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回望東京審判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審判，因為我們逐漸成為保護我們文明世界不因為戰爭而走向毀滅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正義來懲罰那些已經造成並且給文明帶來巨大災難的個人，正義本身將淪為笑柄。”1946年6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季南的開場陳詞擲地有聲。

那一年的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世人所知的東京審判開庭。經過兩年多的審理，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讀判決。

68年后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唯一健在的全程親歷者、中國檢察組翻譯兼檢察官秘書高文彬教授以95歲高齡來到上海交通大學的會場，向來自中、美、日、英、新西蘭等國家的學者回顧那段不能忘卻的歷史。

當天，由上海交通大學主辦，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和人文學院承辦的“2016東京審判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論壇”舉行。為期兩天的討論中，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提出諸多新的觀點，發掘東京審判的寶貴遺產。

不容忘卻的歷史

東京審判作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審判，涉及歷史、法理、國際關系等方面復雜的爭執。是“勝者的審判”，還是“文明的審判”？在日本，一直有批判和否定東京審判的聲音，近年來更有愈演愈烈之勢。

歷時30個月，28個被告的辯護律師前后人數達130余名，有的被告如島田繁太郎的辯護律師多達８人，419名証人出庭作証，779份宣誓証詞。調查取証、開庭審理、法庭宣判……隨著對大量文獻整理研究的推進，可以愈發清晰地看到，這場清算日本戰爭罪行的最重要的司法審判，每個環節都遵循嚴謹的司法程序。

東京大學中裡成章教授認為，東京審判體現了人類的理性、文明與進步。所謂“勝者的正義”的觀點背后，是對過去戰爭罪行反思的缺失。這種缺失也正是不少日本人至今不能真誠意識到侵略對他國造成巨大傷害的關鍵所在。“東京法庭是戰勝國成立的，東京審判是戰敗國日本被動接受的，這是事實。但東京審判適用正當程序原則，檢辯雙方權利平等，有罪無罪皆以証據為准。法官依法裁決，可有不同觀點和立場，而且庭審過程和証據等都被記錄下來，放在全世界面前接受審視。如此設計和施行，絕不是什麼‘政治審判’，而是要真實記錄戰爭期間的暴行，面向未來，以最終取締侵略戰爭，達到世界秩序長治久安的目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員則提出，最終為中國抗日戰爭畫上句號的不是日本投降，而是東京審判。“審判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讓所有人記取教訓。東京審判真正的意義，不是勝者對敗者的懲罰，而是通過國際司法的方式讓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能反省戰爭，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認為，關於東京法庭審判的討論，看上去是歷史或法律問題，但其實它早已越過國境，影響到國際關系的走向及維護世界和平問題。“研究東京審判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東京審判為審判和懲治侵略罪行提供了重要法律遺產，實踐了通過司法正義實現和平的理念。簡單粗暴地以暴制暴不可能讓人們真正銘記戰爭的傷害，隻有通過法律手段，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文明的國際秩序來抑制侵略，才能永遠銘記侵略、銘記戰爭的傷害，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這是東京審判留給我們的最大財富。”

不能忽視的研究

東京審判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女、與梅小璈合編《梅汝璈東京審判文稿》的梅小侃也來到論壇現場，與不少海外東京審判研究者深入交流。

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院研究員顧若鵬（K·Barak）著有代表作《從人到鬼，從鬼到人：日本戰犯及中國的審判》等。他說，很長一段時間內，東京審判研究在中國內地是被忽視的。關於二戰的非中文文字作品中，直到十年前，即使是在中國，梅汝璈法官及其團隊成員也幾乎不為人知。大多數研究東京審判的學者，都知道澳大利亞首席法官威廉·韋伯和美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即使是日本學者，很多也不知道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還有一位重要的中國法官出席。

事實上，中國的參與，是東京審判正義性的一個重要元素。作為參與東京審判的11個國家之一，中國不僅是最大的受害國，還通過東京審判行使了一個大國的權利。東京審判也是確立中國在戰后國際地位的一個體現。更重要的是，從對日審判理念的萌發，到審判進入實質籌備階段，再到組織檢察官和法官前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投入工作，以及庭上的檢控和庭后的判決，自始至終，中國都和盟國共同推動了東京審判的各個環節。

“最近幾年，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洪流已經開始。”顧若鵬說。日本立教大學歷史學教授粟屋憲太郎是日本東京審判研究領域首屈一指的專家，由他撰寫的《通往東京審判之路》曾引起領域內極大震動。他認為，關於東京審判有兩個研究高峰，一是在東京審判之后，一是最近。第二個研究高峰的出現與東京審判史料的大量公開有很大關系。有關國際犯罪研究的發展也推動了東京審判的研究。他同時指出，關於東京審判與中國之間的關系、慰安婦問題、大轟炸、原子彈問題、731問題等都還沒有充分研究。之后一系列國際法庭都以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為先例，這一領域也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挖掘。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杰院士透露，上海交通大學近年來一直努力推動東京審判以及相關課題的研究。成立於2011年的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通過對東京審判以及其他戰后B、C級審判史料的搜集、整理、編纂和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

記者注意到，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開發的“東京審判文獻數據庫”，也在論壇上亮相。這是全球第一個通過數字化手段完整容納了東京審判的核心文獻和研究成果的數據庫，將推動國際東京審判學術研究邁進數字時代。

觀點集納

向隆萬（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

銘記70年前那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東京審判不是勝者的審判，是文明的審判，是對人類文明的捍衛。審判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無罪推定，檢方、辯方提出証據，法官從檢方和辯方提取合理部分，在法庭上經過激烈的辯論等等。這場嚴格尊崇法理的審判，使審判結果更經得起歷史的推敲，因此意義重大。

現在我國的中小學教科書裡缺少關於東京審判的內容，相關的資料和研究人員也屈指可數。我現在正在編寫一本給中學生、大學生和社會大眾看的普及東京審判的書——《沒有硝煙的戰場》，希望引起更多重視，普及相關知識。這也是我的一份責任。

高取由紀（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副教授）

一場對被告公平的審判

東京審判是一場對被告公平的審判，東京審判所實踐的法律完全異於日本人的傳統認知﹔相比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的檢方冒著更高的風險嘗試尋找戰爭的原因。隻有等到日本政府和人民具備“直面問題”的智慧，以及理解過去的戰爭罪行並從中吸取教訓的那一天，他們才會被亞洲鄰居重新信任。

朱文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東京審判是對暴行的文明回應

70年前的紐倫堡和東京審判，開創了現代國際刑法的實踐。它與后來的國際法庭實踐，都促使傳統國際法上關於“個人刑事責任”“國際罪行”“特權豁免”等理論和原則發生了重大變化。回顧國際刑法的發展，紐倫堡和東京審判是國際刑法的搖籃，亞洲也屬於現代國際刑法的發源地之一。中國對國際刑法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可以說，東京審判是對暴行和罪行的一種極其理性、文明並著眼於人類真正能“長治久安”的一種回應，也是為了國家與國家之間能夠實現真正的和解。

（本報上海11月13日電 本報記者 曹繼軍 顏維琦 本報通訊員 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