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因何能戰勝

★長征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面前，什麼是忠誠，什麼是勇敢，什麼是犧牲，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卓越……都讓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恰恰都是一支軍隊戰斗力生成中極端重要的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種要素組成的。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首先是精神的長征，其次才是身體的長征。若比體能、比武器裝備，紅軍不如“白軍”﹔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戰斗精神，“白軍”不如紅軍。長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終信仰突破了“圍追堵截”，意志戰勝了艱難險阻。

（一）

紅軍三大主力長征都是在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下的被迫戰略轉移，說白了，就是打了敗仗。中國自古以來，鮮有敗軍成事者，李自成九宮山的敗亡，石達開大渡河的覆滅，成為當年所有預言家預測紅軍前途的參照系。但歷史沒有重演，紅軍跳出了歷史的覆轍。為什麼紅軍敗而不倒，潰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撓？靠的就是信仰。紅軍有別於其他所有軍隊的本質特征就是，紅軍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關系、金錢關系和權勢關系的集合。

長征時的紅軍構成中“老幼病婦”佔了很大的比重。長征途中歲數最大的當屬“五老”，林伯渠(48歲)、徐特立（57歲）、董必武（48歲）、謝覺哉（50歲），再加上朱老總（48歲）。他們和年輕戰士一樣長途跋涉在萬裡征途上。徐特立老人頭發斑白，牙齒脫落，但很少騎馬，得空就給紅軍將士們上課。謝覺哉老人隨身帶著一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部”的印章，過草地時，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將它帶到了陝北。

在長征的隊伍裡，“紅小鬼”是一個獨特的群體。胡耀邦、蕭華等都曾是有名的“紅小鬼”。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有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定要跟著紅軍走，誰也勸阻不住。這個年齡段，正是需要父母呵護的時候，但他們已經嘗盡了人間的艱難困苦。人們后來所熟知的蔡暢和警衛員“紅桃”的故事、陳賡和“紅小鬼”的故事等，在長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個地方的老鄉，聽說附近有一些老紅軍犧牲了，當地蘇維埃政府動員他們去掩埋尸體，走近一看，哪裡是什麼“老紅軍”，分明是一伙“小紅軍”，稚氣未脫，老鄉們潸然淚下。

紅軍中還有一批女戰士，這是長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風景線。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採訪這些女戰士時感慨地說了一句話，“長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據統計和考証，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的女紅軍有：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等30位﹔紅二方面軍有李貞、陳宗英等22位﹔紅二十五軍有周東屏、戴覺敏等7位。紅四方面軍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共約8000余人。她們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與男同志們一起行軍打仗，風餐露宿，還要擔負起救治傷員、宣傳鼓動等多項任務。她們被稱為“政治戰士”，行軍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戰士每天多走10多裡，因此，周恩來贊譽她們是走了三萬五千裡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時，曾經有人問他，參加長征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著濃重的鄉音回答，“跟著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實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人生選擇，這是對信念的堅守。紅軍指戰員們鐵了心，就是爬著、跛著也要跟著共產黨走。就是這句“跟著走”，使紅軍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個新中國。

（二）

信仰是要勇敢來開路的，忠誠是要以血性來表現的。

1934年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后，紅十軍團三個師一萬余人，最后沖出包圍到達閩浙贛蘇區的隻有粟裕率領的一個無炮彈的迫擊炮連、一個無槍彈的機槍連和二十一師第五連，以及一些輕傷病員，共400余人。方志敏、劉疇西、瞿秋白、劉伯堅等人被敵人捕獲殺害，何叔衡、賀昌等人犧牲在戰場上。紅十九師師長尋淮洲曾經5次負傷，譚家橋之戰是最后一次負傷，在轉移途中壯烈犧牲，年僅24歲。

湘江之戰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打得最慘烈的一仗，紅軍廣大指戰員以高度的政治熱情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數倍之敵血戰五晝夜，終於突破了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封鎖線。但是，紅軍也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

在事關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強渡大渡河戰斗中，紅一軍團一師一團在安順場涌現了17勇士，紅二師四團在瀘定橋涌現出了22勇士。在強渡安順場戰斗發起前，聶榮臻問主攻營長：“孫繼先，你知道石達開嗎？”孫繼先回答：“管他十達開九達開，我們一定能過河！”紅二師四團，為趕在敵人前面，晝夜兼程240裡，在泥濘的羊腸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硬是“滾進”到了目的地，創造了步兵徒步行軍的紀錄。隨后，立即投入戰斗，二連連長廖大珠擔任突擊隊長，22名突擊隊員均為共產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他們背挎馬刀，腰纏手榴彈，冒著槍林彈雨，攀鐵索，沖向對岸，用他們的勇敢和忠誠殺出了一條血路。

紅四方面軍的戰斗作風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不消滅敵人，決不罷休。徐向前回憶百丈關大戰，“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溝，都成了敵我相搏的戰場，殺聲震野，尸骨錯列，血流滿地。指戰員子彈打光，就同敵人反復白刃格斗﹔身負重傷，仍堅持戰斗，拉響手榴彈，與沖上來的敵人同歸於盡。”此戰打了七天七夜，我軍共斃傷敵1.5萬余人，自傷亡亦近萬人。這只是紅四方面軍無數惡戰的一個縮影。

古代三國時期關公刮骨療毒的故事傳為佳話，長征時期紅軍指戰員類似刮骨療毒的事跡卻是普遍現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蘇區第4次反“圍剿”作戰中腹部重傷，帶著彈片開始長征，傷口時時向外流著膿血。到達陝北后，馬海德醫生為王稼祥診斷治療，他在回憶錄中說：“我看了非常吃驚，心想這麼重的傷，居然能長征過來，這要有多麼頑強的意志啊，簡直難以想象！”中央紅軍出發前一個半月，陳毅身負重傷，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術后，轉戰途中，傷口復發化膿，陳毅叫警衛員將自己的傷腿綁在樹干上，硬是自己把開刀未取干淨的一塊碎骨頭從傷口擠了出來。紅三軍團十二團政委鐘赤兵在率部奪取婁山關時，右腿被9顆子彈打傷，骨頭被打斷，撕開了一大塊肉。沒有麻藥，硬是咬緊牙關鋸掉了一條腿。截肢手術后，拖著一條腿走完了長征……以上只是挂一漏萬，團以上將領負傷若此，基層指戰員傷痛可見一斑。但廣大紅軍指戰員都以頑強的毅力，忍著巨大傷痛，拖著傷臂斷腿、孱弱身軀沖殺出了一條血色道路。

狹路相逢勇者勝，哪怕寡不敵眾，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濺七尺，前仆后繼，揩干淨烈士身上的鮮血，繼續前進！這就是不屈不撓的長征精神！

（三）

憑一個人的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憑一個人的毅力也難以通過雪山草地。

長征是集體力量的結晶，是英雄群體的史詩。在長征途中，毛澤東經常將自己的騾子讓給體弱的戰士和女同志代步。紅軍長征到達毛爾蓋以后，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患肝膿腫，體質極度虛弱，彭德懷下令組織擔架隊，由陳賡任隊長，兵站部長兼政委楊立三組織擔架，抬著周恩來向草地進發。楊立三等冒著被沼澤吞沒的危險，堅持將周恩來抬出草地。楊立三走出草地后就病倒了。1954年楊立三病逝，黨和國家領導人為他送葬，走在最前頭執紼的即是周恩來。

過草地時，彭德懷眼見一個個活蹦亂跳的戰士因為飢餓而昏倒在草地上時，他下令殺掉與自己朝夕相處的大黑騾子給戰士們當口糧。他的警衛員舍不得，彭德懷下了死命令，“快開槍！你不向它開槍，我就向你開槍！”槍聲響起，彭德懷轉過身去，緩緩摘下軍帽，向屢立大功的大黑騾子默哀。

有個班的7位紅軍戰士，在吃完了釘在鞋底的牛皮掌后，又吃身上的皮帶，7個人的皮帶吃掉了6根，當吃到第7根皮帶的第一個扣眼時，他們得知即將走出草地。為了紀念這段同生共死的歲月，大家一致決定忍飢挨餓把這半根皮帶保留下來。現在，這根殘缺的皮帶珍藏在國家博物館裡。

紅軍的收容部隊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景象，有的兩個戰士摞在一起倒下，上面的戰士緊緊摟住下面戰士的脖子，下面的戰士用雙手緊緊托著上面戰士的身體，這顯然是下面的戰士背著已經昏迷過去的戰友，而后自己也倒下了。一位已經犧牲的戰士，赤身裸體地倒在草地上，身邊卻疊放著脫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送給缺衣的戰友。路過此處者，無不默哀致敬。他們把衣服披在烈士的身上，讓他與草地共眠。

過雪山時，我父親的戰友姜鐘得了雪盲症，加上年幼體弱，行走困難，父親和他的小伙伴們發誓，“背也要把姜鐘背過雪山”，沒想到這一“背”，竟背出了一位共和國的將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擔任四川省副省長的桑吉悅希(又名天寶，藏族)，曾經是一位小活佛，長征時加入紅軍，分配到由我父親擔任班長的班裡。幾十年后，與我父親相遇，人未謀面，淚已先流，一聲“老班長”，兩人緊緊相擁而泣。這是一種生死之交，這是從雪山草地中相互攙扶走出來的戰友。

（四）

長征有著講不完的故事。這些故事當中蘊含的精神，也是多維的。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支撐下，弱小的紅軍克服了重重險阻，最終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最終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最終把中國革命引向光明前途。

長征是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面前，什麼是忠誠，什麼是勇敢，什麼是犧牲，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卓越……都讓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這些，恰恰都是一支軍隊戰斗力生成中極端重要的組成部分。

今天，當我們強調能打仗打勝仗，思考在相對和平的年代如何克服和平積弊、如何培育和強化官兵戰斗精神的時候，80年前那段人類史無前例的遠征無疑給我們太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