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時期文化建設與發展史的幾個問題研究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關於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依歷時性順序依次為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一元主導與多元共存的問題、文化發展繁榮的基本路徑與體制問題、文化自信與文化軟實力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由一元一體化的文化形態轉型為一元主導、多元共存的“雁陣”式文化格局﹔中共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三大文化體系的態度既影響也反映著文化的發展與變遷﹔從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到“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映了中共中央對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包括思想道德建設的認識不斷深化與聚焦。

關鍵詞：文化轉型﹔文化自信﹔道德建設﹔價值追求

“文化”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概念，是社會科學領域一個似乎能說清楚一二但又存在諸多爭議與模糊項的概念。本文是在與經濟、政治、社會相對應的意義上使用“文化”的。當然，即使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文化，文化史包羅的內容也十分豐富乃至繁雜。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等所謂“精英文化”自不必說，大眾文化、民間習俗亦是重要的考察對象，特別是從“眼光向下”“由閣樓走向地窖”的社會史研究視角來看，它們更能反映社會文化的變遷﹔體現為著作、作品的文化成果要考察，反映文化變遷的文化論爭、文化運動、社會思潮等更要考察﹔物化為文物、文字、音像等形式的文化成果要考察，非物質的風俗、心理、心態等亦不應遺漏﹔等等。這樣一個包羅萬象的文化史非有深厚的研究積累、獨特的研究路徑、獨上高樓的境界與視野，實難寫就。因此之故，本文隻將研究內容定位於中共領導文化建設與發展的歷史沿革等方面，並按照中共黨史學界的傳統，著重考察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建設與發展的認識和方針政策的演變以及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總體狀況等。由於中共長期執政的現實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制度與體制的特性，研究上述問題對於當代中國文化史來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史，學術界、理論界已有一定研究，但大都局限於個別方面或專題性研究，系統性和綜合性的研究少，整體性的宏觀研究較為粗放甚至有些大而化之、淺嘗輒止之嫌﹔聚焦於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成果亦有，如關於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論爭、新儒學思潮等，但點面結合好、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少見﹔對於中共領導文化建設與發展的歷程，描述性研究多，深入客觀的研究少，具體問題或分階段的研究多，綜合性系統研究少。若以研究成果的呈現形式看，則是論文多、專著少，時間定位於改革開放時期且為整體性的綜合文化史研究著作或者中共領導文化建設與發展歷史的著作尚未面世。這一研究狀況和改革開放史隻有30多年，距離現實切近甚至本身就是現實有關。歷史研究畢竟需要正當的時間距離。雖然存在重重困難，但研究依然需要而且可能。細究起來，還有些獨特優勢，即沒有古代史甚至近代史以及外國史的那種隔膜感，換言之，研究者更容易理解、更容易進入改革開放史。那些歷史場景、歷史人物、思想思維、理論學說剛剛過去甚至還強勢地存在，它們無須構建也無須想象。親身感受或類親身感受對於理解至關重要，因為隻有可以理解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史包括改革開放時期文化史的研究與書寫，不但可能而且有著特殊價值。總體上看，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史包括黨領導文化建設和發展的歷史研究還是一個新領域，並且缺乏系統而深入的討論，例如歷史的主題與主線、演進軌跡與內容結構等。鑒於此，本文也隻能就某些比較重要的問題加以初步言說，以拋磚引玉。

一、從“二為”方向到“文化自信”

中共長期執政的特定國情決定了中共對待文化的立場和指導思想對於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特殊重要性，這裡所言的立場、指導思想主要指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作為“支援意識”、理論基礎而存在的基本不變的認識，即源於馬克思主義且為歷代中共黨人所尊奉的看待文化本質與功能的基本結論，概言之，即決定論、能動論、階級論——文化作為上層建筑決定於經濟基礎，同時反作用於上層建筑的其他部分和經濟基礎﹔在階級社會裡，文化是有階級性的，一般來說，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文化領域也佔據統治地位。這一認識和結論對於改革開放時期中共的文化觀念同樣具有指導思想的意義，但真正能體現時代特色的自然不是它們，而是下述思想、理念和態度。

第二，基於歷史經驗和時代體認，對文化建設與發展產生了更直接推動作用的基本思想和指導方針。依據歷時性順序，依次為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一元主導與多元共存的問題、文化發展繁榮的基本路徑和體制問題、文化自信與文化軟實力問題。進一步言之，改革開放之初，困擾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最主要問題是如何看待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形成於革命戰爭年代且發揮過巨大歷史作用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化從屬於政治等理念，對新中國建立后迅速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迅速完成由舊文化向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轉型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但也導致頻繁的文化批判、文化創造與傳播中的諸多清規戒律、文藝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思想與學術的沉悶教條以及日趨嚴重的文化泛政治化和泛意識形態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從放棄“文藝從屬於政治”的理念開始，調整中共看待文化的基本態度，一言以蔽之，即文化不能從屬於政治，也不能脫離政治（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即倡導學術觀點“百家爭鳴”。1979年，他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重倡“百花齊放”，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頁）不久，他更明確提出：“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個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証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5頁）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明確以“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新時期文藝工作的根本指針。新的“二為”方向實際上也是整個文化建設的指針，它的提出標志著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設與發展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調整。）。

換言之，既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又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雙百”方針是願景，四項基本原則是政治底線。事實上，鄧小平在文化與政治關系問題上的認識調整，其主要意義是給文化“鬆綁”，即將文化從政治戰車上解脫下來，給予其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為文化走向活躍和發展打開了大門。有了文化與政治關系方面的上述認識，過去長期困擾文化發展的諸多老大難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或至少不再具有以往的嚴重意義，例如文藝創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臉譜化問題，學術藝術問題與世界觀問題、政治問題常常混淆，等等。這些問題在過去並非沒有認識，也並非沒有試圖加以解決，例如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前后，60年代初糾“左”以及調整社會政治關系時期，但時間短、原則談論多（雖具有針對性但多屬常識，甚至在正常社會條件下無需大費筆墨加以討論）、具體辦法少，而且之后是更猛烈的反彈直至“文化大革命”。除政治大環境、制度體制原因外，從主觀認識上講，文化從屬於政治的理念根深蒂固便難辭其咎。進一步言之，這一理念的前提存在，問題就存在，即使從理論上設想解決之道，但實際效果也微乎其微。而前提一旦消失，問題也就不存在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在文化與政治關系上的認識對於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意義是巨大的。

進入90年代后，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社會階層與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人們價值追求與審美偏好的多樣化，以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在文化建設與發展問題上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設”“以立為本”以及“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等基本方針 （參見《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33、1534頁﹔《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頁。）。這一方針提出的歷史背景是，改革開放后的文化與政治不再綁在一起並肩作戰且有主（政治）有從（文化），而是擁有了各自的獨立空間，但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知識分子，對於文化與政治之張力關系的認識和處理還不可能很快到位，或執政者對文化思潮和思想前沿的政治反應過度，或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借文化作品干預政治，結果造成極左的文化理念和作法在整體上被理性地否定和拋棄，但在具體的文化評判、文化論爭中，帶有“左”傾色彩的思維與作法又時常浮現。而每一次影響較大的文化論爭，如圍繞電影《苦戀》、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論爭等，無論其方式還是效果，無論引發者、參與者還是終結者、旁觀者均不滿意。正是由於這方面經驗教訓的積累，進入90年代后，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領導人提出了不搞“無謂的爭論”“不搞大批判”“正面引導為主”“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等方針。至於“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更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與時俱進精神的體現，它繼承了“雙百”方針，又體現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主旨和方向。必須肯定，上述方針對於中共進一步告別舊的理念和作法，面向時代，面向現代化，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與繁榮之路具有積極意義。

世紀之交，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方位發展，隨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突飛猛進，中國總體上實現小康。在溫飽有余且走向更加富裕的歷程中，民眾的精神需求日益增長。然而，文化創造和傳播在內容和形式以及產出總量和層次性方面，都難以滿足現實需要。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異，不同文化或文明間的交流交融交鋒日趨頻繁，文化與科技的結合日趨緊密，文化的經濟功能日趨凸顯，國家實力的競爭愈來愈包含著文化上的競爭，發達國家紛紛將文化產業作為全球擴張和傳播西方價值觀的利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的論斷，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頁﹔《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如果說鄧小平的主要貢獻是解決了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江澤民的主要貢獻是徹底告別傳統的“大批判”方式、確立“以立為本”的主導思想，解決了一元主導與多樣化發展的關系問題，那麼，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制約文化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了。因為，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一元主導與多元共存的關系等問題，只是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理念和思想約束。換言之，思想理念觀念的約束解除了，而更直接更具體也更有力的約束——體制機制還沒有真正觸動。對此，中共中央早有認識，1996年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就明確提出“改革文化體制是文化事業繁榮和發展的根本出路”（《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1頁。）。然而，改革方案卻了無蹤影。究其原因，一方面，文化承載著意識形態，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文化資源國家化”、“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社會效益壓倒一切等理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與體制改革密切相關的國家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具有戰略意義的路徑選擇尚不清楚。借鑒發達國家的作法，需要時間調研和了解，且不同制度間的意識形態對立，不得不使該方面的借鑒格外謹慎。及至世紀之交，上述問題逐步得到解決。2000年，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及其通過的“十五”計劃建議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問題。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一手抓文化事業、一手抓文化產業這一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戰略思想。有了這一思想，文化體制改革的戰略方向便明確了，中共十六大也才要求“抓緊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第32頁。）。翌年，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確定了試點地區和單位。根據相關學者的已有研究，就宏觀進程而言，文化體制改革按照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循序漸進、逐步推開的方針，圍繞重塑市場主體、完善市場體系、改善宏觀管理、轉變政府職能等四個關鍵環節，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試點、探索階段，從2003年6月到2005年12月。2003年6月，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確定北京、上海、浙江、廣東、深圳、麗江等9省市和35家國有文化單位開展試點工作。二是擴大試點、由點到面階段，從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發《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到2009年8月。中央要求北京等綜合性試點地區率先將改革全面推開，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其他省、區、市都要確定本地的改革試點地區和單位。三是加快推進、全面展開階段，從2009年8月至2012年底。2009年8月，中央在南京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經驗交流會，標志著文化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推開、全力推進的新階段。同月，國務院發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這是中國第一個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規劃，標志著發展文化產業上升為國家戰略。按照中央的部署，出版、發行、電影、文化市場管理等領域的改革在2012年以前基本完成。（就文化體制改革研究而言，成果最多的是現實對策性研究，主要來自經濟學界﹔對於文化體制改革歷史進程的研究雖然成果不多，但基本線索和主要問題已經梳理得比較清楚。綜觀學界關於文化體制改革史的研究，會發現兩種改革歷史的言說：一是僅指新世紀以來的文化體制改革，二是包含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原因在於新世紀之前的文化體制改革局限於外圍和淺層次上，如大量削減國家財政供養的藝術團體，實行“雙軌制”（即一為國家扶持的少數全民所有制院團，二為多種所有制的藝術團體）以及借鑒經濟領域的作法搞承包、“以文養文”等。上述舉措與日后的改革相比確屬零打碎敲、“邊緣革命”，算不上真正的改革。但是，從文化體制改革的歷史出發，新世紀前的文化體制改革作為一個預備和熱身階段應該納入研究視野。因為，一方面，外圍或淺層次的改革已延續20年，其原因和帶來的問題必然與新世紀的改革關聯在一起，值得發掘和研究﹔另一方面，20年的改革無論在理念還是體制上，畢竟沖擊著文化資源國家化的思想和作法，畢竟認可了文化產品有商品屬性和市場屬性，從而在舊文化體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或一扇窗戶，讓人們看到了另一種風景。當然，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體制改革還是從新世紀開始的。就目前關於文化體制改革史研究而言，一是描述性且粗線條的描述成果居多，深層研究欠缺，鮮見黨史或國史學者有深度的專門研究﹔二是言說集中於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原因是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是文化體制改革的最大亮點，文化體制改革的三階段亦主要據此劃分。文化事業單位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歷程言說少，論及者多從成就角度入手，如廣播電視覆蓋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公共文化場所免費或低費用開放等，或者粗略概括文化事業單位在人事、社會保障、服務方式等方面進行的改革，抑或個案介紹如購買文化服務，但少理論分析、少歷史沿革梳理。）文化體制改革包括國有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面向市場，發展文化產業，以滿足民眾多方面、多層次、多樣化的精神需求﹔以文化事業單位為骨干、國家財政為支撐，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保障民眾基本文化權益。文化體制改革極大地釋放和激發了文化創造與傳播的活力。有資料顯示，在改革啟動后的10年間，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在15%以上，超過同期GDP平均值6%至7%﹔到中共十八大前后，從國家到行政村的六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已經建立，廣播電視覆蓋率達97%。在短時期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得益於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二分的發展戰略和路徑選擇，得益於文化體制改革的大刀闊斧。

中共十七大提出增強文化軟實力和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任務，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對綜合國力的更全面認知，對文化戰略地位與作用的新認識。文化強國建設是一個長遠目標，其間自然包括階段性任務或問題的判斷與解決。在中國改革開放走過30多年之后，中國國家實力和民眾生活有了巨大提升，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正處在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然而，與經濟或物質上的巨大成就相比，文化發展顯然滯后，這種滯后無論從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還是從話語體系、無論從國內民眾精神需求的滿足與導向還是從國際影響力而言均能窺見。進入新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然而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卻與經濟實力不匹配﹔中國經濟在全方位開放中引進來與走出去交相輝映尤其是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大，然而中國文藝、中國學術、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卻有限，甚至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依然是“引進來”為主導（當然這與西方走在現代化前列的現實密切相關）﹔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波瀾壯闊、成就驚人，但對實踐的理論總結、學術與文化思考則力不從心甚至蒼白無力，往往還是套用源自西方的理論框架、范疇、概念甚至價值觀加以分析和評判。如何立足於中國、立足於中國獨特的歷史與文化本原、立足於中國的現實與實踐，在吸收外來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通過綜合性創造，達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和中華文化的復興，便歷史地擺在了中共十八大以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面前。

綜觀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治國理政的文化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軟實力為突出特征的文化建設與發展理念，這包括話語體系和價值觀兩個方面。雖然“增強文化軟實力”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就出現了，“文化自信”在胡錦濤總書記於2012年7月23日的講話中就提出了，但作為文化建設重大而突出的問題並系統地加以闡述還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綜觀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有關文化建設與發展的講話，可以作出如下分析和歸納。

第一，在大歷史、大視野下看文化。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類發展的大歷史、大視野，如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便是從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大歷史脈絡中審視文學藝術的地位與作用，從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大勢審視哲學社會科學，指出“人類社會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隨著文化的歷史性進步”、“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等﹔二是從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審視中華文化的復興，指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第二，強調價值追求的極端重要性。自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以來，講文化頻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幾乎在每一次有關文化建設與發展的講話中都會論及。紀念建黨95周年的講話所闡述的文化自信之重點也在這裡，包括“精神追求”“精神標識”“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等。聯系到習近平論述黨的建設也十分強調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以及理想信仰的重要性，並將之形象地比喻為“精神上的鈣”，便更清楚他對價值追求的重視程度了。

第三，強調中國本土根基，強調立足本來，即立足於中國歷史、文化、國情，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習近平反復強調5000年中華文明的沃土意義，強調凝聚和弘揚“中國精神”的重要性，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緊迫性，等等。當然，強調中國本原並非要封閉自大，而是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吸收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更好地發揚光大中華文化。

第四，將文化自信提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的高度來看待。早在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便提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2016年的“七一”講話明確將文化自信與道路、理論、制度自信平列：“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頁。）

總之，從時代與實踐的要求以及習近平的相關闡釋來看，增強文化軟實力、堅定文化自信，正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歷程中突出重視的問題，或者說是文化建設與發展的重心所在。

二、文化轉型與對待“中、西、馬”的態度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文化經歷了一次轉型恐怕是不爭的事實。這一轉型需要聯系改革開放前30年的文化形態才能清晰地呈現出來。概括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一元一體化的“一字長蛇陣”式的文化形態、文化結構，轉型為一元主導、多元共存（類似經濟領域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的“雁陣”式文化格局。所謂“一元一體化”，主要是指將意識形態作為壓倒一切的優先考量因素，追求政治正確，從而導致文化的政治化或意識形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具有獨尊性、排他性特征，且時常表現出一種強烈沖動，力圖由指導地位出發取代所有文化闡釋、文化成果或者變成衡量所有文化現象的標簽﹔作為文化創作與傳播的元理論或元方法是單一的，例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確定為文藝創作與評價的最高標准（實際上是唯一標准），文化產品的種類和數量均有限，內涵的價值追求和審美偏好高度一致，可謂整齊劃一，“文化大革命”時期被形象地概括為“八億人民欣賞八個樣板戲”的現象既是極端也是典型。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和利益的多元化、不同文明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以及知識的爆炸式增長，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一元一體化的文化格局逐漸解構，一元主導、多元共存的文化新格局逐步形成。進一步言之，從中共自身的角度和宏觀的文化層面上講，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堅定不移，指導思想不搞多元化﹔馬克思主義與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作品作為主旋律、“領頭雁”，有著體制的強大支持，保証文化的社會主義方向。與改革開放前不同的是，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具有開放性和創新性特征﹔遵循馬克思主義、符合社會主義價值追求的文藝創作和社會科學研究自然受到支持，但是出於純粹知識追求和審美偏好而進行的文化創作與傳播同樣受到鼓勵，至少被寬容存在，文化愈行愈強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訴求不再盛行﹔文化創作與傳播的元理論元方法已然多樣化，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尤其是新儒學、源自西方的各種主義包括后現代主義均有秉持者，也均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隻要不觸及政治底線，不構成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威脅。上述特征和一元一體化的文化格局與目標追求相比顯然不同。

大致說來，上述一元主導、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早在世紀之交甚至更早的時期就形成了，這一轉型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自然生成的，印証了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如果我們把這一轉型同新中國初期的文化轉型和重建加以比較，就會更清晰地看到這一點。50年代由舊中國多元文化格局向一元文化的轉型，雖然也有經濟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但是政治干預的強力作用十分明顯，連續不斷的文化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便是証明。借用文化轉型的外生與內生概念來說，其顯然屬於外生型，故僅用數年就砥定了。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轉型則基本上屬於內生型。執政黨在文化轉型中的表現和作用在兩個時期也大不相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化轉型是中共主觀努力的結果，而在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轉型中，中共則主要是適應、調整和適度干預、引導，其努力主要體現為如何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弘揚社會主義主旋律。

也許從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三者經常被學界簡稱為“中、西、馬”）在當代中國的境遇來審視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化轉型或者文化變遷更能說明問題，這就必然涉及一些重大的文化運動、思想論爭、文化事件。歷史是由運動、事件以及其中的人物所構成的鏈條，尤其是那些具有宏觀和潮流意義的標志性文化事件，更應加以關注和研究。例如對於《苦戀》的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論爭、人文精神討論，進入新世紀后的公共知識分子問題討論、民主社會主義討論、新自由主義思潮、新儒學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等，這些問題都應進行專門研究。限於學識、專業和篇幅，本文僅從中共的角度加以梳理。

首先考察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該問題比較特殊，不僅關乎文化亦關乎政治甚至主要是政治，但不管怎樣，其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是重要的。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治國理政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出發論述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二是就文化建設與發展問題論述馬克思主義。就第一個方面而言，其對當代中國文化的影響是環境性的。也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執政黨對馬克思主義持僵化、教條還是開放、科學的態度，會在不同程度上制約整個文化的走向和樣態。改革開放前，主要是從中蘇論戰開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的不斷追問中，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愈演愈烈。這種態度直接影響和強有力地引領文化走上充當階級斗爭工具、影射文學（史學、哲學）直至虛無主義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通過力倡完整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以及毛澤東提出的實事求是原則，引領全黨逐步擺脫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一以貫之，繼承性很強。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堅定不移，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幾屆中央領導人均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自然、社會和人類認識的發展規律，其基本原理和原則沒有過時，等等。同時，中共又要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強調要根據時代特征、聆聽時代聲音、跟隨實踐發展、遵從實踐經驗，以實際問題為中心,著眼於正在做的事情，開辟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可見，隻有確立了這種繼承與發展相結合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才可能產生對待文化的科學態度。

本文將重點放在中共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發展的關系上。就該方面而言，也有兩個層次：一是馬克思主義對於整個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地位，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如何發展。當然，這兩個方面在很多時候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正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第一個層次而言，馬克思主義作為整個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始終是明確而堅定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領導人在論及文化建設或精神文明建設的講話、談話和文章，以及中央有關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設的所有決議，都會反復重申這一立場，它表現為以下幾個層次。第一，屬於宏觀和方向上的要求。這既體現為文化發展的整體掌控、重大文化論爭上的立場和態度，又體現為一種底色與基石，滲透於文化成果的深處，而不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原理、范疇變成機械的公式，變成時時浮現的概念和公式，或者生搬硬套、削足適履，什麼問題都要套用，什麼問題都要進行標簽式闡釋。換言之，“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二，在不同的文化領域，約束程度與表現形式亦有區別。例如，對於文學藝術，雖然中央領導人均倡導文藝工作者學習馬克思主義，但並沒有具體的剛性要求，因為文藝屬於形象思維而不是理論。對哲學社會科學則不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體現得明確而具體，不僅體現為概念、范疇和方法，而且體現為理論原則和重要結論﹔不僅要求樹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法學觀、社會觀、新聞觀、教育觀等，還要求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歷史學、文藝學、新聞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管理科學等學科建設。對於新聞、宣傳而言，堅持馬克思主義更是堅定不移、全力以赴，因為其本身就是政治，需要高舉旗幟、鞏固陣地、凝聚人心、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第三，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非意味著排斥其他優秀思想文化成果。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吸收已有人類思想理論精華的基礎上創建的，所以，“對一切有益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我們都要研究借鑒，不能採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態度”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就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理論和學術研究領域而言，總的要求是堅持和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這與中共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立場和態度是一致的，當然，要求更具體。這裡不能忽略的背景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上，教條主義越來越沒有市場，但與此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和否定則有愈行愈強之勢。進一步言之，與毛澤東當年主要擔心來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即所謂國內外修正主義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威脅不同，改革開放以后中共領袖再言說馬克思主義，則要面對黨內外和國內外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與否定，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儒家等思潮或思想的挑戰。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以及中共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看上去與馬克思主義原典距離甚大或者沒有直接關聯甚至在持“原教旨主義”立場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異端”。在這些群體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跟不上時代，不能解答人們關心的現實問題，或者說服力和吸引力不強。對此，習近平曾概括道：“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實際上，從鄧小平開始，中央領導人已經意識到該問題並力圖加以解決。鄧小平要求理論工作者研究現實問題，而不要覺得沒有學術價值就保持距離﹔要求馬克思主義者站出來說話，批駁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和否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6頁。）。江澤民講得更具體：“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特別注意從兩個方面加強工作：一是及時總結黨和人民在實踐中創造的新經驗和獲得的新認識，有力地回答現實生活提出的、干部群眾關心的重大思想理論問題﹔二是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同各種錯誤觀點進行積極斗爭，幫助廣大干部群眾樹立和堅定正確的思想理論認識。”（《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86—87頁。）進入新世紀后，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以更縝密的語言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提出了要求，即通過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分清哪些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發展的理論判斷，哪些是必須破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哪些是必須澄清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自2004年實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工程，可以說是中共中央在經歷長期考量后作出的頂層設計，力圖通過有組織的集體努力，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前所未有的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証明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依然是真理，中共的理論和實踐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

正是在上述背景和願景下，中共中央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宣傳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為重點，以重大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加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究，建設具有時代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學科體系，編寫充分體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新成果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基礎理論教材，編寫充分反映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史學、新聞學和文學等哲學社會科學教材，在出成果的同時出人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隊伍建設。

事實上，學界和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態度與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的認識和態度變化是聯系在一起的，隻不過言說更活躍、話題更廣泛、思想表現更解放或更保守而已，但從長時段來看，總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中共對待“中、西、馬”的態度而言，多原則性表達且一貫性最強的當屬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更准確地講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文化。由於西方率先推動並實現現代化，因而西方文化內含諸多人類現代文明的思想成果，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理論和現實中的對立，使得中共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不得不格外慎重。綜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的有關論述，可以看到如下特點。第一，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在對待“外來文化”的總體態度中表達的，即學習和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或曰吸取外國文化有益成果，博採各國文化之長。第二，對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內的外來文化的基本立場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或曰“立足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換言之，吸收、借鑒國外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文化成果，是為了發展光大中華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而不是相反。第三，具體到西方文明或文化成果，講的頻率最高且非常明確的是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管理經驗和方法，並在這個意義上充分肯定文化領域的對外開放，批評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思想和作法。第四，對於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具體肯定主要表現在對古希臘文明、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以及文學藝術領域內公認的大家、巨匠的欣賞和高評上。在這方面，江澤民和習近平等均有過明確表達。第五，對西方文化主要是當代西方文化，有肯定，但更多的是強調不能全盤照搬、食洋不化，強調要分清精華和糟粕，有批判地加以借鑒，並堅決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文化的侵蝕，強調警惕西方文化背后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滲透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西化”與“自由化”等政治風險。

如果僅從理論表達上看，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對待外來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態度與毛澤東相比並沒有實質差別，隻不過用語不同而已。例如，毛澤東提出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外國一切科學原理、長處都要學，要“洋為中用”，要批判地借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要警惕以意識形態為突破口“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等等。但是，必須看到改革開放前后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實際境遇，才能認識相似表達背后的不同歷史意義。改革開放之前，長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是基本否定和激烈批判西方文化（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度將西方科學技術也束之高閣）。改革開放后則大不相同了，自80年代的“文化熱”開始直至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當代西方的文藝作品、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各種思想與學說體系乃至最新的種種主義、流派，幾乎在中國都有介紹、翻譯、研究、追捧和應用。中國的現代化除了市場經濟和物質現代化外，當然還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競爭等現代制度和思想理念的確立。雖然現代化並非意味著西方化，但是西方率先現代化的現實必然帶來西方文化對於現代化的總結與反思。現代化是一個諸多復雜要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系統工程，文化本身更是極為復雜的結構，哪些適合中國、哪些不適合、在什麼程度上適合或不適合，很多情況下難以作出具體而簡單的判斷，它需要時間、需要研究、需要實踐檢驗。事實上，正是因為現代化與文化結構的復雜性，對於西方當代學術藝術的引介與傳播，執政黨基本上沒有進行過干預。在警惕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反對“西化”“自由化”的政治考量中，有時會涉及某種思想或思潮，但也很謹慎地將學術探討與政治意圖區分開來。由於上述現實，中央領導人對於西方文化肯定不多並多有警惕和戒備之語，意在主要發揮一種約束或防控作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時，作為一種對沖和校正，中共則主要利用體制的力量，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唱響主旋律、弘揚中華文化﹔依據對政治相關性的評判，借助輿論宣傳對諸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具有政治危險性的思想或思潮進行批評和批判﹔等等。說到底，對於中共而言，改革開放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而是要創新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一最終目的和現實中資本主義相對於社會主義的強勢地位，決定了中共對待西方文化的立場和態度隻能如此而不可能是別樣。

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上，中共的調整與變化是相當明顯的。自新文化運動開始批判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以來，無論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言，都是非常強勢和明顯的，這一立場從現代化史觀或革命史觀來看，均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甚至必然性。對於一個處於現代化初期且面臨諸種危機的國家，對於一個力圖用革命手段迅速鏟除舊制度、舊思想從而改天換地的政黨來說，儒學要想得到高度評價和尊重是不現實的。考慮到儒學的保守性格及其講求“仁愛”“忠孝”“中庸”“禮”“尊卑有序”的文化結構，一個矢志於以西方為榜樣的現代化追求者，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革命政黨，是不可能將儒學奉為圭臬的。成長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下的中共黨人，雖然在延安時期便提出了對待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地加以繼承”等方針，但當年所言的精華、所說的繼承實際上主要還是指蘊藏於底層社會、普通民眾中時常被統治者視為異端的文化遺產或者是更寬泛意義上的中華美德、民族精神，而不是登上封建統治階級大雅之堂的儒學。當然，毛澤東等人也有對孔孟學說的肯定，但這種肯定是謹慎的、具體的，時常有嚴格的前提或條件限定，與強調它的封建主義、宗法文化性質等否定性話語相比，明顯處於弱勢。 （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一些學者撰文考察和分析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學價值觀的肯定和對中華美德的繼承，他們講的都是事實。為了進行有效對話，首先，我們必須限定范圍，即集中於儒學價值追求問題上，而不是討論寬泛的傳統文化或中華美德。其次，即使限定在儒學價值追求中，還是可以概括和分析毛澤東對其的繼承和肯定，於是，說毛澤東繼承和弘揚了儒學優秀價值觀言之成理，或者毛澤東受儒學價值觀包括積極和消極的影響言之成理，說毛澤東對儒學價值觀的否定是主要的亦有根有據。面對這一矛盾現象，我們可以借助李澤厚提出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加以分析，“表層結構”就是明確而系統地表達出來的理性認識，“深層結構”就是潛意識層面存在的日用而不知的觀念、心理與習慣。借助這一對概念，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即毛澤東在“表層結構”的思想層面上主要是反儒學價值觀的，而在“深層結構”的層面上又受儒學價值觀的潛移默化影響。）在執掌全國政權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該方面的態度並未發生大的變化。在此后政治日趨極左的歷史進程中，由於對待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地佔據強勢的否定立場，因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謾罵的態度對待“孔孟之道”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及至整個80年代，中共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實際上處在兩難的困境中：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式的歷史虛無主義立場和謾罵方式必須終止，需要樹立科學的立場，客觀地看待和評價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間在“革命”名義下盛行的思想專制、個人崇拜、“血統論”等，又和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被認為是封建主義借尸還魂。不管實際上這種聯系有多大，但起碼許多知識分子和干部在思想上是這樣認為的。於是，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裡，中央領導人很少從正面專門談論如何理性地評價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主體——儒學，相反倒是能夠發現他們在對極左政治的反思和對現代化的目標闡述中，時常提及警惕和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殘余及其影響問題，知識界尤其如此。當國門重新開啟后，西方各種文化學說、思想體系、學術觀點如決堤之水般涌入，令人眼花繚亂。於是，如飢似渴、食洋不化、盲目崇拜等情形實難避免，尤其是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當然不會復現“文化大革命”式的野蠻，但“博物館”“故紙堆”“農業文明”等一系列標簽式的認識和定位依然大有市場，人們更願意討論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現代化的消極或阻礙作用，《河殤》所引發的轟動性影響和爭議就是典型。當然，“文化大革命”畢竟結束，在改革開放帶來的日趨正常和活躍的社會總體氛圍中，思想與聲音的清一色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致力於理性地認識和對待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並努力尋求其創造性轉化與繼承的力量是存在的，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北京大學的文化書院。這表明，理性地對待傳統文化在民間尤其是知識界是有共識和基礎的。 （文化書院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中國哲學和中西比較哲學的學者創建的，梁漱溟任榮譽院長。文化書院給自己的定位是對中國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較作一些基礎性的學理研究，並利用函授、假期講習班、出版物等形式研討傳授學問。文化書院對本土文化抱一種同情的理解，強調文化的延續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設性。1985年1月，文化書院舉辦了第一次文化講習班，組織著名學者及海外學人宣講中國文化與比較文化，產生了廣泛影響。同類的書院還有注重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幽州書院”等，只是影響沒有文化書院大。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普通民眾尤其是農村傳統文化（更准確地講，是傳統習俗）的回歸更為明顯和迅速。當然，這種回歸的面相很復雜，包括諸多迷信和落后習俗，准確評價起來很難，不過它反映著一種文化趨向是無疑的。）

中共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明顯變化是進入90年代以后，主要標志是1990年1月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情況交流座談會上發表的長篇講話，該講話集中闡述“關於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若干問題”，這在中共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講話從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影響深遠等三個方面展開闡述了“燦爛輝煌的中華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講話在重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等原則的基礎上，重點闡述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態度，提出：對待民族文化遺產，不能用今天的標准去苛求，苛求勢必導致歷史虛無主義﹔文化遺產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具有超越階級和時代的繼承性和借鑒性（《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3頁。）。李瑞環的講話有著重要背景：八九政治風波促使中共中央進一步思考如何在思想文化方面有效地抵御“西化”“自由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階層、利益和價值選擇日趨復雜化、多元化，以什麼為核心和基點凝聚人心成為重要的執政課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愛國主義越來越成為中共動員和團結民眾的政治旗幟，而愛國主義離不開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尊重。正如李瑞環所言：“在當前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下，弘揚民族文化不僅直接關系到我國文化的興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面對西方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的攻勢，弘揚民族文化是振奮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發揚愛國主義精神，頂住一切外來壓力的一個重要條件。”（《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第853頁。）

李瑞環講話后，在整個90年代，中央領導人沒有再發表長篇幅肯定傳統文化的文字或講話，但是尊重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立場愈來愈鮮明，這主要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如政府資助的有關項目、工程日益增多，國民教育中傳統文化的內容和分量逐步增加，尊重和弘揚傳統文化的社會氛圍日趨濃厚，等等。邁入新世紀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推進，隨著不同文明文化間的交流與較量日趨活躍以及國內市場經濟和社會的多元發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重估與尊重，無論在民間、知識界還是在政界均呈明顯的上升趨勢。逐步彌漫全國的“國學熱”、海外孔子學院的普遍建立等，使每個中國人都能感受到傳統文化回歸的強烈氣息。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任務，要求“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7頁。）。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文化改革與發展的決議，指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還提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58頁。）。如此定位在黨的歷史上還是首次，不管在該問題上的歷史所呈現的面相多麼復雜，這一定位作為一種立場和態度的表達與表征，現實和政治意義是重大的。

如果說中共進入90年代后對待傳統文化有了明顯變化，即重“同情的理解”、重繼承，之后沿著這一方向前行並不斷有新認識，那麼，中共十八大后在此基礎上又有了一個明顯變化，這既表現在言說的高頻率和長篇幅方面，也表現在高度評價並寄予厚望方面。

首先，對傳統文化的高度評價前所未有。習近平的很多講話均明確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最核心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這樣的高度肯定在黨的歷史上是首次。

其次，對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寄予厚望。綜觀習近平的有關講話，一方面，提出明確的宏觀要求，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大力弘揚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豐富而具體的需要繼承、轉化、光大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追求，其中論及頻率最高的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價值理念。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4年5月與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的講話以及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等，更是提出了一系列中國傳統尤其是儒學典籍裡的名言、論斷，從“天人合一”“民為邦本”“修齊治平”到“德不孤，必有鄰”“推己及人”等，信手拈來，強調“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需要“傳承和升華”。

最后，高度重視傳統文化內含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追求，所謂繼承和升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均主要定位於此。前文論及的高度評價和寄予厚望，已經能夠說明這一點。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對傳統文化的肯定主要在文學和史學成就方面，對“經籍”內含的價值追求的肯定既謹慎又不多見。這與中共十八大之后對待傳統文化的言說顯然有別。此外，就言說頻率和篇幅而言，中共十八大之后也達到一個峰值。遠者不談，就江澤民、胡錦濤總書記任內而言，我們也能夠看到他們在一些講話中，從正面引用中國傳統典籍尤其是儒學經典中的名言來說明某些治國理政理念或中國的和平友好外交思想，但基本上是偶爾為之。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明顯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即前文談到的世情國情的變化。繼承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對於團結和凝聚十幾億國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意義不言而喻。

三、從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到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關於“文化”的概念界定很多，大致主要由話語體系和價值觀兩部分構成，價值觀無疑處在核心地位。如此來看，關於價值觀以及建基其上的道德規范和道德建設，無疑是改革開放時期文化史研究和書寫的重要內容。

從中共領導或指導道德建設的角度看，有幾個節點需要關注：一是從理想主義道德追求到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的指導方針的演變，標志是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二是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三是中共十八大及此后高頻率強調的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需要說明的是，構建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僅是就道德建設而言的，而是針對整個文化建設的。它要解決整個文化背后的價值基石與核心價值追求問題。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唱響主旋律”。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價值觀與道德規范的聯系更為直接、明顯。在改革開放的最初20多年間，中共中央在指導道德建設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將價值觀和道德規范混同在一起言說的，或者說道德建設內含著主要的價值追求，當年經常使用“思想道德建設”而不是“道德建設”概念也能說明這一點。將道德規范、道德建設與核心價值體系、核心價值觀加以區分，提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明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設和道德建設方面指導思想的進一步深化與聚焦，即為整個社會主義文化包括道德建設構建更完整和穩定的價值體系支撐、確立價值核心或深層且穩定的主要價值導向。下面，我們僅從道德建設的角度對此加以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協調發展的思想就很明確。鄧小平最早提出這一問題。在他那裡，大多數情況下，講精神文明就是道德建設或價值追求的代名詞。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指導道德建設的思想有一個調整和側重的變化過程。最初，指導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還是革命戰爭年代或戰時共產主義所體現出來的道德理想主義，實際上也是新中國頭30年裡價值追求和道德建設的體現。這一點，鄧小平表達得很清楚，他多次講到要教育青年發揚光大革命戰爭年代那種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嚴守紀律、嚴於律己的精神，認為沒有共產主義遠大目標，沒有革命的理想、道德、紀律，就沒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根據鄧小平有關講話精神，中共十二大報告專節闡述“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報告承認“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我們當然不能要求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成為共產主義者，但必須用共產主義思想要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一切先進分子，並且通過他們去教育和影響廣大群眾”，但在論述思想道德建設問題時，仍不斷提及“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為人民服務的獻身精神和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紀律”等（《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7—30頁。）。到1986年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時，道德建設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調整，即確立將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的方針。這一調整的歷史背景是，在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圍繞要不要繼續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起草小組內部出現了分歧。一方面，中國的社會主義仍處在初級階段的認識愈來愈明確，也越來越成為人們的共識，實際上中共十三大將在理論上重點闡述這一問題，這反映了一種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另一方面，“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很容易被誤解為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是對全民的要求（實際上不管實際效果如何，長期以來人們主觀上的確是如此理解和宣傳的）。鄧小平經過考量，最終接受了有關同志的意見，不再從精神文明建設總體的角度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139頁。）。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只是對黨員干部的要求，也體現在道德模范身上，是高標准或榜樣﹔至於一般民眾，共同理想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要求就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指導思想的這一調整，意義是巨大的，既延續了中共歷史上一直高揚的道德理想主義追求，又體現著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這是改革開放時期甚至整個中共歷史上道德建設指導思想方面的重大調整，其原則一直持續到今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后，中共中央也在關注道德建設的與時俱進問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宣布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后，江澤民在2001年1月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國、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問題。從1996年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2001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和中共十六大報告的相關內容看，其時代意識和問題意識很強，道德建設的基本框架和要求已經系統、清晰起來。所謂時代意識和問題意識是指始終圍繞如何在市場經濟大潮中防止價值失落、道德失范、物欲無限膨脹，如何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同時防止腐朽、沒落的思想觀念的侵襲，如何在建設現代化國家以及民主和法治等現代公民素質養成的同時更好地繼承中華優秀傳統美德等，中共十六大報告將其概括為：“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綜觀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和中共十六大報告，與80年代相比有了明顯進步。如果說80年代以中共十二大報告和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為代表的道德建設思想還是草圖或素描，還在“摸著石頭過河”，那麼世紀之交已經明晰、充實和完整了，產生出某種頂層設計。2001年9月頒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就是標志，綱要概括了20字的“基本道德規范”——“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2頁。）﹔總結了道德建設的基本內容，即堅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為著力點﹔闡述了道德建設的基本方針，包括正確處理與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優良傳統、時代精神、個人權益、社會責任等六個方面關系的基本原則，提出了道德建設的具體要求以及各有關方面的責任與義務﹔等等。可以說，該綱要是改革開放以來道德建設實踐和理論探索的集大成者。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經濟建設發展迅速、成就驕人，加入WTO后的對外開放在深度和廣度上迅速拓展，思想文化領域也遭遇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面臨某種既“守不住”也“打不出去”的危機。此外，隨著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價值觀選擇多元化、思想文化迸發活力的情勢以及在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尋求共識的時代意識下，國內也出現了價值嚴重失落和混亂、共識達成困難等局面。更令人焦慮的是社會誠信缺失，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一時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

從理論上講，文化產品、道德規范與價值追求密不可分，兩者所處層次當然不同。價值觀居於深層，是核心也是基石，更具穩定性和根本性，對於文化創造與傳播、道德規范和道德建設等發揮著引領作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反映了文化建設問題上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依據全會的界定，“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661頁。）。從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十年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研究和闡釋頗為熱烈，目的就是要盡快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包括道德建設建立起有深厚理論支撐、科學框架結構、內在邏輯層次、核心價值追求的穩固體系，贏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動權，引領社會思潮和文化發展方向。

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須久久為功，在這一過程中當然有急有緩，須有階段性重點。在已有的理論探索基礎上，從文化與道德現狀出發，中共十八大概括出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此后，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在強度和形式上均達到歷史新高。核心價值觀無疑是在文化與道德建設問題上認識進一步聚焦的結果，是解決國人價值缺失和道德失范的首要著力點。在一定意義上講，不解決核心價值觀問題，社會主義文化的面貌就會模糊，道德建設也很難取得理想效果。

單就道德建設而言，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都是極為重視的，道德建設理論、要求和方案也與時俱進、不斷出台，具體落實行動亦頻頻出新，例如80年代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進入90年代后創建“文明村”“文明城市”“文明單位”等活動，還有不斷樹立的道德模范人物等，這些都產生了積極作用。此外，民主、法治等現代價值理念逐步植根於民眾頭腦，產生了不能否認的成就。但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是與經濟建設、物質文明的驚人進步相比，公民素質、道德狀況的“短板”也是明顯存在的。原因何在？30多年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容易帶來價值失落和道德失范。物質文明是硬實力，可以通過經濟建設快速提升，而思想道德、國民素質是軟實力，需要長期努力，潛移默化地養成和提升，這是人們較普遍的共識。然而，僅滿足於這種客觀原因的分析是不夠的，甚至是逃避主觀責任的便捷作法。從以史鑒今的角度、從主觀上找原因，起碼有兩點值得思考。

第一，中共長期執政和政府強勢的國情，決定了黨風政風直接關系社會風氣，即社會誠信、道德水平與價值追求。如果黨風江河日下，腐敗愈演愈烈，黨員干部說一套做一套，理論定位很高而實際行為低劣，那麼，建設誠信社會、提高公民道德水准和凝聚價值共識在很大程度上隻能是紙上談兵。與西方國家權威分流、社會自主的結構不同，在中國，所謂“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統管一切的。在這種制度體制和治國理政思想下，中共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不僅在政治上有標准，而且需要成為模范公民和道德模范。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十八大之后的黨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就不僅具有政治意義，而且具有社會文化意義。

第二，中國有著悠久的文明史，從孔子算起已2000多年。文化傳承最主要的是價值觀的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學便以“倫理中心主義”著稱。由於前述復雜的歷史原因，重估儒學價值以及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創造性轉化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充分重視與資源開發。雖然80年代的學界已經提出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問題，但是遲至90年代，執政黨才開始認真對待該問題，中共十八大之后才理直氣壯地提出對優秀傳統文化內含的價值理念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方針。如前所述，習近平在論及中國傳統文化時，幾乎都從價值觀入手。他反復強調要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道德精髓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等等。

充分重視優秀的傳統價值理念和中華傳統美德，對於當代中國的價值重建和道德規范的真正入腦入心，是重要的路徑選擇。當然，這並不是說對傳統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照單全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地繼承”等原則立場在這裡仍然適用。這裡也不是說弘揚了傳統優秀道德就可以包醫百病。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價值理念，道德建設也會失去時代性和發展性，從而成為復古的鬧劇。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中華傳統價值理念和道德精髓與現代價值觀和現代文明素養的有機融合。這當然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各方凝聚共識並在此基礎上努力前行。

本文受到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專項引導資金”（15XNLG07）的支持。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