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檔案，留住人類珍貴的歷史記憶

10月13日，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觀眾在參觀“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震驚世界的英雄壯舉，被稱為“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成為中國共產黨及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百折不撓的象征。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檔案真實地記載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長征是在極端艱險條件下的戰略大轉移，前后跨越中國十幾個省，總行程達數萬裡，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檔案能保存至今，彌足珍貴，對研究中國革命史極具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在搶救、收藏、保護長征檔案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長征檔案主要有哪些內容？如何認識長征檔案的重大意義？就此，記者日前專訪了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李明華。

長征檔案收藏主體在中央檔案館

記者：近年來，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在搶救、收藏、保護長征檔案等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明華：長征檔案從檔案形成的角度來講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由我們黨和紅軍形成的檔案，大都在中央檔案館，主要是我們黨在長征過程中形成的會議記錄，發出的電報、指示。這些檔案在長征路上形成，並帶到延安，又從延安帶到西柏坡，直至最后帶到了北京。另一部分是當年國民黨圍追堵截紅軍隊伍時所產生的檔案，主要存留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雲南、貴州等省級檔案館。

2003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檔案文獻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國家檔案局從2002年以來，先后評審了四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長征檔案是第二批列入其中的。我們一直從入選項目中，選擇具有世界意義的項目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

對於長征檔案以及所有館藏檔案，中央檔案館和省級檔案館都有專門的標准化庫房加以保管，庫房的溫度、濕度都是有標准要求的，保持相對穩定的濕度和溫度可以防止紙張發霉、變脆。同時還採取“八防”措施，包括防火、防光、防鼠、防有害氣體等，確保檔案不受到任何損害。

“長征檔案內容以‘電報’為主”

記者：中央檔案館館藏的長征檔案主要包括哪些內容？

李明華：長征檔案的內容主要包括長征過程中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的會議記錄、發出的文件和電報，這些檔案的原件除個別的在戰爭年代有損失外，主體都完好保存了下來。比如，當時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記錄，1935年5月紅軍總司令朱德發出的第一次提出“長征”的布告。

整體來說，長征檔案內容以“電報”為主。1935年10月黨中央到達陝北后，張浩（林育英）從共產國際帶回了密電碼，恢復了和共產國際的聯系，一直到1936年11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這段時間所形成的電報文件，都較為完整地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絕大部分已對外公布。

對人類珍貴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的保護

記者：請您選取館藏長征檔案的例子，講講其背后的故事。

李明華：在長征時期，有些檔案因戰爭沒有保存下來。特別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意義的遵義會議，由於當時情況危急，未能留下會議記錄等原始檔案文獻。所以長期以來，雖然對遵義會議的主要情況是清楚的，有的回憶文章也介紹了一些情況，然而由於時間久遠，對會議召開的具體時間、參會人員、解決問題的過程等，講得不是很准確。

關於會議召開的時間，很長時間都是以會議決議標明的通過時間1935年1月8日為依據，前推兩天，認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開的。1984年9月，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在《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中，依據中央檔案館館藏1935年1月13日24時以“恩來”名義致李卓然、劉少奇的電報：“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來遵義城”，認定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月15日至17日。

關於會議的內容，因為沒有會議記錄，也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會議組織變動的文獻記載，同樣是長期以來不得其詳。1957年1月，中央檔案館接收了蘇共中央移交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其中有一件《（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記載著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目的、參會人員和作出的決議，但究竟是誰寫的、什麼時間寫的，都不清楚。1982年4月23日，中央檔案館把這份提綱的復印件報送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鄧小平、陳雲、聶榮臻、楊尚昆、伍修權（時任翻譯）同志，請他們審閱，看看是誰寫的。除陳雲同志外，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很快回復說不是自己寫的。陳雲同志仔細辨認了這份提綱復印件，委托秘書轉告中央檔案館：“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是在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為進一步確認，陳雲同志還調閱了原件。他說：“原稿用的紙不是好紙，一看就是‘拍紙簿’上撕下來的，這種本子那時在遵義是能夠買到的。”

據手稿記載，在解決組織問題上，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會議還決定，決議發出以后由常委毛澤東、張聞天、陳雲到各軍團干部會中傳達會議精神。提綱就是由此而來的。

紅軍長征是人類戰爭史上空前的戰略大轉移，歷盡千辛萬苦，大半指戰員犧牲在征途，在每個親歷者心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為了留下紅軍長征的歷史記憶、爭取援助，1936年8月5日，毛澤東親自起草致各部隊首長的電報和一封致參加長征同志的信，為出版《長征記》征稿：“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隻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同時，又向各部隊發出電報：“望各首長並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於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萬字，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從中選定110篇，30余萬字，以《二萬五千裡》為書名，1942年刊印。

1942年11月20日，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在《紅軍長征記》“出版的話”寫道：“《紅軍長征記》一書（原名《二萬五千裡》），從1937年2月22日編好直到現在，已經5年半以上了，其間因編輯的同志離開延安，而偉大的抗日戰爭又使我們忙於其它的工作，無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本書的寫作，系在1936年，編成於1937年2月，當許多作者在回憶這些歷史事實時，仍處於國內戰爭的前線，因此，在寫作時所用的語句，在今天看來自然有些不妥。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參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來面目，一字未改”“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所有執筆者多半是向來不懂得所謂寫文章，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學會作文字的人們，他們的文字技術均是絕對在水平線以下，但他們能以粗糙質朴寫出他們的偉大生活、偉大現實和世界之謎的神話，這裡粗糙質朴不但是可愛，而且必然是可貴”。

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

記者：請您結合現實，談談長征檔案的意義有哪些？

李明華：80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高舉抗日救亡旗幟，粉碎上百萬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戰勝無數艱難險阻，勝利完成舉世聞名的長征，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跡，成為舉世聞名的偉大事件，被稱為“當今時代無與倫比的一次史詩般的遠征”（埃德加·斯諾），“是一次體現出堅忍不拔精神的驚人業績”（蒙哥馬利）。長征不僅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奇跡，而且形成了舉世欽佩的長征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百折不撓的象征，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象征，它還超越時空走向世界，在人類活動史上樹立了一座無與倫比的豐碑，成為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

紅軍長征是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實施的戰略大轉移，前后跨越中國十幾個省，總行程達數萬裡。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檔案真實記載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以驚人的毅力，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艱難險阻，經受飢餓傷病的折磨，戰勝黨內的分裂危機，最終取得勝利的歷程。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都參加了長征，並都在長征中形成了檔案文獻。上個世紀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的將領，很多是經過長征考驗的。通過長征檔案可以看到，紅軍長征鑄就的偉大長征精神，彰顯了紅軍在長征中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

長征的勝利，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紅軍長征勝利，充分展現了革命理想的偉大精神力量。現在，時代變了，條件變了，我們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和事業沒有變。我們要銘記紅軍豐功偉績，弘揚偉大長征精神，深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繼續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長征路上萬眾一心、頑強拼搏、奮勇前進。”我們要繼承和弘揚好偉大的長征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就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們完全有信心有決心有恆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長征永遠在路上。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就是要緬懷先烈、不忘初心，走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新長征路，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

（本報記者 王昊魁 本報見習記者 李薇 本報通訊員 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