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會議是如何挽救黨挽救紅軍的?

央廣網9月12日消息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力量遭受的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干部和戰士對“左”傾錯誤領導者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改換錯誤的領導。同時，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對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一些領導同志做了耐心細致的工作，使他們很快覺悟過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根據黎平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在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紅軍佔領遵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會址(資料圖)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敵人力量強大，二是根據地政府和各級組織對戰爭支持不夠。博古在報告中過分強調客觀原因。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史稱“反報告”。接著，會議圍繞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展開了討論。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集中講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批判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在軍事上的錯誤。他說：如果說敵人力量強大，為什麼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他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根據地的政府和群眾對反“圍剿”戰爭是大力支持的，駁斥了博古關於根據地政府和群眾支持不夠的說法。王稼祥在發言中也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表示擁護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周恩來發言明確提出要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建議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紅軍。李富春、聶榮臻、朱德、劉少奇、陳雲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贊成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正確建議，同意撤換博古的領導職務。博古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不同意大家的批評，李德為自己的錯誤辯解、拒絕大家對他的批評。

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起草后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2月16日，中央油印印發了這個決議。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資料圖）

遵義會議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錯誤，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再去川南創建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會后，又根據敵情的變化決定中央紅軍在川滇黔三省廣大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這些成果，又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

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從此，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一步步地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