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面地認識長征史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石仲泉同志的新著《紅軍長征熱點面對面》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書中對長征中的許多問題根據近年他個人重走長征路的實地考察作了認真辨析。本刊約請他談了其中幾個基本問題。

——編者

長征已過去80年了，但長征研究一直備受關注，其中仍有一些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和需要澄清的模糊認識。

●為什麼說紅軍長征是“3＋1”的長征？

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的長征，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紅軍長征開始的時間，以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算起﹔長征結束以三大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於1935年11月並入紅一方面軍系列）於1936年10月在甘肅會寧和今屬寧夏的將台堡會師為標志。紅軍長征歷時兩個寒暑，縱橫14個省（四川省分出重慶市，按現在地域說為15個省市），進行了600多次重要戰役戰斗，渡過了近百條江河，越過了約40座高山險峰，經過了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行程之遠，沿途自然環境之惡劣，敵我兵力較量之懸殊，在人類戰爭史上不說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的。

這些年來了解和研究長征的人多了，不時遇到這樣的提問：為什麼不以為中央主力紅軍長征作准備的1934年7月紅七軍團北上和紅六軍團西進作為紅軍長征的歷史起點？這是因為那兩支部隊盡管是數千人的運動，但畢竟還屬於小規模，前者主要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后者帶有探路性質。它們無疑是長征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一年10月的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一是隊伍達八萬六千余人，是大規模的戰略轉移﹔二是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領導機關隨軍運動，影響巨大。因此，以1934年10月作為紅軍長征歷史起點的標志是無可非議的。

●為什麼也可以說“長征是六萬五千裡”？

關於紅軍長征的裡程，過去比較多的是講二萬五千裡。這裡講的是中央紅軍走的長征路。現在既然明確了整個紅軍的長征是“3＋1”的長征，那麼僅僅講二萬五千裡就不全面了。

據軍史資料統計，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1個月，轉戰8省，行程兩萬余裡。紅四方面軍的長征歷時19個月，轉戰6省，有的三過雪山草地，行程1萬多裡。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歷時10個月，轉戰4省，行程約1萬裡。將上述四支紅軍的長征路，歷經14個省的裡程加在一起，長征的實際總裡程為6.5萬多裡。因此，除了繼續肯定中央紅軍的長征裡程兩萬五千裡外，還應當廣泛宣傳整個紅軍長征的裡程為六萬五千裡，要強化這個概念。這樣比較完整。

●為什麼說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一個動態過程？

紅軍長征，最初叫“戰略轉移”、“西征”、“遠征”。使用“長征”一詞，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的2月下旬，中央紅軍二渡赤水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中。紅軍長征到陝北，這不是預先設定的。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並沒有打算走很遠。長征的路線和目的地是根據軍事形勢和作戰情況而不斷變化的。這是一個動態過程。紅軍長征目的地，據我初步統計，僅中央紅軍言，先后有8個設想：（1）在瑞金出發時是到湘西洪江地區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發展復興后再回來﹔（2）黎平會議決定到黔北的遵義地區建立新根據地﹔（3）遵義會議決定過長江到川西建立根據地﹔（4）會理會議決定到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去建立根據地﹔（5）兩河口會議決定去川陝甘一帶開辟新的根據地﹔（6）毛兒蓋會議進一步明確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創建新根據地﹔（7）俄界會議決定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8）在哈達鋪初步決定到陝北去，隨后的榜羅鎮會議正式決定陝北為長征的最后落腳點。中央紅軍到達吳起鎮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准了榜羅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隨后，中共中央將“紅都”設在瓦窯堡，陝北成為中國革命大本營。

●為什麼不能把戰略轉移的原因同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混在一起？

過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將進行戰略轉移的原因同作出戰略轉移的決策混在一起，不加區別。

其實，這是兩個問題，應區別開來。第五次反“圍剿”在中央蘇區的失敗，從主觀方面說，無疑要歸咎於錯誤路線。但導致這個結果后怎麼辦？在當時隻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死守，與中央蘇區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前者說白了，是死路，不僅國民黨軍重兵包圍，而且蘇區內的人、財、物等資源基本耗盡，再也難以支撐一場需要大量兵員和物資的戰爭。進行戰略轉移，從理論上說是活路，隻要指導思想正確，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圖發展。這就是俗話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因此，錯誤路線的領導使紅軍遭致嚴重失敗，這是一個問題﹔在這個危急關頭作出戰略轉移即長征的決定，則是另一個問題。對前者要否定，對后者要肯定。不能因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認為：在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頭，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也是錯誤的。

●為什麼說長征出發地是多元的？

這些年開展紅色旅游，一些地方爭著打“長征出發地”牌，對紅軍長征出發地的爭論愈趨激烈。我在考察紅軍長征路后，形成了“長征出發地的多元論”概念，即各路紅軍長征都有自己的出發地，屬於不同層面的出發地也不止一個。比如，就中央紅軍言，瑞金是中央首腦機關的長征出發地，帶有標志意義﹔於都是中央首腦機關和紅軍主力四個軍團的集結出發地。還有紅軍部隊從其他地方直接出發作戰略轉移進行長征的，如紅九軍團就是從會昌出發的，因而也是長征出發地。屬於這個層面的出發地，還有石城、長汀、興國、寧化等縣。講紅軍長征出發地的多元性，並不等於說紅軍戰斗過的地方都是長征出發地。其定位標准，就中央紅軍而言，大體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下達撤離戰斗前線到集結地的情況來確定。各部隊接到命令時所撤離的那個地方，均可視為長征出發地。上述所列，還只是中央紅軍的長征出發地。長征既然是“3＋1”的長征，其他紅軍長征還有各自的出發地，如紅二、六軍團在湖南桑植，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蒼溪，紅二十五軍在河南羅山等。因此，紅軍長征出發地不隻有唯一的一個，而是多元的。

●如何深入理解長征的基本內涵？

紅軍長征的內涵很豐富，它不簡單地是突圍、轉戰、打仗等，應包括三個方面的嚴峻斗爭：

第一個方面是革命與反革命兩種力量、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的大搏斗。中央紅軍以湘江戰役、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最為驚心動魄。紅四方面軍以嘉陵江戰役、名山百丈關戰役和甘南的“岷（縣）、臨（潭）、舟（曲）戰役”最為激烈。紅二方面軍的戰斗以在雲貴高原轉戰烏蒙山的大迂回作戰和在隴南的“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戰役”最為著名。紅二十五軍以在河南方城獨樹鎮和甘肅涇川王母宮塬的血戰最為艱險。

第二個方面是在這場驚心動魄的搏擊中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有尖銳斗爭。這個方面包括兩個內容，突出地表現在兩個系列會議上：一是與博古、李德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這以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最為關鍵﹔二是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這又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兩河口會議開始，直到俄界會議，由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黨中央同張國燾的直接斗爭﹔二是在紅軍總部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后在阿壩會議和卓木碉會議上,由以朱德為代表的紅軍領導人進行的反對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尖銳斗爭。

第三個方面是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的生死博弈。紅一方面軍以翻越四川寶興夾金山，紅四方面軍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黨嶺山，紅二方面軍以翻越從雲南中甸至四川鄉城的系列雪山，犧牲的指戰員為最多。過草地是長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艱難險阻。三個方面軍都經過了“水草地獄”，犧牲者更多。這三方面的斗爭和博弈，構成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