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素裹——中共情報員沈安娜口述實錄》
的黨史意義
從中共黨史的視域審讀，《丹心素裹——中共情報員沈安娜口述實錄》別具參考價值，對豐富和細化中共黨史非常有意義。
第一，對豐富中共情報史的價值。隱蔽戰線和情報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功勛卓著。但由於工作特點和保密需要，其歷史少為人知。本書，詳述了沈安娜潛伏國民黨中央即蔣介石身邊14年的極具危險而又成功實施、發揮重大作用的的地下工作經歷（情景非常感人），把中共黨史和情報史上一段頗為傳奇的歷史公之於眾。同時，通過沈安娜情報工作的記述，反映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土地革命后期直至解放戰爭時期）地下情報工作的許多重大歷史，如中央特科后期的歷史、抗戰時期黨在國統區情報工作人員的活動、解放戰爭時期吳克堅情報系統的工作等。特別是通過沈安娜情報工作這個“點”，反映了中共情報工作的基本“面”，如情報工作遵循的方針、基本特點和歷史脈絡，對於深化黨的地下工作和隱蔽戰線的歷史認識，具有正視聽的作用。同時，該書闡述的一些細節和歷史脈絡，給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了深化研究和開拓視野的空間。
第二，對豐富中共黨史的價值。明晰了許多中共黨史的歷史細節，有助於對相關問題的認識。第二次國共合作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與國民黨長期合作的主張，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抗戰，不但戰時合作，戰后也合作，但國民黨的反共行動迫使中共不得不與之進行斗爭。沈安娜提供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蔣介石秘密頒發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覺。皖南事變后，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人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所作的軍事報告、專門策劃反共陰謀的“特種報告”（組織“特種黨團”打入共產黨和進步團體，加強特務活動等）﹔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清黨的文件，如中統局副局長徐恩曾負責起草的、內容絕密、隻在小范圍討論的《對中共處理問題》，加強國民黨內部控制的《關於黨務推進的根本方針》等﹔抗戰即將勝利之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大提出的《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以及會議通過的《對中共問題之決議案》，國民黨六屆一中全會的重要情報，等等，對理解中共中央處理和國民黨的關系、在國共合作方面的方針、策略的變化，大有幫助。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沈安娜提供的國民黨政協委員“黨團會”對付共產黨的籌謀，使中共及時了解了國民黨的底牌，對於中共與與之斗智斗勇、團結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斗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個細節，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進程，頗具意義。
沈安娜提供的重要情報，對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重大決策，產生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如這1946年4月，蔣介石連續召開兩次他欽點的少數軍界高官出席的“最高軍事會議”，確定向關外的東北、關內的中原等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和長官任免等，其對中共將領、兵力特點、軍隊數量的猜測和評估等，這些情報“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而立於不敗之地”（童小鵬語）。如國民黨1947年3月六屆三中全會的全部文件，特別是參總長陳誠在小范圍會上所做的絕密軍事報告，以及他們對戰局形勢的分析情況﹔1947年6月，國民黨“中常會”、“中政會”聯席會議上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的講話，他們擬採取的戰略部署，以及其內部矛盾、派系斗爭的情況，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和黨團聯會上白崇禧的三次內部軍事報告，等等。沈安娜多次回憶說：后來據知，這些情報“受到黨中央高度重視。”這些極其重要的情報，也是我們理解和研究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戰略決策的作用史料。
第三，深化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的認識。書中記載，別人向沈安娜、華明之發問：你們倆的家庭出身、生活環境，並不是“飢寒交迫的奴隸”，為什麼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毅然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從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情報工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過程中，像沈安娜、華明之者眾多，他們不是因為窮則思變走向革命，而是從信仰、信念而選擇跟隨共產黨參加革命，並且為此鍥而不舍。具體就沈安娜、華明之而言，沈安娜已經置身國民黨核心圈工作，職位在1945年已經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總干事，並且可以被國民黨元老舉薦為立法委員候選人﹔華明之就職的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是國民黨集工業、交通和商貿於一體的龐大集團，待遇優厚。但他倆長期於污泥而不染，身居浮華而慎獨，面對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始終不為所動﹔在生死考驗面前，臨危不懼，處亂不驚﹔在與黨失去聯系后，千方百計尋找黨、繼續為黨工作。他們的這種為黨、為革命而冒險犯難、奮斗不懈的堅守和追求，源自自己政治選擇的堅守，不忘初心。他們的經歷和奮斗，真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為真理、主義和國家人民而舍生忘死、英勇獻身的崇高品質和精神情操，反映了那個年代共產黨人的風採。他倆不是個案，中國革命歷史上有多得難以細數的富有家庭出身的革命者、共產黨人，他們是為主義奮斗不懈的典范。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正是奠基在這樣堅實的政治信仰、信念的基礎上。因此，本書在反映沈安娜情報工作的同時，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和共產黨員的精神風范，是一部的黨性教育的優秀教材，黨的建設意義重大。
和許多著述難免存在缺陷一樣，本書個別處有進一步斟酌的必要。如142頁“王明代理總書記”的表述有誤，王明不曾擔任此職務﹔162頁“蔣介石發出‘兩黨合並’最后通牒”，不確。如書中王明前去和華明之“接關系”的記述，雖有別人回憶証實，但與常情常理有不合。
當然，這些個別問題，不影響該書的總體質量。該書是一部敘事平實、入情入理、脈絡清晰、頗有可讀性和感染力的上乘之作。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