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長征：中央紅軍長征到底有沒有准備？

對於中央紅軍長征到底有沒有准備，一種意見認為，中央紅軍長征是博古、李德等人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情況下，倉促決定的，沒有做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備﹔一種意見認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戰略行動，中共中央進行了充分的准備。

實際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是進行了一些准備，但由於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領導和指揮下，決策猶豫，准備不足，中央紅軍是倉促出動的。

1934年5月，廣昌、建寧失守后，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國民黨軍進入中央蘇區的腹地后，中央紅軍在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經十分困難。

《紅色中華》關於廣昌失守的報道（資料圖）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開始考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問題，但並未選定突圍的目標和方向。至7月初，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腹地進攻，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形勢已變得極其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為“吸引蔣敵將其兵力從中央蘇區調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配合中央紅軍主力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即先后派遣紅7、紅6軍團北上和突圍西征，在閩浙皖贛和湘中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新蘇區。

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圍剿”的國民黨軍隊（資料圖）

9月上旬，紅軍的驛前以北陣地淪陷后，國民黨軍從各方面深入到蘇區大門內來。在蘇區進一步縮小，蘇區內的人力、物力已經十分匱乏，紅軍在內線打破敵軍的“圍剿”已經根本沒有可能時，博古、李德等人才被迫放棄在蘇區內部抵御敵軍的計劃，決定於10月底或11月初實行戰略轉移，開始了一些戰略轉移的准備工作。

一是初步選定了突圍的目標和方向。由於紅7、紅6軍團兵力過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僅未能達到牽制大量敵軍的預期目的，反而使“圍剿”中央蘇區之敵加快了進攻的步伐，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9月8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補充訓令”，命令紅6軍團向湘西北轉移，與紅2軍團在川貴湘邊境行動的部隊取得聯絡，以吸引更多湘敵於湘西北方向。這表明，中共中央此時已選定了突圍的目標和方向，要沿紅6軍團西征路線實行戰略轉移，准備到湘西去，同紅2、紅6軍團會合，爾后實行戰略反攻，以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恢復中央蘇區。

二是在此期間，為減輕中央紅軍突圍西進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利用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派潘漢年、何長工與陳濟棠的代表進行會談，達成必要時相互借道等五項協議，為爾后中央紅軍順利通過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三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在中央蘇區設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項英任分局書記，陳毅任辦事處主任，統一領導和指揮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繼續堅持斗爭，配合主力紅軍的行動。

突破四道封鎖線，向湘西轉移示意圖（資料圖）

四是征集新兵，擴大紅軍。9月1日，中央組織部、總動員武裝部等為了補充中央紅軍各部隊，加強突圍西進的力量，即發出在9月動員3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知。9月4日，中革軍委在《紅星》報上又發表了《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令》 ，要求中央蘇區“無論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間動員三萬新戰士去上前線”。中央蘇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迅速展開了空前緊急的兵員動員籌集工作，為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補充了大量兵員和物資。

五是發布預先號令。9月29日，中共中央以張聞天的名義在《紅色中華》報第239期上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署名社論，指出：“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與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戰的勝利”。這個社論，發出了中央紅軍准備實行戰略轉移的公開信號。

中共中央雖然開始部署和進行了一些戰略轉移的准備工作，但對撤出中央蘇區這個關系到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卻隻限於上層少數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進行過討論， 始終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動員和教育，沒有進行必要的休養兵力和整頓訓練。廣大指戰員，甚至許多黨政軍高級干部，都沒有思想准備，或者准備不充分，造成了部隊思想上的混亂。許多部隊在撤離戰場后匆忙踏上了轉移的征程。“表現了不應有的倉促從事”。紅軍對戰略轉移的准備不足，出動倉促，是造成中央紅軍長征初期遭受嚴重損失的一個重要原因。（作者系軍史專家、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 姜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