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批判歷史虛無主義

　　新中國成立前夕，面對援蔣反共失敗的現實，美國杜魯門政府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著重於 1944—1949年時期》白皮書。隨白皮書一同發表的還有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寫給杜魯門的《附信》。白皮書及艾奇遜的信中大談“對華友誼論”“否定革命論”“西方催化論”“極權政府論”等，以撇清罪責，為其對華政策進行美化和辯護。有鑒於此，毛澤東親自撰寫了《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參見《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83—1517頁。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這五篇文章。），不僅深刻批判了白皮書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幫助廣大人民正確認識了中美關系史。

　　一、批判“對華友誼論”

　　白皮書開篇著重介紹了 1840年以來的中美關系，以模糊語句渲染美國“很早”就關注和關心中國，並借助宗教傳播、慈善救濟和文化教育等方式，團結中美兩國人民和加深中美兩國友誼。為了增強“真實性”和“說服力”，白皮書列舉了幾個實例，如利用庚子賠款培養中國學生、二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和二戰時及二戰后大量“援助”中國等，繼而編造了美國始終維持對華“友好”外交政策的所謂“三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總之，反復強調近代美國對待中國非常“友好”而不是侵略和壓榨中國，即所謂“對華友誼論”。

　　然而，這一論調的實質是美國為了改變對華形象而美化侵略。針對“對華友誼論”，毛澤東不僅深刻揭穿其真實意圖和欺騙本質，更對其所謂的“對華友誼”事件逐條批判以還原歷史真相。

　　毛澤東立足中華民族和人民大眾立場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美帝國主義盡管採取了有別於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手段和壓榨方式，但並沒有改變其侵略中國和壓榨人民的客觀現實，仍然在侵害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阻礙中國近代社會發展，仍然是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傾力打倒的對象。近代百年的中美關系無非就是美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關系，以及侵略與反侵略的關系。所謂“中美友誼”，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其在華利益和長遠目標，以干涉中國內政外交和欺騙中國廣大民眾而實施的“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傳統政策”。其實質是美帝國主義與其代理統治集團之間的交易關系，是被美化的美國侵略論。因此，毛澤東指責“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

　　針對白皮書中列舉的所謂“對華友誼”事件，如《望廈條約》、庚子賠款、治外法權和對華援助等，毛澤東一一進行了批判：《望廈條約》不是平等友好地對待中國而是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和美國人傳教等﹔庚子賠款源於美國“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培養中國留學生旨在為美國侵華提供更多服務﹔治外法權雖名義上被廢除但仍然使“強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而逍遙法外﹔對華援助不是為了推動中國發展和滿足中國人民利益而是為了“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和實現美國在華利益。針對白皮書中的“三個基本原則”，毛澤東暗諷道“隻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仍然保持著對華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他地方門戶被封鎖、行政被擊碎、國土被控制，這都說明了所謂“三個基本原則”不過是美國推行的對華殖民政策。

　　二、批判“否定革命論”

　　為否定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並強調中國社會發展對美國的依賴，白皮書首先強調中國革命主要是由人口增多所致。他們聲稱，由於“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裡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導致中國在 19世紀以來爆發了此起彼伏的大規模革命運動。無論晚清政府、國民黨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政府都著力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但“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進而認為，既然任何中國政府都無法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那麼中國人民單純依靠革命運動來推翻失職政府，或迫使新政府努力尋求解決吃飯問題的可行路徑都是無濟於事。因此，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其實是“毫無意義”的，中國隻有靠美國的面粉才有出路。

　　“否定革命論”實際目的是強調和渲染依附美國，迫使中國重新成為美國殖民地。對此，毛澤東的批判直指問題要害：中國爆發革命不是因人口增多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殘暴統治所致，並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正是以革命方式推翻三座大山，依靠人民大力發展生產，才解決了吃飯問題。

　　毛澤東指出，近代中國的革命與其他國家的革命都是由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殘暴壓迫所致。無論美國的反英革命，還是中國的辛亥革命皆是如此。因此，近代中國爆發革命的根由並非“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而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近代歷次革命沒能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根源在於“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所以中國革命不是毫無意義而是非常重要，隻有以革命方式徹底推翻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才能真正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毛澤東還批判了白皮書中“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的錯誤說法，自信地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不靠美國救濟，也能自行解決人民吃飯問題。

　　那麼，如何解決吃飯問題呢？毛澤東旗幟鮮明地給出了解決方案——“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隻有重視和依靠革命才能實現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才能更好地發展生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正是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暴統治，建立了屬於人民自己的政權，進而集中力量大力發展生產，最終解決了吃飯問題。毛澤東反問：“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的那種‘吃飯問題’存在嗎？”他用鐵一樣的事實說明，那些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的一切悲觀論調，都是完全錯誤的。

　　三、批判“西方催化論”

　　為了強調“西方的影響”對中國發展的“重要作用”，白皮書高談“西方催化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始終“馴服和融化侵入者”，“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和“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以高傲姿態忽略或歧視其他國家文明，即使 19世紀中葉以后，當西方大國借助工業革命蓬勃發展之時，中國仍然保持夜郎自大姿態和閉關鎖國政策，而中國民眾得以覺悟並爆發革命，正是因為西方大國打破了中國的孤立狀態，“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及先進文化。因此它得出結論：中國近代發展主要由西方大國帶來的先進文化、先進技術和進取性所推動。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西方催化論”將西方的侵略、剝削美化為推動中國發展的本質。“他（指艾奇遜）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造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積貧積弱的悲慘景象的，不僅是採取閉關鎖國的晚清政府，更是採取殘暴方式入侵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促進中國社會發展而是變中國為殖民地，實質是“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因此，“西方的影響”即西方大國傳入的先進技術和高度文化，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中國發展所需，而是為帝國主義侵略和霸佔中國提供服務。毛澤東還深刻指出，“西方的影響”不僅催生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大量洋奴，還鍛造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正是這些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階級推動了近代中國的變革和發展。因此，毛澤東強調，“不是什麼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的反抗”。

　　毛澤東還指明，真正啟發中國民眾和推動中國發展的是發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強調，五四運動以前，面對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和無情壓榨，中國人民不斷尋求救亡圖存的真理和方法，但是中國封建主義、舊三民主義、西方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論等思想，“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幸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因此，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比“被艾奇遜們傲視為‘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不知要高出幾多倍”。

　　四、批判“極權政府論”為了詆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當時在解

　　放區建立的人民政權形象，白皮書炮制了“極權政府論”。一方面，借助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抹黑為獨裁殘暴、滅絕人性、毫無自由的極權政府，批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沒給國民黨在解放區自由活動的權力，不僅封閉和禁止其新聞出版、言論集會、公開活動等自由權利，更集中軍事力量予以打擊。另一方面，將蘇聯政府定性為“赤色帝國主義”的“極權政府”，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污蔑為受蘇聯控制的“極權政府”或“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可見，所謂“極權政府論”實質是為了打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權威進而重塑美國對華“友好”形象。

　　毛澤東採取了先破后立的方式來批判。破，即有理有據地闡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的實質和中蘇之間的真實關系，正面回擊了“極權政府論”的刻意曲解。一方面，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全面正確地闡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的科學內涵。他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帝國主義、國內反動派實行專政的政府。其本質是為人民服務、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和維護人民大眾根本利益，堅決打擊危害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動勢力。白皮書顛倒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的本質，是為美國侵華失敗尋求借口，同時為恢復美國在華利益而“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另一方面，毛澤東指出，中蘇關系的實質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友好交往，主要表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向蘇聯學習馬列主義的“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理論”，在蘇聯友好幫助下，推翻三座大山的殘暴統治並建立人民政權。同時鑒於帝國主義對新生人民政權的敵視和破壞，中國人民政府選擇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因而，中蘇關系不是中國受制於蘇聯而是友好交往。美國捏造的“受蘇控制論”，是以挑撥中蘇關系和激化中國內部矛盾來實現自己稱霸世界的險惡目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白皮書“裝作坦白，是為了作戰的目的”。立，即指明帝國主義才是真正的極權政府。

　　毛澤東立足人民立場指出，白皮書中所指的右派極權政府，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而是“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雖然表面宣傳全民民主，但是真正享受民主的隻有資產階級，而普通民眾不僅不能享受同等民主權利，還遭受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和剝削，甚至當國內階級斗爭緊張時，“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赤裸裸地鎮壓人民大眾。資產階級統治實質是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因此，毛澤東強調，不管是美、英、法等所謂民主政府，還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政府，都是對人民大眾實行專政和危害人民利益的極權政府。

　　毛澤東對白皮書中錯誤論斷的全面批判，展現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的真實圖景，澄清了近代百年來中美之間關系的實質，不僅幫助當時的中國人民認清了美國侵略中國的歷史與援蔣反共的政策，也警醒了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抱有幻想的人，促進了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的團結斗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贏得了群眾基礎。

　　縱觀毛澤東的批判過程，有三條原則貫穿始終。第一，以唯物史觀批駁唯心史觀。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唯心史觀是白皮書中歷史虛無主義論調的思想根源，隻有唯物史觀才能將其批判駁倒。他運用階級矛盾論，揭示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進而嚴格區分了代表腐朽落后的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與代表歷史發展潮流的人民大眾對待中國近代史及中美關系的不同態度，指明隻有代表歷史發展方向的人民大眾的認知才符合歷史真相和發展規律。基於此，毛澤東全面批判了白皮書對中國近代史及中美關系的捏造和歪曲，還原了中國近代史及中美關系的事實真相及本質。第二，以集體主義批駁個人主義。毛澤東指出白皮書中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代表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的狹隘利益，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或小團體主義色彩，不僅不能代表更是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因此，毛澤東將白皮書中的種種歷史虛無主義論調置於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訴求及歷史發展過程的情境中加以審視，徹底拆穿和批判了其經過美化的“友誼”和為維護狹隘利益而損害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實質。第三，思想批判與中心工作相結合。當時黨的中心工作是廣泛團結人民群眾以爭取革命最終勝利並建立新中國，因此，毛澤東在批判白皮書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時，不僅注重揭示和批判其本質意圖，也積極消除其可能引起的思想混亂，以提高人民大眾的政治認知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奪取中國革命最終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原則與方法對於當前批駁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仍具重要意義。

　　〔作者蔣明偉，百色學院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廣西百色 53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