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觀紅軍長征的若干重大事件

我很有幸在本世紀圓了非常向往的長征夢。雖然年奔古稀，先是在2003年春天和秋天主要考察了中央紅軍的長征路﹔2004年夏秋比較集中地考察了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長征路﹔2005年以后幾年將此前沒有考察的地方特別是紅25軍的長征路作了些彌補性考察﹔2013年10月又考察了西路軍遠征河西走廊的歷史。這樣，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全過程，我大體都作了實地考察，在宏觀上構建起了比較完整的紅軍長征的生動圖譜。本文主要是根據個人10年長征行實地考察的親歷、親知的感受和認識，談談對紅軍長征若干重大事件的一些看法。

一、震天撼地的湘江戰役與黨的歷史偉大轉折

對湘江戰役發生地，我先后在2001年4月和2014年11月作過兩次考察。這場戰役使紅軍傷亡3萬多，太令人痛心了。它不僅是紅軍長征途中規模最浩大、鏖戰最激烈、傷亡最嚴重、場面最慘烈的戰斗，而且在人民軍隊近90年的戰爭史上，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現代世界戰爭史上，殘酷性、慘烈性能夠與之相比的戰役，也屈指可數。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炮兵學院政委、紅軍詩人陳靖賦詩寫道：“血染十裡溪，三年不食湘江魚，河底遍尸體。”仗打到如此程度，怎能不驚天地、泣鬼神！經過兩次考察，對湘江戰役的認識更明晰、更深化也更全面。

（一）湘江戰役不只是3場阻擊戰，還包括后衛部隊的突圍戰，因而是“3＋1”戰場的戰斗

所謂“3”，即灌陽新圩阻擊戰、興安界首光華鋪阻擊戰和全州覺山鋪阻擊戰。這是3個主戰場，過去講的較多。所謂“1”，即擔任全軍后衛的3支部隊的突圍戰。它包括：紅三軍團第6師第18團為掩護紅八軍團過江而在寧遠陳家背地區與數十倍於己的敵軍作戰，大部壯烈犧牲。紅八軍團一部為掩護前面同是后衛的紅九軍團過江，在鳳凰嘴渡口搶渡時，遭到敵機轟炸和尾追桂軍在湘江東岸機槍的瘋狂掃射。再就是紅五軍團第34師，充任中央紅軍西征轉移的全軍總后衛隊。他們在掩護紅軍主力過江后，也在鳳凰嘴渡河口陷入桂軍3個師的重重包圍。在遭受重大傷亡后，由陳樹湘師長帶領余部突圍到湘南開展游擊戰爭。這3支部隊的突圍戰是斷后戰場，我稱之為“后衛部隊非典型戰場”。所謂“非典型”，意即戰場不固定，戰斗在轉移過程之中、突圍沿途都在進行，也可說都是戰場。相對於前3個比較固定的阻擊戰場而言，故稱“非典型戰場”。這也是湘江戰役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隻有這樣認識，才不至於忘卻他們對突破湘江封鎖線所作的偉大貢獻，才不會忽視他們在湘江戰役中的偉大犧牲精神。

（二）要將湘江戰役的作戰指揮與通過湘江封鎖線的領導決策區別開來

長期以來，一說起湘江戰役打的那樣慘烈，傷亡那麼大，就以為是具體作戰指揮不行，因而形成對實際負責指揮戰斗的軍事領導人的錯誤看法。這是將湘江戰役的作戰指揮與通過湘江封鎖線的領導決策混為一談了，需要加以辨析。其實，突破湘江封鎖線的具體作戰指揮，主要是朱德和周恩來負責﹔而一意孤行要通過湘江封鎖線的領導決策，則是博古、李德。面對強敵，對於如何突破封鎖線，博古、李德拿不出具體辦法。突破湘江封鎖線的指揮任務，就主要由朱德和周恩來擔當了。他們應對戰情變化的作戰部署是正確的，以3大阻擊戰展開湘江戰役的作戰是神勇的。3大主戰場的阻擊戰和3支后衛部隊的突圍戰將永垂青史。《朱德傳》敘述這段歷史時寫道：“由於紅軍先頭部隊已突破湘江，湘、桂兩省國民黨軍隊紛紛向紅軍渡江地段扑來，在飛機配合下發動猛烈攻擊，企圖奪回渡河點，把紅軍圍殲在湘江兩岸。在這種險惡的處境下，原來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籌莫展，而朱德臨危不亂，同周恩來一起，指揮各戰斗部隊頑強抗擊敵軍，掩護中央、軍委縱隊渡江。他們作出具體部署后命令：‘各兵團應以最大的堅決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戰斗任務。’經過四天四夜激戰，紅軍主力部隊終於在十二月一日渡過湘江，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四道封鎖線。”（朱德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16—417頁。）《那種認為湘江戰役沒打好是具體指揮不行的看法，顯然是有悖歷史實際的。

（三）湘江戰役空前慘烈，根本原因在於領導決策錯誤

博古、李德在領導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時，堅持錯誤軍事路線，已使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在作戰略轉移后，蔣介石了解到中央紅軍西進的路線和最終意圖，調動30萬兵力，5路圍堵，張網封鎖湘江。這時博古、李德繼續堅持走紅六軍團探路的西進路線，再次犯了教條主義錯誤。其時，毛澤東、彭德懷都提出過不必西進過湘江到桂北，應乘各路敵軍正在調動之際，轉戰湘南、湘中，殺一個回馬槍，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但是，博古、李德拒絕毛、彭建議，硬往敵軍的羅網裡鑽，這豈能不遭重創?! 博古、李德領導決策的另一個致命錯誤，是實行大搬家甬道式行軍，有1000多副挑擔，嚴重影響行軍速度，每天至多隻能走四五十裡。彭德懷氣憤地說：這不是抬著“棺材”走路嗎？哪像個打仗的樣子！在過湘江時，為了搬運那些笨重的機器，拖延了很長時間，使戰斗部隊傷亡很大。朱德談到這個教訓時說：長征就像搬家一樣，什麼都搬起來走，結果太累贅，很吃虧。這個搬東西的直屬隊就有1萬多人，部隊行動起來很慢。博古依靠李德作軍事決策，不能根據戰事的具體情況改變原有方案，這是導致湘江戰役遭受巨大損失的根本原因。

（四）應全面地歷史地評價湘江戰役

這一戰役，紅軍傷亡慘重，能否說“失敗”？這牽涉對湘江戰役如何作全面的歷史的評價。我以為，毛澤東對整個長征的評價可以作為評價湘江戰役的參考。他說：中國的3支主力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頁。）參照毛澤東的這個邏輯，對湘江戰役是否也可以這樣說，湘江戰役的結果表明：第一，從博古、李德選擇西進湘江路線的戰略決策來講，使紅軍蒙受傷亡過半的慘重損失，“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但這不是說紅軍廣大指戰員打了敗仗，而是証明了錯誤路線的破產。第二，就蔣介石而言，他奢望將中央紅軍圍殲在湘江兩岸，但這個計劃沒能實現。從蔣介石的奢望落空這一方面說，是其消滅紅軍的戰略計劃失敗。第三，就紅軍廣大指戰員方面說，盡管付出了巨大犧牲，但湘江戰役的領導指揮，包括3個主戰場和斷后突圍戰的戰術指揮，都是出色的，因而，突破了蔣介石處心積慮設置的最后一道封鎖線，粉碎了他欲將紅軍置於死地的罪惡企圖。就此而言，浴血奮戰的紅軍“是勝利了”。

（五）湘江戰役為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提供了契機，為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奠定了最重要的實踐基礎和干部思想基礎

湘江戰役前，中央領導層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線提出異議的只是毛澤東、彭德懷等少數人。廣大干部特別是廣大指戰員並不清楚上層的路線爭論，他們只是服從命令聽指揮。湘江戰役遭受空前巨大損失后，廣大干部和指戰員開始覺悟了，對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非常不滿。伍修權賦詩《七律·歷史轉折》，寫道：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這是經過慘烈的湘江戰役后，紅軍廣大指戰員共同思索的生動寫照。中央領導層也在思索這個問題，並發生了激烈爭論。通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的爭論，包括軍團領導在內的高級干部對要改變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逐漸形成共識。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黃平老城橘林休息時交談，認為仗這樣打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出來。這代表了廣大紅軍將士的共同願望。這個信息傳遍軍團領導人，為參加遵義會議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提出改組中央，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奠定了基礎。就此而言，湘江戰役是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實際歷史起點。辯証地認識湘江戰役，這應當是它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是個歷史過程

長期以來，講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往往隻孤零零地講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對在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會議很少提及。其實，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地位是個歷史過程，在此前后的系列會議都對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確立，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於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包括它的常委會和擴大會），從1934年底至1935年底，僅一年時間，比較重要的，有20多個。其中在湘江戰役之后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對於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核心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都功不可沒。這些會議所起的作用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遵義會議前的幾個會議對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作了重要准備

一是通道會議，當時還不是領導核心成員的毛澤東應邀到會，根據敵軍在湘西集結近20萬、乃5倍於己的嚴峻形勢，陳述了反對北上湘西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這次會議雖未解決軍事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二是黎平會議。毛澤東根據敵軍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湘西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裡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指導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這次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准備。三是猴場會議。中央到達瓮安縣烏江邊猴場鎮時，部隊准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博古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猴場會議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並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作了組織准備。

（二）遵義會議后的幾個會議對鞏固和發展遵義會議成果起了重要作用

一是雞鳴三省會議。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發生變化，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2月5日，軍委縱隊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提議，由張聞天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二是扎西會議。是年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雲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並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這就將遵義會議決議昭告全軍。會議還鑒於川滇追敵有對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二渡赤水。

三是苟壩會議。紅軍二渡赤水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佔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蔣介石飛抵重慶，部署對紅軍的新圍攻。為了粉碎敵軍圍攻，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此時，紅軍求戰情緒高漲，林彪等提出攻打遵義西的打鼓新場守敵建議。在3月10日召開的苟壩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他剛就職7天的前敵政委之職丟掉了。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去找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的周恩來，兩人去找朱德，三人深入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朱。次日重新開會，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會后，毛澤東提議，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謂遵義會議的續篇。因為遵義會議隻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的一把手職位，常委分工只是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苟壩會議則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實際上毛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

四是會理會議。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以來，部隊的指戰員對老走路、不打仗有怨言，林彪提出走“弓背路”還是走“弓弦路”問題，並給三人小組寫信，建議由彭德懷代替毛澤東任前敵指揮。這成了開會統一思想的導因。這種情況與苟壩會議相似。苟壩會議也有一個“走路”與“打仗”之爭，只是那時是剛“走”不久。而且，兩次會議都是由林彪引發的。還有，會理會議前，不贊同或不理解毛澤東主張的領導人和負責人不是個別的。這樣，會理會議成了苟壩會議的繼續。在會理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林彪說：你是個娃娃，懂得個啥。在當時這種情況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嗎？這次會議雖然對彭德懷等也有不實事求是的批評，但它統一了紅軍將領的思想，維護了毛澤東在紅軍的核心領導地位，鞏固了遵義會議成果。此后，在長征途中和結束后，再沒有人對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提出異議。

（三）遵義會議與其前后若干會議的關系

這可講兩句話：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苟壩會議等，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這些會議表明，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是一個歷史過程，上述會議都為推進這次偉大轉折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視為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個環節。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就是一環扣一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是這段歷史鏈條各個環節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結果，因而也可看作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講系列會議，並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說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充任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偉大標志，這是因為：（1）此前的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路線之亂（軍事領導方面），隻有遵義會議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2）此前的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隻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3）此前的會議都是小范圍的，隻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於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於統一全軍的指導思想。（4）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和深化遵義會議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更加凸顯遵義會議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的正確決策，更有利於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上述兩句話的關系，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因此，講遵義會議所發生的黨的歷史偉大轉折，既要講前一句話，還要突出后一句話。

盡管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是進入中央常委，這時還不是一把手，為什麼說毛澤東是領導核心？正如周恩來所說：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隻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周恩來的這個話說到了實質。這個領袖無疑是毛澤東。所以說，遵義會議實現了以毛澤東為黨中央領導核心的轉折。

三、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的阿壩會議和卓木碉會議

張國燾分裂黨另立中央自命“主席”，並作出《決議》開除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黨籍，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沒有第二例。然而對此，除研究張國燾的著作涉及這個問題外，沒有看到更多的資訊，基本上是個冷點。怎樣認識這個問題，我談點看法。

1935年９月中旬，在中共中央率右路軍的紅1軍和紅3軍離開阿西北上向甘南俄界前進之后，徐向前、陳昌浩奉張國燾命令，率右路軍的4軍、30軍及紅軍大學部分人員，再度穿越草地南下。但是，還沒等徐、陳率軍到達阿壩，先期抵達這裡的張國燾就在中共中央俄界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天，召開了公然反對中央分裂黨的阿壩會議。

1935年９月13日，張國燾在阿壩縣最大寺院格爾登寺的大殿召開“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即阿壩會議。為了壯大聲勢，參會人員擴大到省蘇維埃、保衛局、婦女部，乃至兒童團的負責人。會場外挂有“反對毛、張、周、博北上逃跑”大橫標。張國燾發表講話，攻擊中央的北上方針是“逃跑主義”，隻有“南下”才是唯一正確的路線。他說：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到天全、蘆山、雅安去建立根據地，相機向四川內地發展。聲稱：要對經過斗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予“紀律制裁”。接著，對不贊成他的分裂活動的朱德展開圍攻。據參加會議的原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余洪遠回憶：會議的發言很亂，而且總是帶著質問的口氣：“北上是右傾逃跑，是錯誤的！”“什麼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義！”但朱總司令卻從容鎮定地坐在那裡，時而扭轉頭去看看坐在他旁邊的張國燾。當人們發言不積極的時候，張國燾就裝腔作勢地說：“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呀？有意見就講嘛！”在他的煽動下，一陣陣起哄，有的甚至拍桌質問：“朱德同志,你必須同毛澤東向北逃跑的錯誤劃清界限！”“你必須當眾表示態度！反對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北上抗日的決議！”過了一會，朱總司令發言了。他說：中央決定北上抗日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我們紅軍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應該擔當起抗日救國的重任。我是個共產黨員，參加了中央的會議，舉手贊成這一決定，我不能出爾反爾，反對中央的決定。我和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會師以來就在一起，他挽救了黨和紅軍的命運，我是完全信得過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麼能反毛澤東？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我不能反對遵義會議的決定。“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系！”他反復講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講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並庄嚴地告訴大家：“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參見余洪遠：《“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回憶敬愛的朱總司令》，《紅旗飄飄》第21輯，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第18—19頁。）

阿壩州委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告訴我：當時跟著朱總司令一起來左路軍工作的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看到這種狀況氣憤地說：不是開黨的會議嗎？你們怎麼能這樣對待朱總司令！一些人又圍攻劉伯承。劉伯承同朱總司令一樣表明了擁護中央的立場。會議在張國燾操縱下通過所謂《阿壩會議決議》，指責“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洛、博、周等同志，繼續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不顧整個中國革命的利益，破壞紅軍的指揮系統，破壞主力紅軍的團結，實行逃跑”。《決議》堅持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提出隻有南下建立蘇區，才是唯一正確的進攻路線。

這個阿壩會議是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黨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反對所謂“中央右傾逃跑路線”不過是為其另立中央制造輿論，緊接著召開的卓木碉會議，則明目張膽地亮出了成立偽中央的底牌。

卓木碉即今馬爾康縣的腳木足鄉。卓木碉會議是在張國燾南下途中與從草地折回的陳昌浩、徐向前所率部隊會合后，於1935年10月５日即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紅軍翻越六盤山之際召開的。這個會議的名稱叫“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是在夜裡開的。出席會議的有軍以上高級干部四五十人。張國燾自導自演，在講話中繼續攻擊黨中央是右傾逃跑主義路線，是分裂紅軍的罪魁禍首。他說：中央已威信掃地，失去了領導全黨的資格。我們應該仿效列寧與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張國燾要與會者一一表態。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徐向前回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得這麼突然，人們都傻了眼。會場的氣氛既緊張又沉悶，誰都不想開頭一“炮”。張國燾於是先指定一位軍級干部發言，列舉一些具體事例，講了對中央領導的意見。張國燾要朱德表態。朱德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張國燾又讓劉伯承表態，劉講了一通革命形勢相當困難的話，弦外之音是要講團結，不要搞分裂。張國燾見朱德、劉伯承都不支持他，就宣布了所謂《關於成立第二中央的組織決議》和由他本人自任“主席”的“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委員會”等組織機構名單。還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這樣，張國燾的反黨行為，發展到了高峰。（參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307—308頁。）

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黨的阿壩會議和卓木碉會議，是中共黨史、軍史上的嚴重事件。此前，黨內發生的分裂黨的事件，還只是用“筆杆子”發表聲明，“口誅筆伐”而已。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黨的嚴重性在於，他掌握了“槍杆子”，甚至有比中央還強大的武裝力量，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自相殘殺的內亂。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正確方針的指引下，在“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努力疏導下，在朱德、劉伯承等原紅一方面軍干部的堅持斗爭下，在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干部的不懈規勸下，特別是在其南下路線不斷遭到碰壁和失敗的教育下，還有紅二、六軍團即將前來會師的緊迫形勢下，1936年６月６日，張國燾在甘孜爐霍不得不宣布“取消中央的名義”。至此，９個多月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鬧劇終於收場。

張國燾分裂黨的嚴重事件雖然已成為歷史，但對於中國共產黨這樣的老黨、大黨來說仍有深刻的警示意義。張國燾從黨的創始人之一為什麼會走到如此地步，乃至后來叛逃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呢？這有多種因素。但至少有這幾點普遍的警示作用。

一是無論資格多老的黨員都不能自恃老資格，目空一切。張國燾參加黨的一大是代表北京地區黨組織，也可視為代表李大釗。他是會議主持人，毛澤東是做記錄的。在兩軍會師后的兩河口會議上，他就看不起代表中央的參會人員，對中央方針持異議，因是初次見面強忍著沒有發作。此后的幾次會議，他就開始伸手要權，擺出了要主導中央的架勢。在中央沒滿足其要求后，向黨鬧獨立性的活動愈演愈烈，直至成立偽中央自立為“王”。我們黨內現在比黨中央領導人資格老的同志很多，鑒於張國燾的歷史教訓，更要自覺地服從黨中央的領導，與黨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的一致。

二是無論功勞多大的黨員都不能居功自傲，天馬行空。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開辟川陝蘇區成為第二大革命根據地，帶領8萬紅軍策應中央紅軍強渡嘉陵江開始長征，盡管此前他有軍閥主義、“肅反”無辜等錯誤，但這份功勞也不能將他完全撇開。在與中央紅軍會師后，他就自恃人多槍多、兵強馬壯，利令智昏，野心膨脹，最后發展到成立第二中央。這個教訓對黨也是深刻的。在我們黨內，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為黨和國家立了大功的人不在少數。鑒於張國燾的教訓，凡有大功者，任何時候都不能居功自傲，仍然要忠心耿耿地俯首甘為孺子牛。

三是在黨內不允許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張國燾實行家長制領導，在軍內培植私人勢力，順他者昌，逆他者亡。凡對他提出過不同意見，更不必說反對他的人，都被其“肅反”掉了。他膽敢成立偽中央就是因為有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的基礎。這個教訓太觸目驚心了。黨的90多年歷史証明，凡是拉幫結派，搞“團團伙伙”的人都有私欲野心、很不安分。遠有張國燾這樣的前車之鑒，近年揭露的“國級大老虎”不也屬於同類嗎? 一定要警鐘長鳴啊！

四是必須強調政治紀律，從嚴治黨。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對紀律有嚴格要求，但像張國燾這樣的人總是自視為特殊黨員，不受政治組織紀律的約束。那時也缺乏約束、監督他這樣高層領導干部的機制。他另立中央分裂黨的嚴重教訓警示全黨，像我們這樣的老黨、大黨，必須強調鐵的紀律，嚴明政治規矩，無論普通黨員還是高級領導干部，鐵的紀律都必須執行，這是無條件的，沒有任何例外的。嚴明鐵的紀律，把黨的紀律刻印在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心靈深處，這應當一直強調，落實監督。

四、應站在歷史高度從宏觀戰略層面看待西路軍征戰河西的歷史

對於西路軍征戰河西走廊問題怎麼看，一直是黨史、軍史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我過去也不很清楚。2013年10月下旬，我沿西路軍的行軍和作戰路線作了比較系統的現場考察，才對這個問題有了比較多的了解。經過實際考察，對西路軍問題我有這麼四點看法。

（一）西路軍征戰河西是紅軍長征的一個組成部分

西路軍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時期極其悲壯慘烈的一幕。它算不算紅軍長征史的組成部分，目前沒有統一說法。一般講紅軍長征結束，都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會寧和將台堡的會師為標志。而西路軍征戰河西走廊發生在主力紅軍會師之后。它是從1936年10月24日在甘肅靖遠虎豹口西渡黃河開始，到1937年3月14日在祁連山深處召開石窩會議宣布分兵活動為止，前后共有4個多月。如果以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在這一年4月底到達新疆星星峽為止，則有半年多。就此而言，它似乎被排除在紅軍長征之外了。經過2003年初開始的對三大主力紅軍的考察和2013年10月對西路軍征戰河西的考察，我對紅軍長征的歷史有了新的認識。

第一，紅軍長征的主體是“3＋1”的長征。即紅一（中央紅軍）、二（最初稱紅二、六軍團）、四方面軍的長征，再加紅25軍的長征。這是紅軍主體到了陝北大會師的長征路。但如果研究紅軍長征全過程，寫紅軍長征全史，這還不完整，應當向前往后延伸。

第二，向前延伸，應將1934年7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作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后與贛東北方志敏領導的紅10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以方志敏為軍政委員會主席領導該軍）轉戰閩浙皖贛地區，視為紅軍長征的序曲。因為組織這支先遣隊就是為了調動和牽制敵軍，既是為了減輕敵軍對中央蘇區“圍剿”的壓力，又具有為中央紅軍長征做戰略准備的作用。此外，還有紅六軍團在是年7月底離開湘贛蘇區西進，前往湘西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的遠征。它具有為中央主力紅軍戰略轉移進行探路性質，無疑也是紅軍長征的序曲。

第三，往后延伸，西路軍征戰河西就是紅軍長征的尾聲。一方面，紅軍西渡黃河的重大決策是在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作出的，盡管當時還沒有下達將河西紅軍組成西路軍的命令，但其主要任務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這是明確的。而這正是兩軍會師后要執行的一個重要任務。后來由於共產國際改變運送軍火物資路線，寧夏戰役取消，但中央軍委仍同意將河西部隊組建為西路軍繼續征戰。這時，過去被看作紅軍長征勝利會師前最后一戰的山城堡戰役還沒開始。這就說明西路軍征戰河西是三路紅軍會師過程中的一段歷史。另一方面，西路軍本身就是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組成的原左路軍和右路軍的一部分。它包括紅四方面軍第30軍、第9軍，還有原中央紅軍紅五軍團在編入左路軍后改為的第5軍。紅四方面軍總部，既隨河西部隊行進，也負責具體指揮這支部隊。這就是說，已參加過紅軍長征的兩萬多西路軍將士仍在執行新的征戰任務。因此，於情於理，它都應屬於紅軍長征歷史的繼續。我將它視為紅軍長征的尾聲，或者說，是紅軍長征主脈延伸的一段支脈。

這裡要說明的是，將紅軍三大主力在1936年10月會師作為紅軍長征勝利結束的紀念日，與承認西路軍征戰河西是長征的尾聲，兩者是否矛盾？我以為並不矛盾。因為以何時作為會師紀念日，那是標志性的﹔如同中國共產黨的生日，以“七一”作為紀念日，但是成立中國共產黨開會的時間並不在1921年7月1日那一天。同樣的，我們現在將長征的歷史起點定在1934年10月，但紅七軍團和紅六軍團作為紅軍長征的序曲則在1934年7月就已經開始了。因此，將1936年10月會師作為紅軍長征勝利結束的標志，並不是說紅軍長征到此就完全結束了。如果將西路軍征戰河西視為紅軍長征的尾聲，那麼，紅軍長征有序曲、有主戲、有尾聲，紅軍長征這個震天撼地、威武雄壯的大劇才算在歷史上謝幕了。

（二）應站在歷史高度從戰略層面來看西路軍西進河西的決策

西路軍將士的英勇犧牲和他們當年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已經載入了史冊。但是，對於西路軍征戰河西走廊這段歷史，要站在歷史高度從宏觀戰略層面來認識，而不應過分糾纏一些具體事件來模糊戰略決策這一要害。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后分兵西渡黃河，前面說了是實施寧夏戰役。它的核心是什麼？過去一直語焉不詳，一般人都隻知道要擴大陝甘寧根據地。經過考察后清楚了，還有一個重要任務，也許是更為實際、具體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蘇聯援助的軍火物資。蘇聯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感受到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兩個方面可能發動戰爭的壓力，便通過共產國際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決定從蒙古國通過寧夏方向給中國紅軍以700噸軍援物資。這對於中國紅軍來說，無論是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還是在長征途中的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都非常重要。1936年9月，中共中央在得到共產國際指示后，決定實施寧夏戰役，既擴大地域，又取這批軍火，何樂而不為呢！從實施計劃看，在甘肅靖遠虎豹口西渡黃河，打通寧夏到內蒙古再去蒙古邊境獲取這批軍火也有一定可行性。因此，會寧會師后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了寧夏戰役計劃。后來，中央決定組建西路紅軍去打通寧夏，就在情理之中。

但是，在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軍援物資改經霍爾果斯口岸從新疆方向運送，讓紅軍到哈密去取1600噸軍火后，無論是中央決定，還是西路軍領導願意再繼續西進，去奪取河西走廊並建立根據地的這個戰略決策，應當說是很難實現的。其一，河西走廊是馬家軍的地盤，西路軍通過它徑去新疆，如像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借道粵北而不深入廣東，與馬家軍達成這樣的協議不是不可能的﹔但要在那裡安營扎寨建立根據地，他們決不會容忍，會拼死爭奪。其二，即使達成徑去新疆的協議而去取了軍火，怎麼運回千噸軍火物資，也是難題。1600噸是個什麼概念？如果用卡車裝，那時一般是2.5噸的，就意味著要裝640輛卡車。對於這個長長的車隊，馬家軍決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這些軍火物資通過它的地盤而不染指。國民黨中央政府也不會袖手旁觀。世上還沒有這樣慈善的軍閥和反動派。這就是說，即使徑去新疆不會大打，但從新疆返回河西也必有生死決戰。其三，河西走廊是千裡荒漠大戈壁，沒有高山密林之類的障礙物和回旋空間，利於馬家軍騎兵作戰而不利於西路軍步兵作戰，況且雙方的兵力和裝備懸殊很大，物質層面的戰斗力從總體上說不在一個等級上，盡管在局部戰斗中能打些勝仗，但要根本打敗馬家軍騎兵不那麼容易。其四，這裡物產本來就稀缺，再加上沒有擁護紅軍的廣泛群眾基礎，不用說建立根據地，就是兩萬多指戰員獲得糧食等生活物資都很困難。在此長期作戰，很難避免兵敗河西這個結局。1937年3月2日，軍委主席團就援西軍的西進問題電告彭德懷等：“不可更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參見郝成銘、朱永光主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4頁。）這也就間接地說明了最初決策西進是考慮欠周的。同年12月，毛澤東在接見從新疆返回延安的西路軍左支隊領導李先念、程世才等時，盡管也講了西路軍路線錯誤是主要的話，但同時說：“那一帶是少數民族地區，人煙稀少，群眾中革命工作基礎又很差，地勢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幾十裡地寬的一條狹窄地區，運動不便，敵人多是騎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些情況，使西路軍在失敗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力主編：《萬裡征途 戰將程世才》，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56頁。）

通過考察，我的初步結論是：從戰略層面講，紅軍西渡黃河前期實施寧夏戰役有可行性﹔在11月收到共產國際改由新疆方向取軍援物資的指示電后，西路軍再繼續西進，奪取河西走廊並建立根據地的決策是脫離歷史實際的。如果在收到共產國際指示電后命西路軍早點返回，不再西進，損失會小多了。隻要堅持西進打通新疆，盤踞河西，即使在戰術方面少犯錯誤，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大的結局。

（三）應充分肯定西路軍的歷史功績和高度評價其革命精神

西路軍雖然失敗了，但它的歷史地位和功績應充分肯定。具體來說，有這麼幾點：一是消滅了馬家軍2.5萬余人。馬家軍參加作戰的有9個旅3萬余人、還有民團9萬余人。敵軍的這個損失是沉重的。二是牽制蔣軍，策應了河東的紅軍作戰。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戰役是在西路軍向河西走廊進軍之后展開的，西路軍此時處在上行階段，吸引了蔣軍數萬人進入河西，這就為山城堡戰役殲滅胡宗南一部以難得之機。三是配合國內政局變化，有利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后，西安局勢異常緊張，有國民黨嫡系部隊從東西兩面夾擊之危。當張學良在南京被扣后，東北軍又有內亂之慮。正是西安事變之時，西路軍在河西的浴血奮戰牽制了蔣軍10余萬人。中央令西路軍東返策應西安事變時局，這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四是第一次在河西走廊建立了黨的地方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等革命團體，至少有3個縣委、26個縣級及其以下的蘇維埃政權，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五是保存和培養了部分軍事骨干。經過黨的營救，西路軍失散和被俘將士的百折不撓的奮斗，有5000多人回到了革命的隊伍，成為黨和人民軍隊的骨干。特別是到達新疆的400多名將士，經過培訓，初步掌握航空、無線電通訊、裝甲、汽車、炮兵等技術，為我軍技術兵種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西路軍的革命精神非常感人。在考察時，聽西路軍失散人員的幸存者、幫助過西路軍的農牧民后代，還有省、市、縣各級黨史工作者講了西路軍的很多事跡，諸如廣大指戰員怎樣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和堅持革命的英勇獻身精神，失散人員和被俘將士堅持革命、受盡折磨而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等等，無不催人淚下。紅5軍軍長董振堂奉命率2000多人孤守高台，無電台與總部聯絡，最后幾乎全部戰死。在敵軍沖上城樓后，他還高喊：共產黨員們，干部們，敵人上來了，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們要血戰到底！他本人壯烈犧牲后被敵人砍下頭顱懸挂城門示眾。紅9軍軍長孫玉清在古浪之戰后被免職，董振堂犧牲后接任紅5軍軍長，西路軍分散游擊后在酒泉南山被俘。他被押往西寧，鼓勵被俘將士勇敢斗爭，本人拒絕投降而被殺害。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王泉媛，我於2003年12月初到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城她的家裡作過訪問。先鋒團有1300多名紅軍女戰士，在作戰中英勇頑強，遭受巨大犧牲，最后結局更為悲壯慘烈。她本人於1937年4月被捕，在獄中慘遭毒打，備受折磨和凌辱。但她堅貞不屈地說：活著要做共產黨的人，死了要做共產黨的鬼。西路軍主要領導盡管有決策失誤，但其革命精神也是高昂的。他們在最后幾天電告中央說：我們無日無夜不戰，彈藥幾盡，抱全部犧牲決心，在此戰至最后一滴血。這也代表了西路軍全體指戰員在危急時刻視死如歸的決心。

西路軍出征時總人數為21800余人﹔戰死者約7000余人﹔被俘后遭殘酷殺害者約5600人﹔被營救返回延安者約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約4500人。最后僅存的左支隊800人在李先念率領下，歷經40余天，走出冰天雪地、沒有人煙的祁連山，經過安西地區4場血戰后，幸存的437人於4月底5月初到達星星峽，與前來接應的陳雲、滕代遠等相會。中共甘肅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悲壯的征程》上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頁。誰也未曾想到，西路軍打通新疆的使命以這樣的方式畫了句號。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也是西路軍征戰河西80周年。無論紅軍長征勝利還是西路軍征戰河西都已成為歷史，但包括西路軍革命精神在內的紅軍長征精神卻是長存的。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先進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體現，因而也是我們黨取之不竭的寶貴的精神資源。這種精神，無論歲月如何更替，條件如何變化，都要發揚光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正在進行的新長征，盡管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過是新的萬裡長征第一步。因此，仍需要弘揚紅軍長征精神，使新的萬裡長征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