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自我糾錯:黨創造輝煌的法寶

原標題:勇於自我糾錯:黨創造輝煌的法寶
作者:    發布時間:2016-10-26    來源:人民網-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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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力: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已經走過95年的風風雨雨。風雨行路近百年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各種生死攸關的艱難險阻,多次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但是中國共產黨最終能夠乘風破浪、一往無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能夠始終因時而變、隨事而制,勇於自我糾正錯誤,並且在一次次糾錯中吸取經驗教訓,茁壯成長。中國共產黨95年的歷史証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已經成為取得成就、創造輝煌的法寶。我們相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這些基礎上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會創造更加輝煌的未來。

【摘要】中國共產黨在95年的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強大的自我修正能力,這主要體現在從黨的宗旨和綱領出發,為人民的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從哲學層面、客觀實際和歷史發展規律出發,全面總結經驗教訓﹔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作為黨的建設的主要任務﹔加強制度建設,形成在黨的重要會議上修正錯誤的制度體制機制﹔創造了黨內巡視、全黨整風等自我糾錯的形式。

從黨的宗旨和綱領出發,為人民的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共歷史上一個團結和勝利的大會。在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央委員會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報告全面回顧了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期間發生過的兩次歷史性轉變,一次是由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科學地總結了經驗教訓,確定了黨的路線、綱領和任務,並從黨的宗旨高度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必須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說:“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准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准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他又強調:“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可以說,毛澤東指出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共產黨也實實在在地從堅持黨的宗旨和綱領出發為人民的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從哲學高度,全面總結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中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在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引導全黨從哲學高度發奮學習、總結經驗、修正錯誤,全面提高了全黨全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增強了全黨用科學理論解決政治、軍事戰略、經濟、文化、黨的建設等重大問題的能力。1937年,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糾正黨內教條主義錯誤,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毛澤東深入研究哲學,並親自在抗大講哲學課,他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他還從哲學高度指出教條主義的要害:“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個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后,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

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的,是在革命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的。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指導下,黨把總結經驗、避免重犯錯誤作為黨的任務。1939年毛澤東指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所強調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我們黨必須採取的辯証唯物主義的根本立場。過去採取這個立場,曾使我們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今后繼續採取這個立場,必將引導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

形成通過黨的重要會議糾正錯誤的制度體制機制

在明確了從堅持黨的宗旨和綱領出發為人民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並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確立為理論指導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制度建設,這既包括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黨委工作制度、監督制度等基本制度,也包括具體的如黨內巡視、報告等經常性工作方面的制度體制和機制。

通過會議糾正錯誤,形成有效的糾錯機制。這首先體現在每次黨的代表大會都起到了總結經驗和糾正錯誤的作用。如中共七大批評了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確定了一系列正確的綱領、路線、戰略、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后,在每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對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進行全面報告,總結成績指出不足,特別是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分別總結改革開放新時期取得的十大成就、面臨的八大問題和挑戰,起到堅持真理糾正錯誤的積極作用。

此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如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全黨認真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全面總結經驗教訓,作出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央全會對自己的錯誤進行徹底糾正並取得成效的典型案例。

著力推進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具體制度建設

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在著重進行基本制度建設的同時,還認真地進行具體的制度建設,形成有效的工作方式以增強自我修正的能力。翻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通過巡視來了解和指導地方工作,糾正出現的錯誤。特別是1927年國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強調應當建立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制度。1928年10月,中央發布“第五號通告”,正式頒布黨內《巡視條例》,這個條例對為什麼要巡視、巡視員的設置、巡視時間、巡視任務范圍、巡視方式方法等都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可以說,在土地革命戰爭期間黨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巡視制度,加強黨的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的指導監督和糾正工作中出現的錯誤,但也要客觀地說,巡視也曾出現過問題需要總結。

在民主革命時期,由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長時期處於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並且是農村的環境之下,黨曾經允許各地方黨和軍事領導機關保持很大的自治權,這曾經有利於各地方黨組織和軍隊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為渡過長期嚴重困難局面起到積極作用﹔但在同時,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狀態和無組織狀態,使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損害了革命事業。隨著黨的不斷成熟,革命事業的迅速發展,為了加強統一領導,黨曾在六屆六中全會、黨的七大上作出黨內報告和通報情況的規定。為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從1948年1月起正式建立了嚴格規范的報告制度。歷史証明,這個報告制度不僅對黨內互通情況,互相監督,加強黨的團結統一,增強黨的戰斗力、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為建立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從執政黨建設的角度來說,黨內實行的報告制度,起到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作用,提供了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制度保障,這些作法和經驗是十分寶貴的。

創造了以全黨整風為主要形式的自我糾錯方式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針對黨內出現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以及在他們身上出現的破壞黨的紀律的宗派主義行為給中國革命帶來的重大損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下決心在全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以反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三種不良作風,加強黨性和黨的紀律。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開始﹔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整風運動的結束。延安整風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是黨的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通過延安整風,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確立了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和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使全黨在思想、作風和紀律上提高了一大步,增強了黨性,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保証了黨同心同德奪取民主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形成的這種集中整風的黨內教育和整頓的方式,為加強黨的全面建設提供了成功的樣板,此后,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的整黨、中共十二大后的整黨、“三講”活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都起到一定作用,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又積累了集中進行黨的教育活動的新鮮經驗。

形成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反復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高級干部學習中共黨史並作歷史決議期間,毛澤東多次強調開展黨內健康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還在整風過程中總結出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公式,即“團結——批評——團結”,並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將自我批評概括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為了在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毛澤東認為黨內民主非常重要,“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創造,也隻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隻有充分發展黨內民主,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才能真正實現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歷來的原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一切重大原則問題上必須分清是非,以達到弄清思想、團結同志的目的。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