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對長征前黨和紅軍的影響

1922年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等（影像資料截圖）。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1919年3月成立，1943年解散。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早期發展階段，在中國革命的很多關鍵時刻，共產國際的戰略指導和無私援助，都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它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也有過很多失誤和偏差，有時還十分嚴重，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新華社發

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１９１９年３月成立，１９４３年解散。中國共產黨於１９２２年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早期發展階段，在中國革命的很多關鍵時刻，共產國際的戰略指導和無私援助，都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它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也有過很多失誤和偏差，有時還十分嚴重，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人選任的影響

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都要經過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批准，有時共產國際還直接插手領導人的更替。１９２８年６、７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推舉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就是受共產國際的片面影響而選出的。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在政治上錯誤認識中國社會的性質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忽視日軍侵佔東北后國內階級關系出現的新變化﹔在軍事上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拋棄已經被實踐証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紅軍反“圍剿”經驗，給第五次反“圍剿”斗爭投下巨大陰影，使中國革命陷入了嚴重危機。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遙控指揮

長征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與社會主義的蘇聯處於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著更多的特殊性。但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羅米那茲、米夫等人卻無視這樣的基本國情，作出了許多錯誤的指導。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尤其是王明、博古等人，盲目地順從，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譬如，１９３４年初共產國際指出：世界革命已更加臨近革命與戰爭時期。於是中共臨時中央迅速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第五次反“圍剿”斗爭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這一斗爭將決定中國的“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把“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推向了頂點，致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挫折，黨和紅軍處境更加艱難。

“洋顧問”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曾在莫斯科陸軍大學（即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后不久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於１９３３年９月底到達中央蘇區。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對李德十分信賴，拱手把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李德用他有限的作戰經驗生搬硬套地指揮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他反對“誘敵深入”，強力推行“積極進攻路線”﹔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游擊戰運動戰，並以所謂的“短促突擊”戰術原則來支持單純防御的戰術。在這種錯誤的軍事路線指揮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終遭失敗，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長征。

政治上的關門主義

關門主義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政治上的主張，而這種主張的思想和理論根源也來自共產國際。他們片面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把反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他們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在發生的分化，主張打倒一切。正因如此，當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激烈進行的時候，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國共產黨與“福建人民政府”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但時隔不到２０天就改變了合作方針，提出要建立下層統一戰線，隻要兵不要官。政策又回到原點。這種變化的根源是什麼呢？還是在於共產國際。因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會議指出：“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証自己的成功提出的蠱惑人民的諾言。”因此，博古等人把中間派看作“最危險的敵人”，不肯與十九路軍進行軍事上的配合，最終使中央蘇區喪失了反“圍剿”斗爭突破困局的有利機會。

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是一個曲折艱難的歷程。長征出發前，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遭國民黨特務破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從此中斷。離開了共產國際遙控指揮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遵義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獨立地解決了自己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問題。

鳳凰涅槃，浴血重生，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