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前的6年抗戰
“八年抗戰”被“十四年抗戰”所取代,進入中小學教科書。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在較傳統說法多出來的這6年間——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始到1937年七七事變終,有哪些關鍵的抗戰環節?
我們先看九一八事變現場。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一槍未發。路透社1931年9月19日的一則專電披露了東北當局的相關說法,它符合實際情況:
“中國方面僉謂滿洲日軍無端挑舋,中國軍民雖為槍炮轟斃甚多,但華兵並未回擊,亦未與抗。中國當局於兩日前已聞滿洲日后備兵已領得軍械,而連日開抵沈陽之兵絡繹不絕,內有炮隊若干,此為條約所不許,足証日方計劃甚為周密,且數日前有張學良之日友入謁、勸張勿回沈陽,以免蹈險。滿洲中國當局以此項戰爭,幾近恫嚇,曾命軍隊如有事端,萬勿開槍轟擊日兵,故日軍炮轟北大營時,該營司令即命軍隊堆起軍械,勿與為抗。”
《申報》在9月20日的報道中稱,張學良以日人違犯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決取不抵抗主義,一切聽憑各國裁判,並即電召顧維鈞來平、與湯爾和分赴駐北平(北京)各使館,向各使節說明日人暴動真相。
不抵抗主義算抗戰嗎?所以九一八嚴格意義上並非中國抗戰的開始。在此之后一個半月,發生一關鍵性事件,那就是黑龍江省代主席兼軍事總指揮馬佔山在江橋抵抗日軍,打響了反擊日軍的第一槍,此堪稱中國抗戰之始。
東北在此前已易幟,馬佔山是國軍將領。據《申報》11月6日報道,在江橋戰役打響當天(11月4日),馬佔山致電張學良稱,日軍掩護偽軍張海鵬部攻打黑垣甚急,日軍集結中江,為防止日軍前進,已拆橋毀掉鐵路,願追隨張副司令,固守黑垣。張學良回電,令馬佔山守住黑垣,非至萬不得已,絕不宜放棄。
張學良要求馬佔山固守的命令,當然代表國軍。江橋抗戰雖然以失敗告終,但馬佔山還是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
此后發生的大事件是1932年的淞滬抗戰。日軍入侵上海,國軍第十九路軍參戰,3月3日停戰。
1933年又發生長城抗戰,其中最被津津樂道的是發生在河北、熱河交界處的喜峰口戰役。中國的參戰部隊是宋哲元領導的國軍第二十九軍。一連串的戰斗自然以日軍獲勝告終,但軍事抵抗行為顯然來自國民黨的最高層。
二十九軍的前身是馮玉祥創辦的西北軍。這一年,值得記錄的還有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成立,馮玉祥任總司令。他在平綏沿線發出布告、大意謂:
日軍圖佔平津,將取張垣,華北甚危,玉祥於五月二十六日出任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結合各路忠勇將士及愛國民眾武裝保衛察省,決本抗日救國大職,倡民眾御侮運動,鎮壓漢奸擾亂,希民眾一致奮起,一同抗日。
但在中日軍力對比懸殊,而日軍已經攻進山海關內的情勢下,國民政府最終同意與日軍簽訂《塘沽協議》,事實上默認了日軍的侵佔行為。
在這之后,1936年的綏遠抗戰是盧溝橋事變之前,比較振奮國人信心的戰爭。但日軍並未直接與國軍對抗,而是假手扶植的蒙古德王。德王的慘敗,讓綏遠抗戰的領袖傅作義的肖像登上了《軍情畫報》的彩印封面。
最后重點說一下東北的抗戰。此次八年抗戰的說法改為十四年,很大程度上和東北抗聯老戰士李敏的呼吁相關。抗聯活躍在日軍虎口第一線,成為盧溝橋事變前6年抗戰最具傳奇性的武裝力量之一。
不過,1937年之前,活躍在東北的抗日武裝不只是抗聯,還有東北義勇軍等組織。
《申報》1936年4月4日曾刊發《東北義軍近況》,內稱:
“據確息,最近義勇軍人數,較前突增數倍,其總數已不下十五萬人,主要根據地系在中東鐵路一帶,其余則分散於琿春、磐石、珠河、密山、虎林、東寧、寧安、穆陵、梓川、湯原等地。組織共分兩部,其一稱為東北抗日聯軍,下分六軍,實力最為雄厚,設備完全現代化,作戰系採取化整為零之游擊戰術,且於各農村中密布有細胞組織,情報極靈,因此雖經日“滿”軍不斷進剿,尚未能損其毫末,其各軍軍長姓名如下:第一軍軍長楊靖宇,第二軍軍長王德泰,第三軍軍長趙尚志,第四軍軍長李延祿,第五軍軍長周保中,第六軍軍長謝文東。其二稱為東北義勇軍,由總司令吳義成、副司令孔憲成統率,戰斗力亦甚堅強,惟設備則較抗日聯軍稍遜雲。”
《申報》的戰爭報道,不可避免有夸大我軍實力的傾向。但東北抗戰武裝給日軍帶來困擾,也是實情。
雖然領導東北義勇軍的吳義成現在知名度較低,但其實他比楊靖宇都更早參加抗戰。他和副司令孔憲成都在1932年初加入王德林領導的中國國民救國軍。王德林是東北軍將領,因此可以說這一支抗日武裝,是由正規國軍部隊組織而成,但其間也夾雜了收編的胡匪和秘密會社成員等。
而抗聯的領導者中,則多和蘇聯及中共有千絲萬縷關系。
1931年至1937年,抗戰一直是國內最能調動公眾情緒的議題之一。也有各種武裝一直在以局部戰役的形式反抗著異族的入侵。
只是,抗戰壓倒一切的日子還沒到來。蔣介石說:攘外必先安內。孫科說:救國必先救黨。一定要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觸發與激化,才會拉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全民抗戰大幕。（韓福東）
原載：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