戰狀態的是1969年10月18日至1970年4月24日，前后約半年的時間。

三、軍隊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並非處於臨戰狀態

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完整表述是：“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放鬆自己的革命警惕性，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准備，准備他們大打，准備他們早打。准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准備他們打核大戰。”﹝6﹞這不僅是軍隊戰備也是國家與戰備相關的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在這裡我們隻論述其在軍隊工作中的作用。因為戰備工作是國防和軍隊建設各項工作的核心內容，這一思想影響到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方方面面，因此通常也稱為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

這一思想是自1964年6月以后至1965年逐步明確起來的。1965年4~5月間，中央軍委召開全軍作戰會議，明確提出：打與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備上﹔美國和蘇聯是否會聯合起來侵略中國，要准備蘇聯參戰﹔打不打原子彈，要放在打原子彈的准備上﹔遲打還是早打，要准備早打。﹝4﹞（pp.393~394）這一思想的提出，改變了新中國成立十余年來中央對世界戰爭形勢的判斷。過去總的看法是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但近期打不起來﹔現在則認為世界大戰的危險性提高了，要准備早打。中央在提出這一思想的同時也指出，這是立足於最壞的可能，但並不是說馬上就打，“不是現在就岌岌可危不可終日了”，而是強調做好戰爭准備的重要性，引起人們對戰爭問題的重視。﹝4﹞（p.394）

事實上，相關提法在1964年的軍事文件中即時有出現。1964年5月，中央軍委交通戰備規劃小組就提出“立足於早打、大打”作為編制交通戰備規劃的指導思想。1965年這一思想被明確后，軍隊全面加強了戰備工作。全軍作戰會議制訂出新的作戰計劃和戰備計劃草案，對設防、武裝力量動員等問題進行了安排部署。﹝4﹞（p.394）

提出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想不等於軍隊進入臨戰狀態。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思想是中央對總的戰爭形勢做出的趨勢性判斷，是比較長期的戰略性思想，是可以持續數年或十數年相對穩定的指導思想﹔進入臨戰狀態是針對具體戰爭跡象而發出作戰指示后，部隊持續時間相對短暫的戰備活動，是軍隊的戰備狀態，是根據即時的敵情變化經常變化的。二者並不具有必然的邏輯關聯性。盡管在這一思想提出前后，軍隊工作中經常有“以臨戰的姿態”做好各項工作的提法，（如：1965年2月8日，中央軍委要求部隊訓練“繼續以臨戰的姿態和革命的精神，充分發動群眾，推廣先進經驗，搞好普及工作”。1965年4月23日，總參謀部《關於加強戰備訓練的指示》，要求全軍以臨戰的姿態，在做好戰備思想動員的基礎上，搞好戰備急需的軍事訓練。1965年7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召開民兵工作會議，要求“以臨戰的姿態，加緊做好戰爭准備”。）但是與軍隊進入臨戰狀態仍有根本的區別。同時，要看到，當時“臨戰的姿態”是帶動員性質的形容提法，並不是指具體真實的“臨戰”。

自1965年4~5月明確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想到1985年5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定改變這一思想，前后持續了整整20年。在這20年間，就全軍范圍來說，隻有很短的幾段時間處於臨戰狀態。

1965年提出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思想不久，除參加援越抗美作戰的部隊處於臨戰狀態外，全軍處於正常的戰備狀態。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軍隊正常的戰備狀態受到運動的影響。1967年、1968年全軍大批官兵投入“三支兩軍”，正常的軍事訓練被取消，部隊基本的戰備狀態也無法保持了。1967年1月23日，林彪指出：“軍隊機關工作要把革命（指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筆者注）擺在第一位，戰備和其他工作要照顧一下”。[1]1969年3月，中蘇發生珍寶島武裝沖突，毛澤東提出“要准備打仗”之后，部隊開始恢復戰備訓練。但是直到9月，部隊仍處於正常的戰備狀態。即使在對蘇最前線的東北地區也是10月以后才進入持續的臨戰狀態。（林彪接見出席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全體同志的講話，1967年1月23日。）

如前所述，從1969年10月開始，全軍有半年的時間處於臨戰狀態。中央軍委也認為，1969年10月戰備疏散之前，多年間全軍基本上處於和平時期的戰備狀態。（沈陽軍區的報告認為：“我們的戰備工作……還有很多工作未落實。二十年和平環境帶來的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中央軍委也要求“利用備戰疏散改變二十年來的和平生活習慣和平時的工作作風，使部隊適應作戰要求”。當時經常有材料提到“二十年和平環境”，這是一個籠統的、大概的說法，但至少可以說明在1969年10月之前的數年間，全軍總體是處於和平環境中的。）從1970年4月下旬開始，中央軍委改變了對發生戰爭的危險性判斷，全軍解除了臨戰狀態，經過一個時期的高度戒備狀態后，即進入正常戰備狀態。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為了防備蘇聯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9月14日至11月11日，全軍進入臨戰狀態。1976年，由於毛澤東的逝世，為防止敵人趁機入侵，全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次臨戰狀態持續26天后轉入正常戰備。（同年周恩來總理逝世，部分軍區和海、空軍受命加強戰備，而沒有明確進入一級戰備。抓捕“四人幫”后，10月9日，中央軍委命令“三北”軍區和海、空軍的一級、二級部隊加強戰備，隨時准備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也不等於進入了臨戰狀態。）之后的一次全軍性臨戰狀態出現在1978年年底。1978年12月，部分部隊受命參加對越自衛還擊作戰，開始進入臨戰狀態。同月，為了防備蘇軍軍事挑舋和突然襲擊，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沈陽軍區、新疆軍區、蘭州軍區先后進入緊急戰備。1979年1月，遵照總參謀部的指示，其他各軍區部隊先后展開了臨戰訓練。3月16日，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結束后，各軍區陸續結束臨戰訓練和緊急戰備。從4月初開始，全軍普遍轉入了正常戰備訓練。自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間，盡管當時的提法幾乎沒有使用“臨戰狀態”一詞，但是這期間全軍的戰備狀態可以認為相當於臨戰狀態。自這次臨戰狀態之后至1985年中央軍委決定將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由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轉入和平時期建設為止，再沒有出現過全軍性的臨戰狀態。另外，1985年實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后，全軍的戰備狀態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以上事實說明，關於1985年軍隊建設指導思想轉變之前，全軍長期處於臨戰狀態的提法是不准確的。以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為指導思想的20年間，這一思想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經過1969~1971年的緊張戰備后，從1972年開始，毛澤東就指出：“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口裡講要打中國，實際上想要吞並歐洲”。之后，毛澤東又數次這樣說過。﹝7﹞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仍然堅持這一戰略判斷。（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講話指出：現在蘇聯戰略重點在西方，如果要大規模向中國進攻，它的戰略重點必須轉移一下﹔1980年4月15日，鄧小平在講到80年代形勢時說：毛主席多次跟世界上的政治家講，蘇聯的戰略重點在西方。現在蘇聯戰略在東方加強了，但它的重點還是在西方。它還是沒有放棄重點在歐洲﹔1980年6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戰略研究機構訪華團時說：從70年代初開始，我們就一直估計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等等。）就是說，這一時期中央判斷不存在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緊迫危險性，但是在具體的戰爭准備上，中央並沒有馬上放鬆戰備。直到1975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才提出：戰爭在三五年內打不起來，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判斷。﹝2﹞（p.238）

1979年，鄧小平提出“世界大戰十年內打不起來”。﹝8﹞1980年，正值世界形勢動蕩之際，各國的政治分析家們對發生世界大戰的危險看得比較嚴重，鄧小平仍然認為：世界大戰“冷靜地判斷，爭取幾年時間還是可能的”。（鄧小平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0年3月12日。）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也說：“八十年代會不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很難說。但是隻要工作搞得好，是可以推遲戰爭的。”（華國鋒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80年3月12日。）不久，華國鋒又說：“第三次世界大戰還不會很快到來，不是迫在眉睫，不是說今年，明年馬上就打起來。”（華國鋒在軍委常委會議結束時的講話，1980年7月15日。） 1981年，鄧小平又說：“我看大仗幾年打不起來……不要自己嚇唬自己，造成人為的緊張”。﹝8﹞（p.186）1983年11月，中央軍委制定的《軍隊建設綱要》提出：“在八十年代，乃至更長一點時間，爆發大戰的可能性較小，霸權主義向我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也不大”。1984年11月，鄧小平又說：“仗打不起來這個話，我們多次講過，過去講十年，現在過了幾年，還可以說十年。”﹝8﹞（p.265）

由上可見，關於世界大戰“早打”的觀念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即謹慎地發生轉變，中期開始即有條件地改變了“早打”的判斷，1979年以后即基本放棄了准備“早打”的指導思想。所以，1985年，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思想轉變時，“早打”的思想預先已經轉變了。這時轉變的主要是“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方針，並由此開啟了准備打贏一般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新時期。

考察1985年軍隊建設指導思想戰略性轉變中對臨戰狀態的用法可見，當時並非嚴格按照臨戰狀態一詞的含意使用的，一般可以理解為臨戰狀態思想，而不是具體的臨戰狀態行動，即過去指導思想始終處於“臨戰狀態”，致使一切戰備工作想現實多，想未來少﹔臨時性的多，抓根本不夠，造成很大浪費。﹝9﹞在軍委領導人的講話中也體現了這種觀點。楊尚昆在一次會議上曾說：“過去多少年中，我們的指導思想強調的是時刻准備打仗。這有當時的情況，有當時的原因。現在，我們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有了變化……因此，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要來一個戰略性的轉變，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老是時刻准備打仗，像處於‘臨戰狀態’一樣。”﹝10﹞可見，這裡是借用這一突出強調性的詞語，表達思想轉變之意，以克服人們頭腦中長期牢固形成的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思想觀念，強調進行戰略性轉變的必要性和軍隊進行大規模精簡整編的重要意義。

﹝參引文獻﹞

﹝1﹞張靜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屆代表大會——一大到十八大》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頁。

﹝2﹞《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3﹞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新時期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頁。

﹝4﹞《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97~299頁。

﹝6﹞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

﹝7﹞《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389、397頁。

﹝9﹞《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頁。

﹝10﹞新雁、衛兵：《怎樣理解國防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解放軍報》1986年9月5日。

﹝11﹞《“戰略轉變”與“戰略性轉變”有無區別》，《解放軍報》1986年9月5日。

﹝作者簡介﹞徐金洲，副研究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和百科研究部，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