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后黨的干部教育
1949年，隨著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推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黨所處的地位和面臨的形勢任務發生了重大轉變。為了切實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黨中央領導廣大干部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學習活動。
“時局發展的迫切需要”
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號召“全黨重新學習”。面對解放戰爭的重要戰斗任務、面對全面勝利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面對黨如何做好全國范圍內的全面執政、面對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面對干部隊伍數量不足和存在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情緒，黨的干部如何適應新的形勢要求並切實承擔起建設新中國的戰略任務，是黨面臨的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保証黨的干部能夠適應復雜多變的革命環境，保証干部有較高的知識理論水平和業務管理能力以勝任新形勢下的各項工作，黨中央及時採取了各級黨委開辦黨校、訓練班，大量訓練干部的辦法，並要求全黨認真地讀書，學習理論，學習政策，提高理論水平，克服經驗主義殘余。據不完全統計，從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至新中國成立初，華北地區有地市委以上黨校39處﹔東北有省市黨校14處，各縣設有黨員訓練班﹔西北設有西北局黨校、陝西省委黨校和綏德、延安、渭南3個地委黨校﹔華東有華東局、山東、浙江、皖南、皖北、蘇南、蘇北7個黨校，其余地委以上黨校皆是訓練班性質﹔華南有省市委黨校30所，河南10個地委都有黨員訓練班﹔西南有西南局、重慶、川東、川西、貴州等黨校皆為訓練班性質。建立並形成了包括專門干部學校、普通高等學校、軍事院校、少數民族干部院校以及各級黨校在內的干部學習機構網，到1955年全國已初步形成由高級黨校、中級黨校、初級黨校、城市夜黨校和新黨員訓練班構成的黨校教育梯級網。另據統計，1951—1954年，全國各高等院校共培養專業干部2.2萬人，幾年內全國共有120多萬干部接受了種類不同的專業知識教育。
“馬列學院要正規化”
從1947年年初至1955年7月的八年時間裡，中央先后下發關於干部教育的文件、講話、指示30余個，這對於干部教育規范化、正規化、制度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指導思想的正規化。1947年7月，黨在《關於解放和改造知識分子及對新區學校教育的指示》中強調：“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干部。”1948年 7月和10月，中共中央先后發出《關於創辦高級黨校（馬列學院）的決定》和《關於准備五萬三千個干部的決議》。
辦學條件的正規化。1948年7月24日，中央馬列學院一班在西柏坡不遠的平山縣李家溝口村正式開班，雖然辦學條件艱苦，但為中國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中堅干部。1949年4月14日，隨中央機關由河北平山遷駐香山碧雲寺西跨院﹔為了進一步改善學院辦學條件，1949年9月39日，董必武簽署決定，將清華大學農學院房產移交馬列學院，10月28日正式遷址。
辦學體制的正規化。學院建立初期，按照規定要求所招收學生必須參加過實際工作五年以上，最短的學習時間為一年半，分三個學期分別學習。學習內容分中外史地的普通常識、馬克思列寧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毛澤東思想與中共黨史等。1954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輪訓全黨高、中級干部和調整黨校的計劃》中又將學院分為馬列學院、中級黨校、初級黨校，開始對高、中級干部有計劃地進行輪訓，提出：“為了完成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任務，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加強黨的建設工作，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中央認為必須確定黨的各級干部的輪訓制度，在今后有計劃有步驟地把全黨各方面的高、中級干部，調入黨校輪訓。”這個時期的馬列學院培養了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干部和黨的理論骨干。1955年7月，又作出《關於黨的高級干部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辦法的規定》，對學習總結和學習成績的考核作了規定。這些措施為形成全國統一的理論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礎，為干部理論素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貢獻。
干部分類教育的正規化。中央不僅要求全國各地各級干部都要抓緊學習，還對不同系統干部學習發出專文專件。如：1950年12月，政務院發出《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有步驟地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1950年8月，中央軍委作出《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為加強少數民族干部培養，1949年11月14日，毛澤東同志發出《關於大量吸收和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指示》。次年，政務院又頒布《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這些文件對各類干部學習的目標、內容、方法和考核等都作了詳細規定，為各類干部學習的順利開展和正規化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
全黨必須“有系統地學習”
學習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秘訣、應對任何挑戰和風險考驗的法寶。毛澤東同志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全會還提出加強黨的學習的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黨務、外交等多領域多方面，但學習的重點、中心是經濟工作，是生產建設。這種全局性與導向性的結合，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在學習上的一個突出的時代特點。為了有系統地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水平，黨中央重新編審了一套干部必讀書目，這套“干部必讀”包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書目共計12種。這12種書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干部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必備書籍，對培養干部、提高干部理論水平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對干部的政策水平，毛澤東同志指出，全黨大多數干部，在過去幾年，特別是在1948年，有系統地學會了在農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軍事工作中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統地糾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許多同志在過去長時期內沒有學會的東西，一個年頭內都學會了。這樣，就使黨的總路線在全黨內能夠貫徹執行。這是一個最偉大和最根本的勝利。這是我黨政治成熟程度的極大的增長。同時，中央在《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中明確要求：加強理論教育是提高干部、改進工作的根本方法，並且把理論學習分為學習政治常識、學習理論常識、學習“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等三級，以適應全黨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需要。1953年中央專門發出《關於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黨主要干部都能有系統地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條件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鑒於全黨理論水平不高和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中央強調要克服經驗主義傾向，以寬廣的視野，以謙虛、謹慎的態度，向蘇聯學習，向書本學習和向實踐經驗學習。由於黨對學習的高度重視和對學習運動的積極領導，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修養和科學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在面對各種復雜問題時，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對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學習活動，鄧小平同志曾予以高度評價：“那一次，我們學得不壞，進城以后，很快恢復了經濟，成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時期卓有成效的學習活動，有著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黨的干部”
“必須提高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早在九月會議時，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結論中，毛澤東同志再次要求黨的各級干部“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毛澤東同志在全會結論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的提法較好，“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
1948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關於黨校教學材料的規定》中指出了8個方面的學習內容，包括“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與中國共產黨、時局與任務、國際形勢、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職工運動與城市政策、新區工作政策、對外國和外僑的政策”等。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黨的1949年任務中提出：“即在干部訓練學校中及在在職干部中進行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及中國革命各項具體政策的計劃，必須適合目前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的需要。”1950年9月10日，劉少奇同志在馬列學院第二、三班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關於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著重闡述了學習革命理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掌握了理論才能正確地指導工作”。1951年，黨中央頒布《關於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指出為了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中央決定建立干部理論學習制度，實施學分制和考試制。1954年，中央又提出：“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加強黨的建設工作，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這個時期的馬列學院培養了一大批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又具有實際工作能力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和黨的理論骨干，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提高干部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關鍵要體現在革命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新中國成立前后，黨始終將干部教育作為隊伍建設的基礎性、戰略性工程來抓，迅速改變了干部隊伍的理論水平、政治素養、文化結構，提高了干部隊伍的領導水平、執政能力、作風修養，使黨的干部基本實現了從熟悉革命和戰爭到懂得執政和建設的轉變。
（作者：康井泉，中共北京市大興區委黨校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