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觀夯實“不忘初心”的理論基礎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提出：“我們黨已經走過了95年的歷程，但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面向未來，面對挑戰，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聯想習近平總書記去年關於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講話，深感有必要用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夯實“不忘初心”的理論基礎。
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透視中國歷史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嚴格地說是一門建立在唯物史觀和辯証法基礎上的歷史科學，其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演變過程中去發現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規律及其必將被社會主義所取代。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時也指出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並不是齊頭並進、千篇一律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由此可見，中國通過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實現現代化就不是偶然的，它既是資本主義發展全球化的產物，也是社會主義跟隨歷史前進的結果。
在新中國建立前的一個半世紀裡，中國由一個獨立封閉的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的中國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苟延殘喘。”正是在這種危機中，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中國共產黨樹立了為中華民族獨立富強而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的初心，並歷經95年而初心不改。同時，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也証明了隻有中國共產黨不僅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最徹底的民主革命，為現代化掃除沉疴和障礙，而且能夠跨越資本主義，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為什麼能夠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歷史進程。中國的民主革命不僅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中國工人階級開始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其標志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為民主革命最堅定的領導核心。也因此，這個民主革命的前途就不再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和發展資本主義，而是在民主革命勝利后走向社會主義。這是由革命的領導者和主力軍所決定的。因此，當1949年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並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后，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成為過渡的橋梁，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自然就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不忘初心”是與社會發展邏輯相一致的。
了解社會主義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卡夫丁峽谷”這個典故。公元前 321年，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峽谷擊敗了羅馬軍隊，並迫使羅馬戰俘從峽谷中用長矛架起的形似城門的“牛軛”下通過，借以羞辱戰敗軍隊。后來，人們就以“卡夫丁峽谷”來比喻災難性的歷史經歷。馬克思借用這個典故，認為前資本主義國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不僅實現生產方式的變更，同時也實現社會制度的更新。
新中國成立后，當完成民主革命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后，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最主要、也是最迫切的任務是加快經濟發展和實現工業化。而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既不可能允許中國走“資本原始積累”來實現工業化的資本主義道路，而又要在貧窮落后的基礎上積累資金並保持社會的公平穩定。因此，中國共產黨在1953年改變了先通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完成工業化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決定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步進行。蘇聯開創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即通過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可以盡可能地壓低消費和平均分配生活必需品，將非常有限和分散的剩余產品拿到國家手裡，並採取行政辦法配置資源，使投資向重工業傾斜，突破制約經濟發展的重工業落后的瓶頸。這樣做，不僅可以提高積累，更重要的是可以很快建立起必要的國防工業，因為“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和朝鮮戰爭、台海危機等，使得中國必須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和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都使得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並已經不能容納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的。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僅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更文明的社會制度，更重要的是具有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但是在20世紀的實踐中，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誕生於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誕生於那些資本主義發展受到阻礙的經濟落后國家。這些國家雖然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是並不能通過社會革命跨越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階段。
因此，當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毛澤東、鄧小平都曾經說中國還不是合格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因就是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還很落后，國家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雖然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具有保証國家安全（發展國防工業）、社會穩定和實現高積累的優勢，但是計劃經濟在宏觀經濟管理上遇到的不可克服的困難和在微觀經濟中不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弊病，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就發現了，並一直探索如何改革和完善它。1978年以后，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汲取前30年的經驗教訓，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來說有兩條，一是對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弊病的糾正，調動一切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二是融入世界經濟，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可以說，改革開放不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而是發展，是社會主義要實現比同等條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在要求。這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不僅不矛盾 ，而且是一脈相承的。
歷史已經証明，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 “卡夫丁峽谷”，但是不能跨越市場經濟，因為它是與現有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一種資源配置方法。市場經濟必然意味著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必然存在著“馬太效應”，存在著雇佣勞動，存在著“勞資矛盾”，這些都要求“不忘初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掌握駕馭市場經濟的本領，興利除弊，讓它為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生產力的目標服務，同時又抑制它控制國計民生的欲望和擴大貧富差距的后果。
經過67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一個擁有13億人口和人均資源匱乏的國家，人均收入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200美元，達到了今天的8000多美元，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其中貨物貿易額世界第一，制造業產值世界第一，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不到4%提高到14%。這些都証明，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不僅體現了歷史與邏輯一致的唯物史觀，而且說明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理想這個“初心”，是可以在社會主義不斷自我更新和完善過程中逐步接近的。再從全球經濟和發展來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願景和行動計劃得到沿途許多國家的積極響應，標志著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自西向東傳播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