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為什麼能比較順利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蘇區面對５０萬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然而就在蔣介石准備發起總攻的前夕，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的五個主力軍團卻神秘地跳出了包圍圈，突破蔣介石精心布置的三道封鎖線，向西走上了長征之路。

第一道封鎖線東南起於安遠、信豐，西北迄止贛州、南康、大余間，以桃江為天然屏障，南北長約１２０公裡，東西寬約５０公裡。

第二道封鎖線設在粵北韶關的仁化縣。國民黨軍分南北兩路，北路為中央軍，薛岳率領吳奇偉、周渾元２個縱隊，共４個師追擊，南路是粵軍，由余漢謀率領李振球、葉肇、李漢魂三個師堵截。

第三道封鎖線設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間。

這前三道封鎖線，國民黨軍都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經營，雖不能說是固若金湯，但打起來還是能堅持一下的。但紅軍為什麼就能夠比較順利地突破了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實力。沒有紅軍強大的戰斗力作保証，恐怕一道封鎖線也過不去。

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中央紅軍在突圍前夕，與廣東軍閥、國民黨南昌行營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訂立的抗日反蔣協定。

陳濟棠主動和紅軍建立聯系，源於他的生存危機，尤其是福建事變以來，他更是心急如焚。他早就看出蔣介石利用“圍剿”紅軍之機，兼並異己。為了自保，也是基於民族大義，陳濟棠開始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試探性接觸。

１９３４年７月，陳濟棠派代表到蘇區接洽，表示贊同中共在三個條件下共同抗日的主張，願意通過談判來協調雙方關系。

紅軍轉移在即，粵軍主動與紅軍協商的態度，使周恩來、朱德等中革軍委領導同志，看到了與粵軍訂立某種協定的可能性。

朱德於９月底致信陳濟棠，指出：“先生與貴部已申合作反蔣抗日之意，德等無不歡迎。”信中提出五項建議，並希望約定方式以利聯絡。隨后，周恩來派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去尋烏同陳濟棠代表楊幼敏、黃質文等進行談判，並叮囑他們“勇敢沉著，見機而作”。

經過三天艱苦談判，反復磋商，最終達成了五項協議：一、就地停戰﹔二、解除封鎖﹔三、互通情報﹔四、紅軍可以在粵北設后方醫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從現在戰線后退二十裡。對於紅軍來說，這個協定來得恰如其時，最重要的是“借道”的承諾。

紅軍的戰略轉移基本不經過廣東腹地。而陳濟棠的核心是“紅軍不入粵”，所以才有了接下來的默契。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１日，紅軍從贛城王母渡、信豐新田間西進，開始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第二天的中革軍委電報中就出現了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部已總退卻”的情況通報。雖然有個別地方進行了一些零星戰斗，但強度不大。

通過第一道封鎖線后，１０月２６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我正與廣東談判讓出西進道路，如粵軍自願撤退我軍請勿追擊指示》，同時指出：“這僅限於當其自願撤退時，並絕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覺性及經常的戰斗准備。”粵軍將領后來的回憶文章中也提及：關於協議的事，不能向團長級別傳達，但要明確要求：共產黨不向我射擊，不准開槍。

蔣介石設置的第二道封鎖線在湖南和廣東交界地區。中革軍委在電報中指出：封鎖線北端的汝城在湖南境內，沒有前進道路的可能﹔南端的城口已屬於廣東境內，這個道路已有初步保証。有了這個有利條件，紅軍於１１月５日至８日，又較為順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鎖線。

國民黨軍設的第三道封鎖線在湘南郴州、宜章之間。紅軍雖然是“轎子式”行軍，沒有靈活機動，但由於沒有遭到國民黨軍大規模圍追堵截，相對於蔣介石調動軍隊攔截，還是快了一些。紅軍乘勢於１１日到１５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區。

事實上，紅軍能夠突破國民黨的封鎖線，最重要最根本的還是靠實力。粵軍和紅軍是老對手。它在與紅軍的交戰中從來都是敗多勝少，它對紅軍的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還是心有余悸的。軍閥是最實際的。如果你沒有實力，分分秒秒都會被吃掉。隻有你有實力才需要談，他有利益才有必要談。

當然，長征中，處處是險境，步步關生死。紅軍並沒有在轉移中，因為這個協定而喪失警惕。突破封鎖線時，紅軍嚴陣以待，尤其是前鋒后衛，都是以戰斗姿態前進，沒有任何鬆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