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黨對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

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后，我國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及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也要適應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新的轉變。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全國文聯在北京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是一次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文化動員大會。會議確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我國文藝創作和批評的基本准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不是現在才開始有的，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當前我國已進入過渡時期，在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長並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就使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的發展有了更廣大的現實基礎。會議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但不束縛作家在選擇題材、表現形式和個人風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証這種自由，藉以發揮作家的創造性和積極性﹔毛澤東為指導戲曲工作提出的“百花齊放”原則，應當成為整個文學藝術事業發展的方針。

會議分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發展上的問題，認為在文化工作的領導上，仍然存在著習慣於採取簡單的行政方式來領導藝術創作活動的缺點。會議認為，黨的組織應當更多地依靠作家、藝術家自己的團體來組織他們的創作，更多地發動作家、藝術家在創作上的自由競賽，在他們中間開展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運用正確的社會輿論來推動和指導創作，為他們的藝術勞動創造最有利的條件。這樣做不是削弱黨和政府對文學藝術的領導，恰恰是更好地實現這種領導。會議肯定了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同時指出文藝批評中存在的偏向主要是：往往沒有把整個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同整個傾向是進步的但存在缺點甚至錯誤的作品加以區別﹔沒有把作家對生活的有意識的歪曲，同由於作家認識能力不足或表現技巧不足而造成的對生活的不真實描寫加以區別﹔在進行文藝批評時，一律採取揭露、打擊態度，導致了人們對批評的反感。會議要求批評家對於作家要有同志般的愛護態度，要把嚴肅的批評和熱情的鼓勵、對作家的嚴格要求和對他們創作的關心結合起來。這些政策原則的總結和概括，是第二次文代會在正確認識文藝創作規律基礎上取得的可貴成果。

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9月10日，中共文化部黨組向中央提交《關於目前文化藝術工作狀況和今后改進意見的報告》。該報告提出，在過渡時期，文化藝術工作的方針和任務應該是：積極發展為人民所需要的文學藝術創作，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廣大人民，鼓舞群眾努力參加國家經濟建設，並逐步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要求。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這個報告，並作了長篇批示。

中央在批示中指出，隨著我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群眾的文化要求已在不斷增長，今后通過文學藝術形式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教育的任務，將日益重要，必須認真地改進並加強對文化藝術事業的領導﹔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積極發展適合群眾需要的新的文學藝術和電影的創作，同時對民間原有的各種藝術和文化娛樂形式應廣泛地、正確地加以發掘、利用、改革和發展。中央要求各級黨委宣傳部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應抓緊對文藝創作（包括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等）的領導，引導作家按照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政治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前進，鼓勵他們努力學習，深入實際生活，加強藝術實踐﹔必須切實克服在領導創作上的簡單行政方式和粗暴態度，對作家的創作活動應耐心地、分別地給以必要的具體指導和幫助，使他們能有良好的成就。中央在這個批示中提出了過渡時期黨領導文化藝術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對於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下繁榮我國文化藝術事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新中國成立幾年來，文化藝術事業如同國家建設的其他事業一樣得到良好發展，新的人民的文化藝術已經基本上代替舊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藝術。新的文藝作品包括小說、詩歌、話劇、電影、歌劇、歌曲、舞蹈、美術作品等，都在群眾中獲得廣泛傳播。民族傳統的戲曲，在內容和舞台形象上都經過初步改革，並創造出一些新的劇目。在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指導下，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一批優秀作品，主要有小說《鐵道游擊隊》、《風雲初記》、《活人塘》、《五月的礦山》以及反映少數民族人民生活的《在茫茫的草原上》﹔有表現抗美援朝偉大斗爭的通訊特寫集《保衛和平的人們》、報告文學集《志願軍一日》等﹔有話劇《考驗》、《明朗的天》、《西望長安》、《萬水千山》等﹔有新編京劇《將相和》等。電影事業也有較大發展，故事片制作逐年增加，上映了《智取華山》、《渡江偵察記》、《董存瑞》、《上甘嶺》、《祝福》、《李時珍》以及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等一批優秀影片。

文化部繼1952年底舉辦由23個劇種、37個劇團共1800多人參加演出82個劇目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之后，在1953年舉辦了全國第一屆民間音樂舞蹈會演。1954年，在華東地區舉辦了有35個劇種參加演出158個劇目的戲曲觀摩演出會。1956年，在北京舉辦了盛大的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會，來自全國的41個話劇團體共2000余人參加演出了50多個劇目。1956年5月，浙江省昆蘇劇團進京演出昆曲《十五貫》。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了演出，周恩來稱贊這是“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滿城爭說十五貫”的盛況作了評論。社論指出：《十五貫》不僅使古典昆曲藝術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說明了歷史劇同樣可以很好地起現實的教育作用，使人們更加重視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為進一步貫徹執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方針，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總的來說，在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我國文化藝術事業的初步繁榮，對於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鼓舞他們生產和建設的積極性，努力進行創造性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