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追隨馮玉祥將軍之初

20世紀20年代所攝馮玉祥半身戎裝照，胸前所繡胸牌有“我們是為取消不平等條約誓死拼命”字樣。

1922年4月，馮玉祥參加第一次直奉戰爭后，被任命為河南督軍。5月下旬，馮將軍向全河南省頒布《督豫施政大綱》﹔6月30日，馮玉祥在河南開封(當時的河南省省會)向各界代表發表施政演說，除重申施政大綱外，還特別強調革除陋習、厲行節約，剿滅土匪及不許官吏軍人及其他公務人員殘害百姓等等﹔8月，馮將軍查沒前督軍趙倜之家產，用於河南教育事業，籌建了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前身)等教育機構。

馮將軍就任河南督軍后的一系列舉措，深得河南百姓的肯定和歡迎，其威望也大大提高。就在此時，馮將軍在河南等地招募了三個混成旅的軍隊。由於我對馮玉祥的“模范軍”早有向往，於是，在安排了母親的喪事后，便加入了第二十一混成旅工兵營三連當新兵。

第—次見到馮玉祥將軍

1922年8月底的一天，陸軍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在二十一混成旅旅長張之江的陪同下，親自點名驗收新兵。馮將軍的點名主要有兩個功能：第一，防止虛報人數﹔第二，發現可塑之才。這次點名，是我第一次見到馮玉祥將軍。當喊到我的名字時，馮將軍大聲點問：“尹心田?”我正步出隊列，答：“有!”馮將軍又問：“你家在哪裡?”我答：“河南南陽。”“你上過什麼學?”我答：“中學。”馮將軍又問：“你為什麼不在家上學，要來投軍?”我高聲回答：“我早已向往馮將軍的模范軍，願意畢生報效民眾，報效國家!”馮將軍對我的回答看來很滿意，微笑著特別地注視了我一會兒，並當著我的面，在花名冊上我的名字上方用鋼筆畫了一個勾。

點名過后，馮將軍又對在場的所有人做了一次我認為相當重要的講話。記得他說：“你們沒有穿這身軍裝前，在家都是老百姓，都是‘種糧的’﹔現在，你們當兵了，成了‘吃糧的’人了，老百姓就是咱們的衣食父母，咱們就是保護國家，保護老百姓的人，誰要是欺負老百姓，就是大逆不道。以后，你們要是有誰以為自己穿上了這身‘老虎皮’，就出去禍害老百姓，隻要叫我知道了，決不輕饒!”

停了片刻，他問大家：“知不知道你們駐防的地方有什麼特別之處嗎?”當時，沒有人能回答。

沉默了片刻，馮玉樣將軍接著說：“你們住的地方可不簡單啊!這裡在大宋朝年間，是京城汴梁的一個重要街區，是外國使節、家屬以及來中國的各國僑民住的地方，就像今天北京的東交民巷、西交民巷，可是金貴地方呢！現在，這裡的許多老百姓，他們的祖先多半都是當年的外國人和我國現在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的后代，我們現在是民國啦，提倡五族共和，我們一定要注意尊重其他民族的風俗和生活習慣，注意團結他們。”

和“馮夫人”一起進入學兵團

那次點名后沒幾天，我的連長董文富突然將我和同我一批參加陸軍十一師的另外兩名新兵(黃德全和郝鵬舉)，叫到連部，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心中也有些忐忑。哪知，董連長開口就說：“恭喜你們啦!師長來點名時，在我們連裡就看中了你們三個人，決定調你們進學兵團。”

當時，馮將軍親兼學兵團團長。我和黃德全、郝鵬舉三人第二天就來到駐防於開封演武廳的學兵團報到。我和郝鵬舉分到了炮兵連，排長是董振堂，連長是辛海岑，營長是張自忠，黃德全分到了步兵連。記得馮玉祥將軍與李德全女士結婚后，黃德全就被大家戲稱為“馮夫人”，后來，連馮將軍也知道了。黃德全當時感到十分尷尬，堅決要求改名為黃樵鬆。

學兵團的生活是相當緊張的，但也是十分充實的，我們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晚上九點吹熄燈號。從早到晚，幾乎連上廁所也要“抓緊時間”。軍事訓練的嚴格程度，幾乎超過了當時所有的部隊。

當時，包括馮將軍在內的許多陸軍十一師的高級軍官(如李鳴鐘、張之江、門致中、鹿鐘麟、宋哲元等)也經常親臨學兵團授課。

當年，馮將軍的軍事訓練，假設敵首先就是日本兵。因為中日兩國軍隊的武器裝備質量相差甚遠，所以，根據馮將軍的軍事教育思想，學兵團十分重視對每個學兵的體能、基本軍事技能等訓練與培養，無論是步兵、騎兵、炮兵、工程兵或其他兵種，單雙杠、跳馬、倒立等體育鍛煉項目必須達標﹔對大刀、匕首等冷兵器的使用，必須熟練掌握，還有專門老師教大洪拳、小洪拳等“國術”。在學兵中間，經常舉行各種技能的單項或多項比賽，優勝者登榜獲獎，造成人人爭先、緊張活潑的局面。

馬弁成為傳令員

1923年春天，學兵團隨已升任“陸軍檢閱使”的馮玉祥將軍開拔到北京，駐防南苑。有一天，馮將軍指令張自忠營長，要他在學兵團各連中挑選幾名學員到自己身邊工作(主要是擔任機要秘書、貼身警衛等職務)。我有幸被張自忠營長舉薦，來到了馮將軍的身邊，從此，跟隨馮玉祥將軍轉戰天南地北、大河上下、國內國外達25年之久。

當時，凡在長官身邊做機要、護衛、雜役等工作的人，統稱“馬弁”。那時，在軍隊中對這類人有個順口溜：“護兵、護兵、小馬弁，整天圍著長官轉，一日三餐吃剩飯，三天打來五天換。”人格低下，被人看不起，我非常厭惡別人喊我“馬弁”。有一天，當著許多人的面，又有一個人大呼我“尹馬弁”，我氣憤之余，便聯絡了張金瑞、祁光遠等人一起去找馮將軍，我說：“報告先生(當時馮玉祥明令交代身邊的人，要一律稱他為先生，不許叫官職)，我們是一支為國為民的軍隊，現在早就是民國了，還叫‘馬弁’這個前清時舊軍隊留下來的老稱呼，實在太不應該，我們也感到抬不起頭。”馮將軍笑著問我們：“那你們說叫什麼好?”我說：“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上情下達，傳達長官的命令，我們幾個已經商量了，可不可以叫‘傳令員’?”馮將軍聽了以后很高興，笑著連連說：“好，好！以后不准再叫‘馬弁’了，就叫‘傳令員’好了。”

從此以后，“傳令員”這一稱謂，在馮將軍領導的西北軍中，一直沿用了20多年。

馮將軍派我第一次單獨執行任務

記得剛到馮將軍身邊時，北京的天氣已轉入初夏。我們剛換完夏裝不久，在馮將軍居住的南苑軍營仁字齋房前，馮將軍把我叫到面前，開玩笑地說：“派你個任務，到城裡北京大學替我接位客人來。”副官長石敬亭將軍接著給我交代了去北大接一位教授，名叫余天休。

我按照石長官的交代，乘車前往住在北京城裡東黃城根的余天休教授家。在我的想象裡，當時的大學教授，大多是戴著眼鏡、穿著長衫的老人，哪知，迎接我的卻是一位個頭不高、穿著西裝、濃眉大眼、目光炯炯的“小伙子”，我懷疑地問他：“您就是余天休教授嗎?”對方哈哈大笑說：“天下就我一個余天休，有假包換!”在回南苑的路上，余教授一開口就讓我又吃了一驚：“你大概是河南人吧?”我很詫異地反問：“您怎麼知道的?”余教授說：“你的河南口音告訴我的。”

后來我才知道，余天休教授是北京大學教授，還不到30歲。他是我國近代最早倡導開發大西北的人，在1922年，他就在北京創辦了“中國殖邊協會”並親任會長。他身體力行，大力倡導和推進“殖邊運動”，為開發我國大西北做廣泛宣傳，馮將軍請他到南苑來，就是要他給自己和手下的官佐上“殖邊”課的。

當年，有許多文人學者應邀來給馮將軍講各種內容的課，馮將軍總是鼓勵我們這些身邊的人，隨他一起上課。我至今仍然慶幸，當年能有這麼好的機遇，陪馮將軍一起學習。

余教授的課，是我最喜歡聽的課之一。特別是余教授當時就明確指出中國邊疆地區地大物博，但人口稀少，而我國大多數人口，卻集中在東南沿海一帶，這是很不平衡的結構，應該大力提倡“開發邊疆”。馮將軍非常贊同余天休教授的觀點，這大概也是他后來同意擔任“西北邊防督辦”一職的思想基礎之一吧。

尹心田（1903-1998），河南南陽縣人，1921年投入馮玉祥的“模范軍”，此后長期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工作，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多有接觸和往來，是西北軍的歷史見証人之一。他1926年隨馮玉祥將軍訪問蘇聯，入蘇聯基輔軍事學院留學四年﹔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秘密地下黨員。曾任馮玉祥部隊裝甲列車司令、汾陽軍校教育長。1935年，任馮玉祥辦公廳上校交際處處長﹔1941年任第33集團軍少將高級參謀﹔淮海戰役前夕，協助張克俠、何基灃策動59軍、77軍前線起義，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原載：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