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低效論”辨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同時也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然而，在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上，卻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正視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切實破除影響國企效率的體制機制障礙﹔另一種則抱著“國企存在就是問題”的偏見，刻意夸大甚至捏造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事實”，伺機推行國企私有化。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走出“國企低效論”的話語陷阱，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誤導，堅持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

一、“國企低效論”的實質是“國企私有化”

“國企低效論”認為，國有企業不但自身天生低效率，不能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且還擠佔非公有制經濟的生存空間，不利於資源優化配置，嚴重拖累國民經濟發展。

“國企低效論”並不是一種新論調，它的出現與傳播在我國由來已久﹔但伴隨國有企業改革步入深水區，一些人又運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來故意曲解改革政策，企圖誤導公眾將國企改革舉措均視為針對“國企低效論”所作的政策回饋。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借口“國企低效論”曲解混合所有制改革。認為既然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通過大幅降低國有股比重，實現私有資本對國有企業的重組改造。這樣一來，混合所有制改革就被簡單地理解為針對國有企業的“單向混合”與“以賣代混”，被等同於用迂回漸進的方式推進私有化。二是借口“國企低效論”人為地將國企與市場絕對對立化。認為若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必須清除所有阻礙市場資源配置的影響因素，而國有企業的存在與崇尚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格格不入，進而主張國有企業應當徹底退出一切競爭性領域。三是借口“國企低效論”惡意將國有企業與“僵尸企業”混同。認為國有企業普遍經營不善，卻可以依靠政府輸血“僵而不死”，由此推斷現有的“僵尸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且未來會有更多國有企業出現“僵尸化”傾向，並據此認為清理處置“僵尸企業”本質上就是要讓國有企業“入土為安”。

由此可見，“國企低效論”的核心主張無不恪守“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信條。其實質是要在“國企低效率”與“私有化改革”之間建立起一種破與立的邏輯關聯，試圖通過顛倒黑白來妖魔化國企，制造“國企低效”的社會輿論，削弱乃至取消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實現所謂“私有化”目標。

二、用事實撥開“國企低效論”的迷霧

國有企業是否意味著低效率？隻有全面客觀佔有事實，方能撥開籠罩在“國企低效論”上方的重重迷霧。

國有企業並非天生低效率，而是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競爭力。國有企業在新中國建立早期很短時間內組織起巨大的資源力量，形成了支撐國民經濟運行和新生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社會生產力，以鞍鋼、長春一汽、大慶油田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項目不僅建設速度一流，而且生產和管理效率也達到那個時代的高水平，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成為當時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時代坐標。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市場的變化，特別是多種經濟成分的興起，國企在競爭中日漸暴露出資源過分集中、運行機制僵化、管理體制陳舊等種種弊端，因此必須對之進行改革，這同樣是歷史的必然，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近40年，我們徹底擺脫了那種片面追求公有制純而又純的僵化觀念束縛，堅持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兩個共同發展”“兩個毫不動搖”，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努力推動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從經濟效益看，國有企業總體上資產質量和實力大幅提升。2015年，全國國有企業利潤總和2.3萬億元，是2003年的4.7倍﹔截至2015年底，所有者權益40.1萬億元，是2003年底的4.8倍。從創新能力看，國有企業是推動重大科技創新的骨干力量。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第四代移動通信等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在智能電網、新能源、綠色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掌握了一大批關鍵核心技術並具備了一定的產業規模。從國際競爭力看，國有企業已成為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軍。2015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國有企業83家，比2003年增加了77家﹔國有企業經營的領域、區域、規模不斷擴大，有力帶動了我國技術、標准、裝備、管理、服務走出去。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力地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事實証明，企業效益如何，並不取決於所謂姓“公”姓“私”，而主要取決於由技術裝備、創新能力、治理結構、運行機制和管理水平形成的企業綜合競爭力。

國有企業並非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而是能夠提高社會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率。國有企業的身份地位，是由國家作為主要投資人來決定的。這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不同於一般的非公有制企業，它不僅具有市場主體追求利潤的一般屬性，而且還承載著國家戰略和國家政策，在促進社會整體效率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比如，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提供公共產品、增加就業、培養人才等方面有著顯著的溢出效應。以高鐵為例，國有企業在高速鐵路領域的產業創新，不僅利用其經濟輻射作用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更優程度、更高層次上配置資源﹔而且為非公有制企業在該領域配套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基於市場原則的分工與合作，實現了“國進民進、協調發展”的雙贏效果。再如，國有企業在防范和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中發揮著“自動穩定器”的重要作用，借助其自身強大的投資能力，可以在逆周期的“反向操作”中保障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增強了我國經濟的自我修復能力。此外，國有企業在保障職工體面工作和體面勞動中不斷增強其主人翁地位，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中充分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最大限度保障了資本與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平衡修復，有效限制了我國財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衡量國有企業的效益，不僅要看經營指標，還要看社會效益，以及對落實國家戰略和國家政策的貢獻大小。這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的最大不同。

國有企業並非拖累國民經濟發展，而是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衡量國有企業的貢獻，不但要看它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還要看對科技進步、宏觀調控、社會穩定、民生福祉所作的貢獻﹔既要看有形貢獻，還要看無形貢獻﹔既要看當前，還要看長遠。月有圓缺、潮有漲落，對國有企業的考量不能以一時一事論英雄。從發展歷史看，國有企業的存在使我國在最短時間內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建立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國防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通過改革煥發生機活力的國有企業，在我國保持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從現實看，國有企業為承擔社會責任作出重大貢獻。以稅收為例，2014年規模以上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佔全部工業企業的23.7%，但上交稅金佔到全部工業企業的44.6%。此外，國有企業積極參與援疆援藏援青、扶貧開發和社會公益事業，特別是在發生特別重大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的關鍵時刻，國有企業總是沖在第一線、發揮重大作用。正是國有企業具有“不獨善其身，更兼善天下”的“家國情懷”，每當國民經濟遭遇下行壓力，國有企業就會義不容辭地成為推進和實現 “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中流砥柱。

三、堅定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制度自信

“國企低效論”的最大謬誤，在於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退化為市場經濟一般，把國有企業等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僅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資本本能作為評價國企效率的單一化指標，而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所要求的社會理性卻避而不談。在這種單純的“效率拷問”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便被無形遮蔽了。

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現代企業法人主體，它要自主獨立地開展生產經營開發活動，要講求良好的經濟效益和投資效益，要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就這一點來說，它與其他所有制企業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又是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政策的承載者，在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社會穩定、增進民生福祉方面承擔著重要的職責使命。履行好這些職責使命，就不能隻講利潤和效益，而要講國家使命、民族擔當，才能當好“共和國長子”。當前深入進行的國企改革，是為了使國有企業更好地扮演這樣的雙重角色，而不是相反。國家通過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所有權關系，可以有效地將宏觀經濟目標融合到國有企業的市場行為之中，借助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引導經濟社會實現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並保証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因此，我國在發揮市場機制優勢的同時，利用國企的宏觀效果生成機制抵御了市場的盲目性風險，克服了私有制與市場機制固有的缺陷，實現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雙重優勢的有機結合。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所在，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設立國有企業的“初心”，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制度自信。

當前，大多數國有企業通過不斷深化改革，經營管理體制已發生深刻變化，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成效顯著，企業運行效率顯著提升，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但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國有企業還存在不少體制機制和管理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改革的自覺性和緊迫感，破解國有企業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促進國有企業更好地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有優勢。

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守正確的改革方向，做好科學縝密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首先，必須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這是國有企業改革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國企改革者必須具有的底線思維。歷史已充分証明，私有化改革並不能真正帶來效率，決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其次，必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國企改革的關鍵環節。有人認為，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就是讓市場在一切領域起“萬能”的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取消黨和政府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這是根本錯誤的。事實上，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調控的基因也始終沒有被消除。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既要依靠市場決定性作用激發國有企業的活力，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糾正市場失靈。最后，必須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充分發揮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與落實黨的建設同步推進，不斷把自身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優勢。

（執筆：肖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