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界說：一項基於近代中國情境的概念史考察

〔摘要〕在中國近代史上，“民主革命”一詞是一個有著特定內涵的獨立概念。本文從概念史的視角入手考察分析，認為：“民主革命”最早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簡稱形式被國人所認知﹔接著，由於民族革命浪潮的興起，中國語境中的“民主革命”術語開始超越其階級革命的基本范疇，獲得“國民革命”的很多含義﹔最后，毛澤東系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並將其作為中國社會性質的概括，中國政治情境中的“民主革命”又通過“新”與“舊”這一對范疇重新進行了界定。

〔關鍵詞〕民主革命﹔國民革命﹔概念史﹔新民主主義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民主革命”是講述中國近代史或描述中國近代政治發展時最常用的術語之一。一般來說，我們不僅將從1840年到1949年整個100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界定為民主革命時期，還以中間的五四運動為界將其劃分為舊、新兩個相互承接又截然不同的階段。作為一個建構性極強的概念，“民主革命”一詞已經通過歷史教科書的形式，深深嵌入到我們的思想意識中，成為我們描述、理解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知識工具。概念史是20世紀以后隨著西方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而興起的一種歷史學敘事方式和研究范式，其基本的問題意識在於在社會變遷過程中探討概念的意義流轉，“對於概念史而言……它關注的問題既包括那些體驗與實情被帶入到概念中，又包括這些體驗和實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在這一意思上，概念史斡旋於語言史和事件史之間。它的任務之一就是分析歷史進程中所產生的概念與實情之間關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異性。”（〔德〕斯特凡·約爾丹主編，孟鐘捷譯：《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辭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頁。）由此，本文嘗試從概念史的方法入手，對“民主革命”概念進行一項知識學的考察，以求厘清這一概念在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語境中的使用狀況及其含義的變遷情況。

一、“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指涉及其初期使用

一般來說，馬克思、恩格斯用“資產階級革命”（De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這一概念來稱呼我們今天所說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並且用“無產階級革命”（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與之相對。例如，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一文中就多次使用“bürgerliche Revolution”這一術語來表達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專制的革命行動，並進而勘定無產階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工人知道，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不能通過保存封建的財產關系來實現。他們知道，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等級和反對君主專制的革命運動隻能使他們自己的革命運動加速進展。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隻有在資產階級勝利之日才能開始……他們不僅能夠而且應當參加資產階級革命（bürgerliche Revolution），因為這個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46—347頁。）另外，《共產黨宣言》也指出：“在德國，隻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的行動（sobald die Bourgeoisie revolutionr auftritt），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專制君主制（die absolute Monarchie）、封建土地所有制（das feudale Grundeigentum）和小資產階級（die Kleinbürgere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頁。）就筆者所見，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很少會用“民主主義”或者“民主革命（民主主義革命）”之類的概念來稱謂“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使用“社會民主派”（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民主派”（demokratische Partei）之類的字眼來對資產階級的內部群體進行界定倒是非常普遍（具體參見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論述。）。

等到了列寧的時代，將“bourgeoisie revolution”（資產階級革命）稱為“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者“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義革命或者民主革命）似乎已是慣例。在列寧的相關著作中，這種用法幾乎俯拾皆是。例如，1897年，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s）一文中就在此意義上界定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同。他說：“社會民主黨人在實踐活動方面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並把這一斗爭的兩種具體表現組織起來：一種是社會主義（socialist）的表現（反對資本家階級，目標好似破壞階級制度，組織社會主義社會）﹔另一種是民主主義（democratic）的表現（反對專制制度，目標是在俄國爭取政治自由，並使俄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民主化）。”（《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頁。）而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Two Tactics of Social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一文中，這種表述則更為明確。他說：“馬克思主義者絕對相信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the bourgeois character）的革命”，“絕對不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內容來說是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沒有絕大的利益。絕對不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不能以既主要有利於大資本家、金融巨頭和‘開明’地主又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形式來實現。”（《列寧選集》第1卷，第554—555頁。）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由於在反抗王權統治、封建領主統治過程中“Democracy”（民主）口號的普遍使用，以及革命之后一系列權利法案、民主選舉制度安排的確定，人們將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稱為“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義革命或民主革命）也就成為一種常理由於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誕生於反抗封建統治的背景之下，以追求平等、自由等權利為基本訴求，革命之后也陸續頒布了允許自由集會、自由出版等權利法案，並建立民主選舉等政治制度，所以當時的人們已經普遍用“民主”來描述17、18世紀的英國、法國革命以及革命以后建立的社會。最著名的莫過於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在其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已經深刻認識到民主作為世界發展的基本趨勢。1835年，他在給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信中就提到：“我覺得，他們的最終目標實際上就是讓大多數公民有資格進行統治，並使他們有能力進行統治。在忠實於他們的原則的同時，他們並不企圖強迫人民以他們認為的最合適的方式變得幸福，但他們希望讓人民去鑒別這種方式﹔當人民能夠鑒別時，也就會採納之。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是個民主派。我認為，把現代社會逐步引向這個境界，是使其擺脫野蠻和奴役的唯一方法。我全部的力量和意志，都將一直為這樣的事業服務——這個國家的開明誠實人士就是這類事業的代表。您知道，我並沒有夸大此刻正在世界上進行的巨大的民主革命的最終結果﹔我不是用以色列人期待應許之地的眼光來看待它。但總的來說，我相信它是有益的和必須的，我將堅決與之同行，沒有遲疑，沒有狂熱，而且我希望自己不會動搖。”（〔法〕托克維爾著，黃艷紅譯：《政治與友誼：托克維爾書信集》，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63頁。）。

由此，我們大體可以這樣講述“民主革命”一詞的使用情況，即作為一個常用概念的“bourgeoisie revolution”（資產階級革命）通常又被稱作“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可以被稱為“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義革命或民主革命）。換言之，所謂“民主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另外一種說法。不過，在西方語境中，“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民主主義革命或民主革命）似乎僅止於一種口頭用法，更多的時候還是通過“bourgeoisie revolution”（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正式術語來稱呼1640年至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至1783年的美國獨立戰爭、1789年至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等這些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並將“bourgeoisie revolution”（資產階級革命）視為這些革命運動的本質屬性或者特征（Perry Anderson.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1976), English Questions, Vecso, 1992, pp.105-118.）。

在中文語境中，隨著“Democracy/民主”“Revolution/革命”“ism/主義”等學界關於這些概念在近代中國輸入、翻譯及使用情況的研究已經非常豐富。（參見熊月之：《晚清幾個政治詞匯的翻譯與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方維規：《東西洋考“自主之理”——19世紀“議會”、“民主”、“共和”等西方概念之中譯、嬗變與使用》，《中外法學》2000年第3期﹔謝放：《戊戌前后國人對“民權”、“民主”的認知》，香港《二十一世紀》2001年6月號﹔馮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際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2年第1期﹔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陳力衛：《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響——以“民主”、“共和”為例》，台北《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閭小波：《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一項觀念史的考察》，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陳力衛：《“主義”概念在中國的流行及其泛化》，《學術月刊》2012年第9期﹔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台北《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等等。）概念或者用法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傳入中國，並漸漸流行開來，“民主主義”“民主革命”“民主主義革命”等詞匯的組合形式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1908年，上海《申報》在一篇介紹西方政治制度的文章《論立憲制偏重之趨勢（續）》中就將“民主”和“主義”組合並成“民主主義”一詞而進行使用。文章指出：“偏重於大權者如此，偏重於內閣與議院者如彼。採君主主義之國則有大權政治，採民主主義之國則有議院政治，採君主主義而又參以民主主義之國則有議院內閣政治，此雖近時立憲國之所主張。” （張家鎮：《論立憲制偏重之趨勢（續）》，《申報》1908年9月22日。）1911年，《申報》在一篇介紹英國及其殖民地政治、經濟發展情況的文章中又使用了“民主主義”一詞。文章說：“以新西蘭論，廣袤與英本國等。地味之豐饒，亦不少讓。其人數不過英國三十分之一，或四十分之一。來居此土者，其祖若父，太抵皆敢於冒險、長於企業之人。彼輩受此遺傳性，故所至之地，不問其為制度也，為產業也，咸能盡力以發揮其民主主義之精神。”（《盧斯福論白種衰亡之兆（選）》， 《申報》1911年8月5日。）1912年，在上海《申報》上一篇介紹河南革命黨人張鐘端反清起義的文章《河南獨立不成之痛史》中，又有“民主”與“革命”並成一詞，組成“民主革命”使用的例子。文章說：“張鐘端，字毓厚，別號古民，許州人。當前清光緒三十一年留學日本中央大學，與民黨諸領袖浹洽，遂創辦一報名曰河南，鼓吹民主革命，嗣以政府運動日政府封禁該報館。” （《河南獨立不成之痛史》，《申報》1912年1月5日。）顯然，時人理解的“民主主義”與“民主革命”與當時世界的普遍理解幾無區別：“民主主義”，基本上就是指當時西方正在實行的議會、選舉等政治制度﹔而“民主革命”，則指的就是為推翻君主（貴族）的專制統治而進行的革命運動。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民主主義”“民主革命”等術語又開始在社會主義的范疇內被言說，從而帶有一定的批判色彩。1918年，由留學生創辦的刊物《太平洋》在一篇介紹社會主義發展的文章《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趨勢》中認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又為何物？此不可不先說明者也。蓋自產業革命，於企業組織大起變遷以來，資本主義日益發達﹔貧富之差，判若霄壤﹔富者之權力增進，貧者之地位日艱。在今文明各國，其所謂民主主義，大都對於有產者之支配，而是認無產者之解放﹔所謂社會主義，不過其過於極端者而已。”（彭蠡：《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趨勢》，《太平洋（上海）》1918年第1卷第10期。）1919年，《晨報》 《晨報》初名《晨鐘報》。1916年 8月15日創刊於北京。1918年12月, 改名《晨報》繼續出版。1919年2月7日，宣布將副刊性質的第7版進行改革，使之成為參加新文化運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的園地。1921年10月12日第7版正式定名為《晨報副刊》。在一篇譯文《大戰后之民主主義》中說：“有貧富的階級，就不能有民主主義。一班勞動的人民一天到夜的困於生活，神昏氣怠，所以他們一切的清楚思想、組合能力，都消磨殆盡……所以說到此地，我們還不能不同社會主義表同情。資本主義就是大眾的公敵，因為資本主義利用專利的金錢，空閑的時間，高等的智慧，和種種權力，不但去劫掠工人之所得，據為己有，並且用種種的方法，去蔽塞他們的知識，奴隸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沒有組織，不能抵拒而后已。” （《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資料選輯）》第2輯（下），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印行，1987年，第446—447頁。）1920年，李大釗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直接將“Democracy”一詞翻譯成“民主主義”，並對“民主主義運動（革命）”進行了解釋：“政治上的民主主義（democracy）的運動，乃是推翻父權的君主專制政治之運動，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義之運動。這個運動，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聯治主義和自治主義，也都是民主主義精神的表現，是打破隨著君主專制發生的中央集權制的運動。這種運動的發動，一方因為經濟上受了外來的壓迫，國民的生活極感不安，因而歸咎於政治的不良，政治當局的無能，而加謀改造﹔一方因為歐美各國democracy的思潮隨著經濟的勢力傳入東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種響應。”（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2期。）

中共成立早期，也從蘇俄那裡襲用了“民主（主義）革命”這一術語。例如，在1922年確立民主革命綱領的中共二大上，中共中央就把當時的革命運動稱為“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指出：“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的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14頁。）1922年9月，蔡和森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一文中聲稱：“中國民族獨立自強的要素……在事實上隻有下列二途”，一是“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之好友蘇維埃俄羅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裝再無侵略能力並且最富機械與技術人材之德意志締結經濟同盟。”二是“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特權與壓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獨立國家，仿照蘇維埃俄羅斯之不損主權不受束縛的招致外資及權利讓與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開發中國大工業。”（《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9頁。）1923年4月，陳獨秀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中也認為當時中國需要的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陳獨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0頁。）有學者統計，在這一時期，雖然各種黨團宣傳品中對這一革命形態的稱謂依然不統一，但出現較多的是“反抗封建的民主革命戰爭”“民主主義革命戰爭”“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資產階級革命”“第三階級（開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等稱謂（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學習出版社，2012年，第451頁。）。

不過，總的來說，雖然這一時期“民主（主義）革命”的術語在革命動員中被頻繁使用，但將其稱為一個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基本概念可能還為時尚早。一個典型的表現是：當時著名的新詞詞典，如1929年吳念茲主編的《新術語辭典》、高希聖主編的《社會科學大詞典》等，雖然都收錄了“民主”“革命”等詞匯，但其組合形式“民主革命”卻尚未得見。其中，《社會科學大詞典》有對“民主主義”一詞的界定，或可視為時人對“民主（主義）革命”理解的一個總括：

民主主義，即主張民主政治的主義，又名民本主義。英文原名為Democracy,故亦譯作德謨克拉西主義。

Democracy之字，出自希臘語之Dems（平民）和（政治）兩字，因為古代的希臘人民曾起來反對貴族政治而要求人民政治和平民政治的緣故。當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產階級為對抗封建勢力——貴族、地主、官僚——的專制政治，而提出德謨克拉西的口號——政治的自由之要求——實行階級斗爭，結果獲得了完全勝利。

美國關於德謨克拉西一字所下的定義是：“民治，民有，民享。”

至德謨克拉西的實際內容，是代議政治，普通選舉，言論結社出版和信仰之自由，與人民裁判制度等。

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即主張利用此德謨克拉西的制度，從事於議會運動，其理由是：“社會是階級對立的，勞動者要佔大多數，是即社會民主黨佔大多數，無產者的獨裁時代之到來，即可以預期的。”但社會主義則認德謨克拉西為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說：“帝國主義時代的德謨克拉西，不過是資本家獨裁的假面具而已。” 對於無產階級，隻與以政治的自由（如出版集會的法律自由），但不與以經濟的自由（如印刷所與紙張共有，集合場所共有和集會的時間——勞動者一日不勞動，便不能生活，當然沒有機會的時間）。勞動者之解放，是要獲得政治的與經濟的自由的。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勞動者是不能解放的。故不能不從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以謀適當的解放。（高希聖等編：《社會科學大詞典》，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第139—140頁。）

顯然，在“民主主義”的界定中，“Democracy/民主”應該被視為理解這一詞匯的關鍵，而這一時期的“民主”顯然指的就是當時西方實行的政治制度。循著這樣的思路，“民主（主義）革命”也大致就被理解為人們反抗封建統治、追求自身解放的斗爭，是一種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雖然高希聖等人呼應當時社會主義蓬勃發展的形勢，在詞條中提到社會主義者對“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批評，但顯然未對這一術語的其他層次內容以及衍生含義作更多的說明。

二、“國民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概念鏈接

明確了西方語境中“民主革命”一詞的基本含義以及中國人對它的初期使用情況后，一個緊接著的問題就是：與西方國情迥異的中國近代語境是如何影響它的使用的呢？1967年，德國學者賴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著名概念史年刊《概念史文庫》（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中一篇指導概念史研究的《指南》裡指出：“概念史”是把一個“概念”看作歷史現實中“經驗”（experience）和“預期”（expectation）、“視閾”（perspectives）和“詮釋”（explanations）的聚合。從一開始，概念就存在於一種理論框架或概念圖式中。如果不參照其他概念，我們就無法理解任何一個單一的概念（參見〔德〕漢斯·恩裡克·鮑德克：《概念·意義·話語：重新思考概念史》，〔英〕伊安·漢普歇克—蒙克著，周保巍譯：《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9頁。）。

從這一角度出發，大體來說，西方語境中的“民主革命”應該是通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封建專制”“資產階級”等詞語加以界定的，其型構的概念圖式是一國范圍內的階級革命范疇。而當我們將其引入近代中國情境時，除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概念之外，我們不可避免地還涉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帝國主義”“軍閥”等概念。前者是“民主革命”概念的原初意涵，而后者則是“民主革命”進入中國語境之后必然涉及的相關概念。

正如前文所說，單純就“民主（主義）革命”而言，其含義主要是指一國范圍內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革命，繼而延伸到后來無產階級為爭取民主權利所進行的斗爭。但從前面蔡和森等早期共產黨領導人的論述，我們則可以發現，中共黨人在設置自身革命任務的時候，已經不自覺地在“上下”（國內的階級革命）之外增加了“內外”（中國反抗外國侵略）的內容，即增加了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等民族革命的意涵。顯然，這點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必須要涉及的內容。這樣，為了理解“民主革命”意涵的這一新的擴展，我們需要涉及另外一個20世紀上半葉非常流行的概念——“國民革命”。而就“民主革命”來說，引入對“國民革命”的討論，是因為政治現實中中共對“國民革命”和“民主革命”兩個口號的交替使用。

眾所周知，“國民革命”是最早由孫中山提出的名詞（黃振位：《“國民革命”的提出與中共“三大”的召開》，《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1906年，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就說：“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天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296頁。）此后，國民革命成為孫中山畢生的志業 1925年，孫中山逝世的遺囑中有“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之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第639頁。）。

而就中共來說，二大結束后，為了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促進第一次國共合作，也就順勢用“國民革命”的口號取代了二大提出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亦稱“民主革命”）的口號（田子渝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初期傳播史（1918—1922）》，第452頁。）。1922年9月20日，陳獨秀在《造國論》一文中正式提出進行國民革命的號召。他說：“在中國的產業狀況看來，這種大群眾絕不是哪一個階級的群眾在短期內能夠壯大到單獨創造國家的程度。商人說，在商言商不與聞政治，教育家主張不談政治，至今沒有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發生，這都是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壯大的表征。在私產制度之下，資產階級未壯大，無產階級也自然不能壯大。因此，我們敢說，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隻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這個時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來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呼聲可以証明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86頁。）1923年召開的中共三大則在大會宣言中直接宣稱：“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列強及專力軍事兩個舊概念，十分注意對於民眾的政治宣傳，勿失去一個宣傳的機會，以造成國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65—166頁。）

1925年，陳獨秀專門撰文對中共為何棄用“民主革命”口號，而選用“國民革命”口號的原因進行了說明。他認為：“民主革命這個口號，未免偏於純資產階級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地位，決沒有歐洲十八世紀資產階級的革命之可能”，所以，“在本報第二期《造國論》上，便改用‘國民革命’來代替‘民主革命’這個口號。這一個口號……實際上適合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階級聯合革命的需要。”（《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69頁。）而早在1923年5月，蔡和森也在《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一文中對在中國提倡國民革命的原因進行了詳細的說明。他認為：“各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民主革命，可說完全是對內的革命，他的敵人隻有一個，就是封建階級”，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則有很大不同，不僅要面對國內的封建階級，還要面對外國帝國主義，由於當時世界呈現國際資產階級“不僅不幫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資產階級去打倒封建勢力，反而援助封建勢力壓迫民主革命”之勢，所以，“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已不是純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事實上業已變成國民革命（亦可稱民族革命）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議事日程中才得解決。” （《蔡和森文集》，第187—188頁。）如此看來，當時的共產黨人對於民主革命的理解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在“國民革命”口號已經被正式採用的背景下，當時的中共也就順勢通過這一稱謂來界定其革命的任務和性質。1926年，陳獨秀在《我們現在為什麼爭斗？》一文中說：“現在還是國民革命時代，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時代，現在不但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即無產階級也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資產階級需要民主政治更為迫切。” （《陳獨秀文章選編》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264頁。）另外，瞿秋白在《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一文中也頻繁使用“國民革命”概念來指代當時所進行的革命斗爭。他說：“在國民革命裡勞動貧民固然因為資產階級退出戰線而失敗，資產階級亦因革命運動停止而重受帝國主義軍閥或皇帝貴族的壓迫，勝利的只是反動勢力……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已經明顯的指示出來：雖然在中國范圍內，這一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勝利卻不會是資產階級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9頁。）

客觀而言，這一時期“國民革命”的口號更能貼切地反映當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題。“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封建）軍閥”作為不可分割的部分，共同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遍訴求。不過，隨著大革命的失敗和國共分裂，作為國民黨政治遺產的“國民革命”口號也就被共產黨棄用了。並且，在棄用之后，中共又重新拾起之前不能認為反映當時中國革命主題的“民主革命”口號。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民權革命在經濟上既沒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關系之消滅），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權斗爭上也沒有完成（中國之統一及民權之解放），在政權的階級性上更沒有完成（工農獨裁制）。認為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已經生長成了社會主義之主張，是不對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叢書》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06頁。）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也認為：“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如認為中國革命目前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98頁。）

嚴格地說，革命斗爭形勢的嚴峻和瞬息萬變，讓絕大部分中共早期領導人很少能夠像陳獨秀那樣對“國民革命”“民主革命”等政治口號的細微差別作出辨識。筆者以為，中共在20世紀20年代高倡“國民革命”口號與其說是對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深思熟慮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基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需要而進行的策略性調整。所以，當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放棄屬於國民黨資產的“國民革命”口號也就順理成章了。隻不過，對於當時尚未來得及細致辨識、而僅僅止於概略式理解的“民主革命”口號而言，對其的重新起用卻對這一口號所折射的內容產生了極大影響。以前文提及的中共六大《政治決議案》為例，除了規定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權（民主）革命”外，其關於當時中國革命任務的規定更值得關注。《政治決議案》認為，中國革命的“基礎和中心任務”包括四個方面：（1）“驅逐帝國主義者，達到中國底真正統一”﹔（2）“徹底的貧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3）“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4）“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299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雖然中共在當時的中國革命任務中增加了“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和“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兩項新的內容，但中共對“國民革命”時期相關革命任務的繼承也是一目了然的，“驅逐帝國主義者”依然被視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正如1928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根據《毛澤東選集》對該文的注釋說明，《井岡山的斗爭》一文原為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一文中所說的：“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系，推翻軍閥政府。”（《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頁。）質言之，大革命失敗后，當中共重新使用作為一個統和性質概念的“民主革命”來定義其政治任務時，原來“國民革命”所指的內容也就很自然地被繼承下來，並被納入其中了。於是，“民主革命”概念也就開始超越其原本的國內階級革命的范疇，而獲得很多之前與其並無太多交集的“國民革命”概念的諸多義項。從概念意涵擴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認為近代中國革命的基本語境讓“民主革命”和“國民革命”兩個概念實現了鏈接，並相互獲得對方的諸多意涵。

三、“舊”與“新”的限定性修飾

得益於學界諸多前賢細致入微的梳理工作，如今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一詞的提出過程及其政治意蘊都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在歷史學領域，特別是黨史學界，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梳理和研究，參見張光宇主編：《新民主主義政權理論的演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李蓉：《人民民主：毛澤東的理想與實踐》，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王檜林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黨建讀物出版社，1998年﹔等等。）。雖然有學者指出，早在1922年8月，中國社會黨創始人江亢虎就有了“新民主主義”這一提法，但由於其思想內容與我們這裡討論的“新民主主義”幾無關聯，且其“新民主主義”的實際影響也並不是很大， （關於江亢虎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內容，參見李良玉：《江亢虎早期政治思想研究》，《社會科學研究》1989年第1期﹔方慶秋：《江亢虎的“兩新主義”與中國社會黨的浮沉》，《民國檔案》1989年第4期﹔汪佩偉、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等等。）所以，這裡僅討論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

一般認為，毛澤東首次公開提出“新民主主義”概念是在1939年寫作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該文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篇名改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選集》中的注釋說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1939年冬季，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其第1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其第2章“中國革命”，是毛澤東自己寫。（《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頁。）但是，其他合作者到底是誰，一直沒有准確說法。根據張靜如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思想史》中的說法，毛澤東與張聞天、李維漢合作寫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張靜如主編：《中國共產黨思想史》，青島出版社，1991年，第230頁。）不過，不管第一部分執筆人是誰，此書最后經過毛澤東的修改和定稿，是確定無疑的。另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收入《毛澤東選集》之前，還經過多次修改。（王渙娟：《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修改》，首都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王建國：《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幾個問題》，《毛澤東思想研究》2009年第2期。）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修改雖然涉及很多細節，但沒有改變文章的基本大意。所以本文統一使用的是《毛澤東選集》（1991年）中收錄的版本。）一文中。毛澤東寫道：

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革命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呢？顯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

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已經過時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6—647頁。）

爾后，毛澤東又專門撰寫《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初載於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2頁。）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論》在收入《毛澤東選集》前，也經過多次修改。（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由於修改的細節雖多，但未改變原意，所以本文統一使用的是《毛澤東選集》（1991年）中收錄的版本。）一文，進一步論述“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在此文中，毛澤東分別擬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等章節，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專門論述。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進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由此，“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5頁。）

撇開毛澤東本人理論創造的熱情不談 毛澤東本人一向志於理論創立。早在1936年，他就創造了“人民民主”的概念，這一概念也成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石與核心。（參見李蓉：《人民民主：毛澤東的理想與實踐》，第105—106頁。），“新民主主義”的提出確實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眾所周知，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后，國共兩黨的沖突並沒有消失。特別是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共兩黨圍繞國家制度設計等問題展開激烈的輿論宣傳戰。從國民黨方面來說，在蔣介石授意下，當時任國家社會黨領袖的張君勱首先發難。1938年12月，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的公開信》，要求中共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並“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1939年1月，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作了題為《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的報告和《整頓黨務之要點》的講話，要求實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政治方針，並制定“反共”“限共”“溶共”的基本政策（朱宗玉等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紀事本末》，鷺江出版社，1991年，第300—301頁。）。因為當時很多知識界和社會輿論界人士都對共產主義這一意識形態持有一定的懷疑，所以共產黨最初主要是借用三民主義的理論武器去對抗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宋進：《挈其瑰寶——抗戰時期中共與三民主義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1—115頁。）。例如，1939年7月，張聞天發表《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一文，通過區分真、假“三民主義”，並將蔣介石宣揚的“三民主義”視為假三民主義的方式來反擊國民黨的反共宣傳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290—300頁。）。再如，1939年9月，王稼祥發表《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一文，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進行比較，說明兩者之間的聯系與區別，通過強調“馬列主義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綱領”與“三民主義”是“一致的”“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在擁護與實行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三民主義，也是最忠實最堅決最徹底”來論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35—636頁。）。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亟需一種新的且較能為國統區廣大知識界和輿論界人士接受的意識形態話語。於是，新民主主義應運而生（關於本文所闡述的“新民主主義”提出的時代背景，從1939年毛澤東給中共元老吳玉章的信也可窺一二。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寫道：“寫了一篇理論性質的東西，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送上請賜閱正，指示為感！”這裡的“一篇理論性質的東西”，就是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文。（《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0頁。）。

1945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論黨》中，就把“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和“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實踐”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兩項重要內容。他說：

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宇宙觀以至他的工作作風，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些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 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這些理論與政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劉少奇選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5頁。）

這樣，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新民主主義成為中共黨人分析中國革命發展進程、闡述政治觀點和展開政治宣傳時使用的關鍵概念。在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中，新民主主義被確立為政府組織形式。他說：“中國共產黨適應新的情況，決定並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線，以團結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為奮斗目標。”（《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6頁。）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政治文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新民主主義又被確立為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共同綱領》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頁。）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的伸縮性可見一斑。

從修辭學的意義上說，所謂“新”，除了有“初次出現的或剛經驗到的”“沒有用過的”等含義外，還有“性質上更好的，更進步的”等含義（商務印書館辭書研究中心編：《古今漢語字典》，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98頁。）。對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也表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毛澤東著作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第320頁。）

在“民主革命”一詞的概念化過程中，“舊”與“新”的重新界分不僅讓其內涵有了一個明確的區分工具，更讓其適應了近代中國的特定語境，從而讓其轉變為一個具有特定本土意涵的政治概念。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著典型近代中國革命語境特色的“新民主主義”一詞也就獲得更多的傳播，並且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新民主主義也就在不斷的政治動員中完成了其概念上的民主化過程，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基本概念 科塞雷克認為在歐洲社會急劇變遷的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德國的政治和社會概念發生了以下四個方面的變化：（1）時代化（Verzeitlichung），即一些新的意涵被納入到政治和社會的概念中來，比如說傳統上用以表達一種靜態場景的“概念”現在越來越被用來表達一種動態過程，例如進步、發展、解放等概念。（2）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即概念使用的社會范圍日益擴大，傳統為精英階層所使用的概念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日益被大眾階層接受和使用。（3）意識形態化（Ideologiesierbarkeit）,指一些概念日益成為一種哲學性和社會性概念體系的一部分，比如“ism”化概念體系的形成。（4）政治化（Politisierung），指概念越來越多地被應用於宣傳和動員等政治過程的現象。在科塞雷克看來，此四點是現代政治—社會概念的基本特征。（參見Melvin Richter, Michaela Richter.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r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ls, Vol.67, No.2 (Apr., 2006), pp.343-356.）。此后，在中國大陸范圍內，中文編纂的詞典基本上都是在“新”與“舊”的框架下界定“民主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概念。

例如，1979年，《辭海》修訂版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詞的界定為：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簡稱“民主革命”。有資產階級領導的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兩種民主革命。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它以反對封建制度為主要內容。到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出現了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條件。歷史上第一次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是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方向，開始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從此，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民主革命，都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制度為主要內容，在革命陣線上說來，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種革命受到國際資本勢力的破壞和鎮壓，但得到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行土地改革，實現人民民主權利，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這種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在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但不是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而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政權，並為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作好准備。它不屬於舊的民主革命的范疇，而屬於新的民主革命的范疇。在中國，1949年五四運動以前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如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1979年版）》（中），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第3291頁。）

與之類似，1986年，靳德行、陳萬安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辭典》也界定稱：

民主革命亦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通常指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對封建制度的、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革命，它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中國，指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運動后，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稱新民主主義革命。它不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這種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按其性質來說，基本上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但它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它不是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為目的，而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其前途是社會主義。（靳德行、陳萬安主編：《中國革命史辭典》，河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38頁。）

一般來說，在語言學中，概念和詞語是兩個既有聯系又相互區別的范疇。概念是思維形式，是觀念的綜合和抽象﹔而詞語是語言形式，是表達概念的符號、工具（參見趙穎主編：《邏輯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9—20頁。）。這樣，通過“舊”和“新”的限定性修飾，“民主革命”的內涵就被重新界定和劃分為兩個迥然有別的概念范疇，即“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而曾經僅止於口號或者僅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縮略形式的“民主革命”開始形成完備的概念內涵 郭若平認為，經過“新”與“舊”重新修飾過的“民主革命”概念，可以與周邊的慣性用法或者詞匯，如“政治”“經濟”“文化”“性質”“國家”等分別結合，從而構成一個具有無比豐富意向的概念系統，指示著中共的革命觀念取向和意識形態意圖。（參見郭若平：《概念史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野》，《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5期。）。

四、結語

民主革命這一概念在近代中國的使用及變遷過程，典型體現出政治實踐對於概念術語的塑造作用。在最初的使用意義上，所謂民主革命，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簡稱，是一個典型的屬於階級革命的概念范疇。不過，由於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兼顧了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的雙重使命，這特定語境也不可避免地對民主革命一詞的內涵和外延產生了影響。具體而言，在中共交錯使用“民主革命”和“國民革命”口號的過程中，“民主革命”術語開始超越其原本的國內階級革命的范疇，而獲得很多之前與其並無太多交集的“國民革命”概念中民族革命的相關義項。此后，隨著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民主革命這一概念又通過“舊”與“新”這一對限定性修飾被重新界分，並因成為近代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一種概括性稱謂而被廣泛傳播、接受，最終成為一個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以及無比豐富意向的基本概念。

英國學者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曾言：“要理解一個概念，不僅有必要把握用於表達該概念的詞語的意思，還要把握借助這個概念能夠做到的事情的范圍……沒有一般概念的歷史，隻有其在辯論中用法的歷史。” （〔英〕凱瑞·帕羅內著，李宏圖等譯：《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7頁。）

民主革命這一概念的含義變遷情況就反映出概念在使用過程中不斷獲得意涵的這一概念化過程。從“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對范疇的原始界定，到與“國民革命”的概念鏈接，再到“舊”與“新”這對范疇的限定性修飾，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特定情境讓民主革命這一概念的使用打上了深深的中國烙印。

（本文作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武漢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