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紅軍引到陝北來
80年前，究竟是誰把紅軍引到了陝北？
面對這一問題，大概隻有極少人能說出“賈拓夫”這個名字。
為此，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筆者深入賈拓夫的故鄉——神木縣的大街小巷，走訪了多位老人、知情者，力圖准確勾勒出這個把紅軍引到陝北的傳奇人物的革命歷程。
苦難的童年
在距神木縣城鐘樓100米處的東大街北十字巷2號，有一處磚瓦結構的老式房子，如今的主人將原來的窗戶打開改做商鋪，但大門及原先的房門依然保持著原貌：大門的門頭是用磚雕的，裡外分別刻了兩個字，“致祥”和“積善”，這就是賈拓夫的舊居。
說是舊居，實際上是“寄居”，賈家當時是租住別人的房子。1912年11月25日，賈拓夫就出生在這間房子裡。
賈拓夫的祖父是縣城一個屠戶，父親是街頭做小買賣的。賈拓夫不到10歲，父親賈寬厚不幸染上癆病，不久便撒手人寰。好在他的母親余氏勤勞堅強，待人忠厚，有一手釀造醋醬的好手藝。丈夫去世后，她靠自釀、自賣醋醬養活著一家人。
舊社會，隻有財主人家才能讓子女上得起私塾。據說，為了供兒子上學，余氏賣掉了自己結婚時的全部首飾。
賈拓夫的小名叫賈耀祖。參加革命后用過賈元、拓夫、紅光、虹光、關烽、紹先等很多化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除姓名之外還有字，叫“孝先”。
大概是因為父親去世早，母親撫養他太不容易，所以賈拓夫取“孝先”作為自己的字。賈拓夫孝敬母親的事跡，至今在神木老一代人中間流傳著。
走上革命道路
大革命時期，在陝北有兩所“紅色學校”對中國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一所是民主人士杜斌丞任校長的榆林中學，另一所是經李大釗等人介紹入黨的早期共產黨員李子洲任校長的綏德第四師范學校。
當時，這兩所學校匯聚了陝北的進步青年，榆林中學培養了劉志丹、謝子長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綏德第四師范學校培養了賈拓夫、劉瀾濤、馬文瑞等革命家。今天，延安的志丹縣、子長縣，榆林的子洲縣，就是以三位革命家的名字命名的。
1926年秋，賈拓夫考入陝西省立綏德第四師范學校。在校期間，他學習拔尖，活動積極，常常結合形勢寫出新詩、小說貼在校園的牆報上，頗受校方和教員器重。
國共合作破裂后，被稱為“紅色學校”的綏德第四師范學校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嚴查。許多有共產黨員身份的教師被撤換。作為校團支部書記、綏德學生聯合會主席的賈拓夫也被開除了學籍。此后，賈拓夫回到家鄉神木，以教員的身份秘密開展黨團工作。
1929年秋，賈拓夫等人在米脂縣一次集會時被捕入獄。那時，賈拓夫才17歲。敵人找不到証據，又不願意輕易放人。好在負責審理賈拓夫的國民黨官員和賈拓夫是同鄉，二人又有師生關系，加上地下黨員的擔保，賈拓夫被關押半月后即獲釋。
此后的幾年，賈拓夫的革命足跡除陝北以外，還涉及西安、蒲城、城固等地。期間，賈拓夫與劉志丹有過接觸，這與他日后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有著密切的聯系。
他把紅軍引到陝北來
在陝北的革命者中，賈拓夫是唯一從江西中央蘇區出發、走完長征全程的人。
毛澤東的嫡孫毛新宇曾在《爺爺率紅軍走過——毛新宇話長征》一書中寫道：“誰是紅軍進入陝甘的引路人？”繼而稱“有一個人，在中共中央選定紅軍長征落腳點的問題上，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他就是賈拓夫”。“賈拓夫為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落腳陝北作出了重要貢獻，起到了進軍陝北引路人的作用。”
賈拓夫16歲參加革命。1933年7月28日，陝西省委在騾馬市福盛樓飯館以吃飯為掩護，開會討論問題，結果被叛徒出賣，很快有特務上門來抓人。當時，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一出門即遭到逮捕。正在結賬的賈拓夫發現險情，立即從后門撤離。陝西省委因主要領導人被捕叛變，敵人開始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省委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身為秘書長的賈拓夫一度陷入困境，他決定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陝西的情況。
賈拓夫到達上海后，又隨中央遷移到江西蘇區。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五中全會上，賈拓夫被選入主席團。在江西期間，賈拓夫在陳雲領導的中共中央馬恩列斯學校擔任白區理論班班主任。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蘇區紅軍被迫撤離根據地開始長征。賈拓夫成為唯一參加了二萬五千裡長征的陝北人。
有關長征途中的艱難險阻，相關的回憶文章已經很多。但賈拓夫講給長子賈虹生的一段經歷，讓人至今難忘：長征時，他們啃過水煮的皮帶充飢。有時前邊隊伍吃青稞不消化，糞便裡都是整粒的青稞麥，他們就用水洗淨，再煮了吃……
紅軍長征的目的是要北上。但北上的落腳點究竟在哪裡？
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肅境內）召開會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在接近蘇聯的地區創造一個新的根據地。
俄界會議幾天后，紅軍闖過天險臘子口，抵達甘肅南部岷縣哈達鋪鎮，部隊開始休整。休整期間，聶榮臻無意間發現一張閻錫山方面主辦的《晉陽日報》。這是兩個月前的一份舊報紙，其中有這樣一篇報道——《陝北軍事形勢轉變，劉子丹徐海東合股，東西南三路援軍開陝，太原召開晉西北防共會議》，報道稱“陝北劉志丹赤匪佔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萬多人。他們飄忽不定，行去無蹤，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之可能……”
聶榮臻將這份報紙送到司令部，葉劍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賈拓夫。賈拓夫高興地說：“我們陝北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群眾生活艱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窮鄉僻壤，山高溝深，可以和反革命勢力周旋。”
毛澤東得知情況后，找賈拓夫詢問陝北革命的詳情。賈拓夫把劉志丹領導陝北紅軍開展活動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並建議黨中央到陝北立足。
聽完賈拓夫的匯報，毛澤東興奮地說：“別說（劉志丹）有幾萬紅軍，能有一萬也就好了。”他轉身向身邊的謝覺哉說：“看來劉志丹在陝北至少開辟了一塊根據地，到了陝北再說吧。”
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點的選擇經過6次變化，最終確定在了陝北。這個決策過程中，一張報紙和一個人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那就是《晉陽日報》和賈拓夫。
首任西安市長
西安，是一個歷史文化古都，長期的屯兵和戰禍，讓西安這個文明古都日漸凋敝。雪上加霜的是，當人民解放軍迅速逼近西安時，胡宗南率殘部不僅竭力破壞各種設施，還帶走了大量民用物資，留給共產黨的完全是一個爛攤子。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了，接手這個爛攤子的新政府首任市長是賈拓夫。當時，還沒有成立陝西省政府，西安直接歸西北局管。
早在1948年4月21日，解放軍收復延安后，接管國統區特別是西安的籌備工作就擺上了西北局的議事日程。此前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已經成立，主任是賀龍，賈拓夫任第一副主任。
5月29日，新華社發布了“西安市人民政府已於25日成立，陝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委任賈拓夫為市長，方仲如為第一副市長，張鋒伯為第二副市長”的消息。37歲的賈拓夫從延安來到西安，履新之際賦詩一首，表達了對西安解放的喜悅之情——
長安別來已十年，故地重逢景非前。
全城解放歌聲響，滿街紅旗迎風展。
賊昨猶以為穴巢，民今撥雲見青天。
因懷往事訪故人，幾番昂首望終南。
對於當時西安的經濟形勢，賈拓夫早有准備，他在一份接收准備文件中寫道：“西安若以50萬人計，每日需糧食600噸，需煤三四百噸，連同油、鹽、蔬菜等在內，至少1100噸以上。貿易公司擬組織花紗布、油鹽鹼、糧食及燃料四個公司以掌握物價，進行調劑。”
為對付物資匱乏，賈拓夫明確要求，“入城部隊及干部均應自帶3天干糧，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計劃地、適當地解決供給而不破壞紀律。”
賈拓夫上任后面臨的另一件事，就是如何應對物價上漲。1949年5月15日，西安一塊銀元兌換6萬偽金圓券，到18日就漲到了30萬。據說，有一位老人把家裡養了一年多的一頭大肥豬賣掉，賣豬錢沒敢動就趕緊去買豬娃，結果這筆錢隻夠買頭30斤重的小豬。因為害怕物價上漲，好多小吃攤不收錢，隻收小麥、雞蛋。商品貿易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換。
賈拓夫擔任西安市市長的同時還兼任西北局的工作。他最大的貢獻在於全力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使西安成為解放大西北的總后方。
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者
新中國成立后，搞經濟建設的人才比較缺乏，擔任西安市市長的賈拓夫被看好。1952年，為加強中央對財經工作的領導，毛澤東和陳雲親自點將，調賈拓夫出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協助陳雲分管交通運輸、勞動工資等方面工作。1953年，賈拓夫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任國務院第四辦公室副主任、主任，並兼輕工業部部長﹔1955年9月，任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監事會主任﹔1956年10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為中央財經小組成員。1958年9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賈拓夫長期從事經濟工作，對國家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及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執行，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8年，當經濟戰線上出現浮夸風時，賈拓夫對許多經濟數字持保留態度。尤其是對當時的大煉鋼鐵和其他一些大項目，他要求不能隻算政治賬、技術賬，還要算成本賬。他不怕被人說成是“保守派”和“算賬派”。對於小高爐土法煉鋼，他認為是質量低劣，浪費極大。對當時的許多項目的組織生產和管理經濟的做法，他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意見。通過實際調查，他認為上級指定的4000萬噸鋼產量指標有很大虛夸成分，是完不成的。
1959年4月，賈拓夫在黨的上海會議上，對鋼產量達到1650萬噸的指標仍堅持提出異議。他冒著“右傾保守”的風險，在計委內部布置測算了另外兩個指標較低的方案，以供中央選擇。他還在計委機關的一個干部會上，做了個“說老實話”的學習心得報告。然而，他的一些正確意見，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被認為是和黨中央唱對台戲，並把他的那個“說老實話”的心得報告作為毒草來批判。
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賈拓夫按大會的日程，除參加小組會，談情況，擺問題，提辦法外，還擔負著起草編制1960年計劃意見的任務。賈拓夫參加的西北小組中有彭德懷、李銳等。賈拓夫以計委黨組副書記的身份自我檢討：指標定得過高，計委有責任。而李銳則尖銳地指出：比例失調，問題嚴重。那天下午，賈拓夫下樓吃飯，迎面與李銳相遇，他給李銳作了一個長揖，說道：“講得好！你幫計委說了話，應該感謝！”后來李銳在會上受到批判，賈拓夫的這一揖、這一句話也成了罪狀。
在西北組，講話最為激烈的要數彭德懷，他不僅指出大躍進帶來的人禍，同時指名道姓把毛澤東點出來：“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在內。”彭德懷在西北組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我們黨內真正懂經濟工作的人不多，陳雲是一個，賈拓夫是一個。”
小樹林中的遺體
“廬山會議”后的1959年9月，賈拓夫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了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黨組書記職務，被迫調離經濟計劃領導崗位，下放到基層工作。1962年任撫順發電廠廠長，1965年任石景山鋼鐵公司副經理。
1962年，政治氣候回暖，賈拓夫的“右傾”帽子在七千人大會上被摘除，但康生等人捏造罪名，又開始加害於他，賈拓夫被取消了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接受專案審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賈拓夫自然在劫難逃。1967年5月5日，賈拓夫被幾名陌生人挾持后不知去向。
兩天后，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一個小樹林裡發現了賈拓夫的遺體——這位隻有54歲的老革命，就這樣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十幾天后，親人們在太平間裡見到了賈拓夫，隻見他半睜著眼睛，額頭、眼眶部位有深深的凹坑……
1979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決定，為賈拓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1980年3月20日，賈拓夫同志的追悼大會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
悼詞中寫道：賈拓夫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在幾十年的革命斗爭中，在黨的領導下，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斗不息，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在經濟工作方面，賈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我國經濟戰線上有獨到見解、有才干的領導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