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歷史虛無主義之我見

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社會思潮和思想傾向，其特征主要為：一是否定歷史的價值，尤其對本國的歷史缺乏應有的敬意，一味抹殺，以為一無是處﹔二是借口歷史認知存在相對性，隨意歪曲歷史真相，抹殺歷史認知中既有的真理性，陷入了相對主義。近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有愈演愈烈之勢，少數人在“去宏大敘事”、“重寫近代史”等名義下，熱衷於做翻案文章，不僅任意顛覆幾代學者潛心研究而獲致的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見的歷史認知，而且顛倒是非，歪曲歷史真相。例如，先是歌頌晚清的改良運動，而貶抑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繼則拔高清政府，連改良運動也罵倒了。由是以進，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尤其是不遺余力地抹黑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歷史。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不限於學術界。在所謂崇尚自由、思想多元、追捧創意與彰顯個性的名義下，歷史虛無主義借助現代媒體尤其是網絡，蔓延到社會諸多領域，特別是在青年中形成了一種消極的社會心理傾向。歷史虛無主義消解社會共有的信念與目標，不容掉以輕心。

任何一個民族都是歷史的產物，無論其發展過程曾經歷怎樣的艱難曲折，歷史作為多樣化的統一，即這個民族的共同創造與共同的記憶，包括得失在內，在整體的意義上，便都構成了它的生命本源，奠定了它進一步走向未來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錢穆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國民對本國歷史應當具備的基本信念和准則：“任何一國之國民”，都必須了解本國的歷史，並心存“溫情與敬意”，而不容“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他還進一步強調以下的觀點：千萬不要以為“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因之可以將現實中的“種種罪惡與弱點”，都推諉於古人。他認為，這是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①這無疑是十分深刻的見解。人們盡可以探討不同歷史階段上前人行事之是非得失，卻沒有理由簡單地全盤否定和抹殺屬於民族共同體的那一時代的歷史。明白了這一點，便不難理解，極少數人一味抹黑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歷史——誣之為“罪惡連連”的暗夜，不僅歪曲歷史，而且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淺薄狂妄”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固然，歷史學無法再現歷史，歷史認知具有相對性，不免見智見仁。盡管如此，人們對於歷史的既有認知仍具有客觀的真理性，而不容陷入相對主義或隨意顛倒歷史。陳寅恪在談到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不彰的原因時，曾指出：人們多將之歸結為學者畏避文字獄，不敢致力於史，是為固然﹔但這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他看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經學與史學本身的差別。二者在清代雖並稱考據學，但前者材料殘缺寡少，解釋尤不易確定。這一方面使“謹願之人”滿足於文句的個別解釋，不能作綜合討論，無法形成系統的論述﹔另一方面卻方便了“夸誕之人”得以隨意附會以博取利祿，而有識之士雖不願苟同，卻因不易標舉反証而徒喚奈何。史學則不然。“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故人多舍史學而趨經學。②陳寅恪上述見解十分獨到，其中論及史學以史料為基礎，是非得失自有評判的標准，與主觀臆說不能混為一談，更顯精辟。他明確地肯定了歷史認知具有自身客觀的真理性，而不屑於相對主義和隨心所欲地編造歷史。所以，據此可知，人們盡可以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多面相見智見仁，卻不應也不可能否定國人堅持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構成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主線這一基本的歷史認知，不應也不可能抹殺辛亥革命、新中國的建立與改革開放並立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三個偉大裡程碑這一基本事實。學界關於民國史的研究長期比較薄弱，近年來，隨著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興起“民國熱”，自有它的合理性。但少數人挑戰歷史常識，刻意將飽受列強欺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民國時期，說成是“充滿人情味”的“溫柔之鄉”、“真正的新中國”，以至於使一些無知的青年相信那是近代中國一段“最好的時光”，“心向往之”。這不是“重新發現歷史”，而是隨意編造過去。1980年，美國著名學者艾愷採訪梁漱溟，他問一個問題：“100年來，中國最苦難的時代……是什麼時候”?后者答道：“是在100年前的前半。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引起了中國的內戰……皇帝倒了，好像也可以說出了好多皇帝。所以內戰是最苦痛的，自相殘殺”。③他所指的正是1930年前后的民國時期。其實，隨便翻開《申報》、《晨報》一類民國時期的報刊，都可以証實梁言之不虛。因為每天報刊充斥的無非是關於內戰、匪患、災情與難民等令人心酸的信息，哪裡有什麼“充滿人情味”的“溫柔之鄉”?哪裡有什麼“真正的新中國”?足見民國史的研究雖然還有待深入，但既有的歷史認知已不乏真知灼見，是必須敬畏的。

現在有人固執地否定國共斗爭最終的勝負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而將問題歸結為所謂中共“不光彩”的“權詐”﹔或揚言隨著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將“改寫近代史”，這都是一種不願直面歷史的自欺欺人。古人雲“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古老的真理。握有全國政權並得到美國全力支持的國民黨，最終居然敗給了僅有“小米加步槍”、力量懸殊的中國共產黨，雖造因不一，但歸根結底，端在人心之向背，是無可諱言的。其中，不能實行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支持，更是國民黨敗亡的一大致命傷。這也是人們既有的歷史共識。實際上，早在1935年，蔣廷黻就在天津《大公報》上撰文，公開批評國民黨政府：現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名存而實亡，“自國共分家以來，國民政府在精神上所依賴的力量僅民族主義。民權和民生早已送進博物院，偶爾談及者有如談古董一樣。就是民族主義的呼聲近日也極其細微”。他進而指出，在江西蘇區幾乎一無所有的紅軍，卻能抵抗十倍其眾的國軍，至今堅挺不倒，根本的原因即在於它實行了國民黨不能實行的民生主義，即耕者有其田，實現了與農民的合作：“共產黨為農民作了什麼好事呢?隻作了一件事：干脆的，徹底的消滅了地主階級，實行了耕者有其地。農民所以樂為其用就是為這一點。他們對任何主義，任何史觀是不感興趣的﹔他們所歡迎的，感激的就是佃租的免除。為了這一點，雖然紅軍加在他們身上的賦稅和工役很重，他們仍肯為紅軍出死力。”蔣廷黻建議國民黨，要想剿滅紅軍，也必須行同樣的政策。他說，“這個擺在我們眼前的教訓，我們尚不能學嗎?”“這種力量我們何不據為己有?何必委之於敵人?我們所須行的就是耕者有其地”。④應當承認，蔣廷黻的目光是尖銳的，然而，他雖苦口婆心，國民黨卻不聽。1949年4月，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覆亡前夕，台灣的《公論報》有文章質問說：中共的勝利主要源於它實踐了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請問國民黨，你所以沒能實踐民生主義，“是自己走錯了路，還是政黨的性質與主義不能相容呢?”⑤敗退到台灣后的蔣介石，曾問以反共著稱的葉青：國民黨何以敗?葉青的回答是：因為沒有實施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⑥從蔣廷黻到葉青，先后指出了國民黨的致命傷在於得不到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支持。新近台灣一位資深學者在學術討論會上更指出：國民黨到台灣后所以能成功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因為高官們的土地都在大陸，現在是革別人的命，沒有負擔。⑦公正的輿論與國民黨的幾代學人，也都承認國共成敗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再次証明了歷史真相與歷史認知所具有的客觀真理性，從來都容不得隨意篡改。

當下歷史虛無主義的泛起固然有多種原因，但除了極個別人有政治企圖、欲借歪曲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數人就其主觀因素而言，主要有三。

一是對當下中國的時代性缺乏正確的體認。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雖有失絕對化，但不乏辯証思維。人們對歷史或歷史問題進行思考，總會有一個觀察點或出發點，它歸根結底是與人們對身在其中的當下時代的體認緊密相關。1901年，梁啟超發表《過渡時代論》，認為其時中國正處於舍舊趨新的過渡時代，孕育著大希望，同時也隱藏著大“危險”，這就是對未來道路的選擇是否正確，將決定國家與國人的成敗禍福：“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有不為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巨。”⑧因之，他強調過渡時代的政治家與國民必須具備三大品格：“冒險性”、“忍耐性”與“別擇性”，其中又以“別擇性”最為重要。耐人尋味的是，當下中國也常被稱為“改革期”、“轉型期”、“過渡期”，這雖不無道理，但要看到它與梁啟超所說的“過渡時代”，名同實異，不可同日而語。在梁看來，其時中國面臨的是一場“去所厭離之舊界”而追尋西方“新界”，即改弦更張的社會大變革。而當下中國的改革卻是在原有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與所謂改轍易幟渺不相涉。不過，梁啟超關於過渡時代存在大“危險”和尤其需要重視“別擇性”的觀點，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質言之，能否正確體認當下中國的時代性，同時又不忘梁啟超的警示，這將深刻影響人們對待歷史的態度。1990年4月，胡喬木主持編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在討論提綱時，他發表了以下意見：“70年要貫穿一個思想，就是中國要搞革命，要搞建設，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怎麼結合起來要進行探索，要靠中國人自己來了解情況，在這個基礎上下正確的決心。這中間會碰到各種挫折，但是我們黨還是總結了教訓。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國共產黨是一直在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的。盡管犯了錯誤，還是要為人民謀福利，把中國推向現代化。整部書要有這麼一個思路。”⑨他強調的“這麼一個思路”，其根本的觀察點或出發點，正是源於對當下中國的時代性的正確把握。與此相反，一些人錯讀當下的中國，認為它正“告別”社會主義，歸趨西方資本主義舊軌。這些人誤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迷津，也就不可避免。

二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一些人看問題，不是將之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作綜合的、長時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況古，便難免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新中國建立后的前30年，黨和國家的工作確實出現了許多失誤，包括反右斗爭的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難等，造成了不必要的嚴重損失。但是，因之便將這一時期說得一無是處，一片漆黑，加以全盤否定，卻是不客觀的。我們應當看到，不僅這些失誤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發生的偏差，事后也由它自身作了糾正。而且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舊中國變成了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包括大慶油田、兩彈一星等在內，它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恰恰為后30年改革開放和新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這不僅是指物質的條件，也包括思想的條件。《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將“最難處理”的1956-1966年這10年，最終確定為“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前進”的10年。胡繩說：“對這十年是說，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比較正確的，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形成的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與實踐經驗﹔另一個是錯誤趨向，也是在探索中發生的，走偏了方向，失之毫厘，謬以千裡”。“兩種趨向，不能否認有錯誤趨向，但正確趨向是存有的，后來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當然不可能將以后的都說出來，是苗頭”。成就與失誤並存，“隻要能正確加以總結，都可以成為黨的財富”。⑩這種辯証的觀察完全符合歷史實際。胡喬木高度評價該書這一新見解是黨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所以，看不到失誤，引不出教訓來﹔但隻看到失誤，看不到成就，見木不見林，並不足以言客觀的歷史真相，相反卻易於陷入歷史虛無主義。

三是囿於個人情感，難以保持清醒的理性。超越情感因素，保持客觀的態度，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上述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曾傷害了許多人，時光雖逝，往事並不如煙。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過傷害(不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的人，心理陰影往往長期存在。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待歷史問題，未能超越個人恩怨，自然會影響其知人論世的客觀性。極少數人千方百計詆毀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緣於此。在這一點上，梁漱溟卻顯得難能可貴。他與毛澤東發生過人所共知的沖突，事后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按道理他最易受情感驅使而貶抑毛澤東，但事實卻相反。他晚年在回答外國學者關於怎樣評價毛澤東的提問時表示：毛澤東晚年雖有錯誤，但他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上，都是僅見的偉大人物，“沒有毛澤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這個是百分之百的事實，百分之百的事實。”(11)梁漱溟不愧是當代卓越的思想家，其剛直不阿的品質也表現在對毛澤東的公正評價上。如何超越個人恩怨，客觀對待歷史，梁漱溟為人們提供了絕好的范例。

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可謂道盡了國人對國史之珍重與否與國之興衰間的依存關系。欲廓清當下的歷史虛無主義，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指導，重視歷史教育，包括國民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這方面亟待反省之處很多，教育主管部門與史學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注釋：

①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頁。

②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頁。

③艾愷採訪，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36、337頁。

④蔣廷黻：《民族主義不夠》，《大公報》1935年9月15日，引自蔡樂蘇主編：《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晚清至民國卷下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92、493頁。

⑤《軍事以外的戰爭》，《公論報》1949年4月28日。

⑥陳鵬仁：《台灣土地改革為何成功?》，《中國國民黨一大暨第一次國共合作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材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孫中山研究會主辦，中山市委市政府、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承辦，2014年11月。

⑦陳鵬仁：《台灣土地改革為何成功?》，《中國國民黨一大暨第一次國共合作成立90周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材料》。

⑧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1頁。

⑨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6頁。

⑩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85、186頁。

(11)艾愷採訪，一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