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

1954年4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由中、蘇、美、英、法及其他有關國家外交部長參加的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都與中國密切相關，黨中央非常重視這次會議。

朝鮮戰爭雖然停下來了，但朝鮮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根據1953年7月27日簽訂的停戰協定的規定，在該協定生效后三個月內，應召開雙方高一級的政治會議，協商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及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事項。為此，毛澤東和周恩來於停戰后不久就提出參加會議的方針：“繼續堅持和平政策，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並進一步爭取和平解決遠東其他問題，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8月24日，周恩來外長發表聲明，提出政治會議應採取多國參加的圓桌會議形式，而不採取朝鮮停戰雙方單獨談判的形式。但是，這一建議在美國的操縱下被聯合國方面拒絕。其原因是美國政府根本不打算從朝鮮撤軍，也無意召開任何形式的政治會議。10月下旬，雖然朝、中方面的代表與美方代表在板門店就如何召開政治會議一事舉行了會談，但美方代表從一開始就採取種種手法拖延，致使會談無法取得任何進展。最后，朝鮮停戰協定所明文規定的高一級政治會議未能舉行。

當朝鮮戰爭結束時，印度支那人民正在進行英勇的抗法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於1945年9月2日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不甘心喪失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隨即對越南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進攻，並派兵入侵老撾，佔領柬埔寨。印支三國人民的抗法戰爭由此開始。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1月，胡志明來到北京，要求中國同志幫助越南進行抗法斗爭。盡管新中國當時面臨種種困難，但中國領導人仍毅然作出援越抗法的重大決策。當月18日，中國率先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並與之建交。隨后，又應越方要求，提供軍事和物資援助並派遣軍事顧問團。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越南人民軍在中方的協助下發動在抗法戰爭中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奠邊府戰役，整個戰局迅速朝著有利於越南的方向發展。

為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實現亞洲和平，蘇聯政府於1953年9月28日照會法、美、英三國政府，提議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五大國外長會議，審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措施。10月，在倫敦外長會議上，蘇聯代表又建議召開五大國會議討論遠東局勢。次年一二月間，蘇、美、法、英四國在柏林舉行外長會議。經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再次努力，西方國家終於同意就解決朝鮮和印支問題進行談判。柏林外長會議最后達成協議，建議於1954年4月26日在日內瓦召開由蘇、美、法、英、中及其他有關國家代表參加的會議。對於這一時期蘇聯所提出的建議，中國持完全贊同的態度。朝鮮停戰后，中國主張舉行多國參加的圓桌會議解決朝鮮問題，其目的就是要“促進國際間的合作”，以“創造一個以和平協商解決國際爭端的范例”。朝鮮政治會議流產之后，即將召開的日內瓦會議為進行這方面的嘗試提供了機會。

在即將參加日內瓦會議的西方大國中，法國是印度支那戰爭的直接參加國，美國和英國同印度支那局勢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這三國在如何解決印支問題上存在著諸多矛盾。當時，法國已難以承受戰爭的重負，試圖通過談判實現所謂的“光榮解決”，以便保存其在印支的一部分勢力和影響。美國從推行遏制政策的立場出發，試圖說服法、英同它一起在越南採取集體干涉行動，提出一旦失去印支便會失去整個東南亞，即發生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英國沒有卷入印支戰爭，但擔心美國擴大印支戰爭會導致同中國的新一輪對抗。此外，法、英兩國還擔心美國會乘機排擠它們在亞洲的殖民利益，取而代之，故表示隻有在談判失敗后才會考慮集體干涉的方式。這使得美國更不願會議取得成功。直到日內瓦會議前夕，美、英、法三國仍未能協調彼此的政策。事實上，美國只是由於擔心會嚴重損壞它與法、英兩國的同盟關系才被迫同意參加日內瓦會議的。

對中國來說，朝鮮停戰后，在戰略安全方面最重要的任務，是防止美國繼從北部威脅中國之后，又從南部威脅中國。接到出席日內瓦會議的邀請后，黨中央指定周恩來進行准備。周恩來分析了美、英、法之間的矛盾和它們內部的困難，認為會議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協議。這是因為，以往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談判已經証明美國意在制造僵局，估計日內瓦會議也很難在這個問題上取得進展，但通過日內瓦會議爭取印支問題的和平解決則是可能的。2月底3月初，周恩來親筆起草了《關於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准備工作的初步意見》報送中央。《初步意見》明確提出：“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並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以破壞美帝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為此，“應盡一切努力，務期達成某些可以獲得一致意見和解決辦法的協議，甚至是臨時性的或個別性的協議，以利於打開經過大國協商解決國際爭論的道路。”在朝鮮問題上，“我方應緊緊掌握和平統一、民族獨立和自由選舉的口號”。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我們要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此外，周恩來還考慮到，在會議中“可以相機提出有利於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的其他迫切的國際問題”，並預計在會議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關系也會觸及”。

3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並原則批准了周恩來提出的初步意見。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多次召開會議，討論審定周恩來為參加日內瓦會議准備的五個重要文件。4月上旬，周恩來又飛赴莫斯科，出席有蘇聯、中國、朝鮮和越南四國領導人參加的日內瓦會議預備會議，磋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政策和談判方案等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爭取在印度支那實現停戰的參會目標。4月20日，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國代表團前往出席日內瓦會議。臨行前，周恩來對代表團全體成員說，我們是登國際舞台，唱梅蘭芳大戲，要有板眼，要同蘇聯、朝鮮、越南等兄弟代表團互相配合好。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