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十四年抗戰”

近日，有關部門提出要在教材中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曾經一段時間，人們習慣了“八年抗戰”。但隨著抗戰研究的深入，“十四年抗戰”的概念逐步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大會講話中，都把九一八事變后的抗戰作為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把十四年的抗戰作為一個整體。國內較早的有代表的抗戰史著作，如軍事科學院編的三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國防大學何理教授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中央黨史研究室王秀鑫和郭德宏主編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等，都是以十四年抗戰作為研究框架。

“十四年抗戰”概念的提出並得到廣泛的認可，是有著充分依據的，它可以使人們更准確、全面和科學地認識中國的抗日戰爭。

首先，“十四年抗戰”概念是基於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的判斷。

以社會性質和社會主要矛盾為依據，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的一條重要原理。而九一八事變，是中日民族矛盾開始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折點。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處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入侵中國，獨佔中國東北並逐步向山海關內進逼，企圖把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從而加深了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使得日本和中國的矛盾在各帝國主義與中國的矛盾中突出出來，中日矛盾迅速成為中國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抗日救亡成為時代的最強音。九一八事變后，不但中國共產黨和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愛國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甚至軍閥，對日態度也開始發生重大改變。國內各種矛盾逐步降到次要和服從地位。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國民黨營壘中一部分愛國志士如馬佔山、蔡廷鍇、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等紛紛投身抗日斗爭，成為名重一時的抗日風雲人物。

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使團結御侮、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的強烈要求。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適時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政策，積極引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並且不斷調整政策，從“抗日反蔣”發展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1936年12月，被逼“剿共”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起“兵諫”，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共產黨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其次，“十四年抗戰”概念是著眼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整體性的考慮。

“十四年抗戰”概念，是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戰和后八年的全國抗戰作為一個整體的兩個部分來看待的。作為侵略方的日本，並沒有把七七事變前后對中國的侵略分開來看待，往往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這段歷史叫做“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到七七事變前的六年時間裡，雖然中日兩國政府沒有正式宣戰，但中國軍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從沒有停止過，兩國軍民事實處於一種“戰爭狀態”，隻不過這種抗戰處於一種局部而非全局，但這並不能抹殺中國軍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歷史事實。

前六年的局部抗戰是中國抗戰重要組成部分。自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略東北的第一天起，東北軍民就進行了英勇的武裝抵抗。由東北軍愛國官兵、工人、農民、學生、愛國知識分子甚至部分愛國綠林英雄組成的各種形式的抗日義勇軍紛紛拿起武器抵抗日本的侵略。僅半年時間，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總數就發展到30多萬人。在東北154個縣中，有義勇軍活動的達93個縣。據不完全統計，僅1932年抗日義勇軍就襲擊遼、吉兩省重要城鎮30次，從侵略者手中奪回了40余座縣城，控制了安東（今丹東）、岫岩、鳳城和鬆花江以南，哈長線以東，延邊和吉敦路以北等13個縣區，牽制了大量日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配合了全國救亡運動的開展。在東北軍和義勇軍相繼失敗后，中共直接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逐漸成為東北抗戰的主體。因此，九一八事變也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正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

日本侵佔東北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中國軍民的局部抗戰也沒有局限在東北。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發動侵略，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第19路軍，奮起抵抗，迫使日軍三易主將，數次增兵，死傷逾萬，使其受到九一八事變以來最沉重的打擊。在佔領東北后，日本還把侵略矛頭指向了華北及關內地區。從1933年起，日軍開始進犯山海關，先后侵佔熱河和長城及其以南地區，以至於“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駐守長城防線、察綏地區的國民黨軍以及長城內外的義勇軍，激於民族義憤，先后進行了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及綏遠抗戰等。華北危急，由北平青年學生開啟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就誕生在這一時期，抗戰時期著名的《大刀進行曲》也是為歌頌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的“大刀隊”而作。

因此，“十四年抗戰”不是否定“八年抗戰”，而是對前六年局部抗戰的肯定，是對前六年局部抗戰中中國軍民出生入死、不畏強敵、敢於斗爭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肯定，更是對犧牲在戰場上的抗日英烈的應有尊重。

再次，“十四年抗戰”概念是對抗日戰爭人民性的充分肯定。

受傳統習慣的影響，人們往往把政府宣戰作為敵我雙方交戰的開始，並以此作為“八年抗戰”的依據。但這忽略了另外一個事實，即當時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的時間不是在七七事變后，而是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的1941年12月。作為一場反侵略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與兩國兩軍間的普通戰爭有很大不同，這是一場弱國反抗強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這就決定了抗日戰爭不是一場簡單的政府和軍隊之間對決的戰爭，而是一場由人民群眾廣泛參與並發揮了巨大力量的人民戰爭，是一場促進民族覺醒民族團結的戰爭。人民群眾由戰爭的旁觀者躋身於重要的參與者，人民性是這場反侵略戰爭的獨特特性。這決定了抗日戰爭的進程不是由軍隊的一兩個大的作戰行動所決定，而是由人民群眾的動員和參與程度來決定的。因此，在界定抗日戰爭的起點問題時，就不宜單純以政府是否宣戰作為“標准”。

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局部抗戰的六年中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極力壓制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甚至調集十幾萬大軍對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進行圍剿破壞民眾抗戰，還捏造罪名逮捕了沈鈞儒、鄒韜奮等救國會領導人，造成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但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並不能阻止廣大愛國民眾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

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意願，站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列，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分別發表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對日戰爭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號召收復失地、抗日救國。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推動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城鄉蓬勃興起。九一八事變后，各種形式的抗日義勇軍，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迅速遍布於東北各地，拿起武器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與國民黨堅持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抗戰路線不敢發動人民群眾不同，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把發動群眾武裝群眾放在抗戰重要位置。正是堅持了人民戰爭的思想，充分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才能在敵后堅持抗戰並獲得巨大發展，到抗戰勝利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裡，人口近1億，從而証明了“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十四年抗戰”概念，可以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人民群眾在抗戰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理解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和人民戰爭思想的重要意義，理解抗日戰爭在促進中華民族覺醒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作者：於興衛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