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歷史考察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毛澤東說：“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鄧小平也說：“每個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隻有採取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分析和總結，才有好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認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要消除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必須正其本、清其源，從歷史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

一、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認識

歷史虛無主義之“根”在虛無主義，是虛無主義在歷史觀上的集中反映﹔其“源”可追溯至五四時期，是中西沖突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另類表現。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界對思想傳統和歷史文化主要有三種態度：一是“國粹派”，強調固守中國文化之本位，抵制西方文化的輸入，力圖從“國學”中尋找變革中國的根據﹔二是“調和派”，主張取西方文化之長，以補中國文化之短，實現中體西用式的折衷調和﹔三是“西化派”，要求不設任何限制，全盤輸入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借以促進中國的進步與發展。

在新文化運動中，第三派的表現最為突出。它促進了中國文化“吐故納新”，但同時也給中國新文化建設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一派中的激進者對傳統文化採“一概否定”之態度，實際上開啟了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中“全盤西化”論的先河。這種態度及思潮在認識論上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証法相對立，因而在“文化”“傳統”“歷史”等問題上，就表現出與馬克思主義完全不同的認知取向。

第一，關於中國文化“西方化”的觀點。以1915年《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的創刊為標志，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的新文化運動。“西方化”即為這場運動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在該雜志創刊號上，汪淑潛就明確指出：“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違，絕無調和折衷之余地”﹔“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針對這種將“東西”根本對立的觀點，李大釗指出：“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

第二，關於中國傳統“現代化”的觀點。“西化派”不僅認為“東西”根本對立，而且強調“古今”水火不容。毛子水說：“我們是我們——是現在時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因而主張將傳統送進博物院，不允許其在新時代裡延續。如同顧頡剛后來回憶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了封建博物院，剝除它的尊嚴，然后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裡延續下去。”針對這種視“古今”水火不容的觀點，李大釗指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必要的，缺一不可。”

第三，關於中國歷史“虛無化”的觀點。“剿滅”文化，“棄絕”傳統，必然走向對歷史的“虛無”。比如，毛子水就斷言：中華民族“從前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業，對於世界的文明，沒有重大的貢獻﹔所以我們的歷史亦就不見得有什麼重要”。如此極端言論，讓支持“西化派”的顧頡剛也大為驚訝：“看著現在人對於歷史的觀念，真使人害怕”，“這種的民眾心理，真要使得中國成為沒有歷史的國家”。針對這種將歷史“虛無化”的觀點，李大釗指出：“過去一段的歷史，恰如‘時’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來的一座高樓，裡邊一層一層的陳列著我們人類累代相傳下來的家珍國寶”，歷史“乃是亙過去、現在、未來、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

與李大釗不同，陳獨秀的批評則更為直接。這或許是因為他發起新文化運動，創辦《新青年》以宣傳“西化派”觀點這一特殊經歷使然。在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對虛無主義之危害有更深感受。陳獨秀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實際生活卻不能否定，所以他們眼裡的一切墮落行為都不算什麼，因為一切都是虛無。我敢說虛無思想，是中國多年的病根，是現時思想界的危機。”陳獨秀甚至認為：“我們中國學術文化不發達，就壞在老子以來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現在我們萬萬不可再提議這些來遺害青年了。因為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非把社會回轉到原人時代不可實現。我們現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個比較最適於救濟現社會弊病的主義來努力改造社會﹔虛無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都是叫我們空想、頹唐、紊亂、墮落、反古。”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上述認識和判斷，有效地糾正了虛無主義“割裂”歷史、“虛無”歷史之傾向，從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開辟了道路。但它不能一勞永逸地根除歷史虛無主義之危害和影響。因為要將虛無主義從歷史的“避難所”中完全驅除，還必須牢固樹立歷史主義的鮮明觀點。對此，瞿秋白1924年在《現代社會學》一書中也有過專門探討。他指出：“社會科學中之歷史主義”，“亦可以稱為‘歷史觀’，因為一切現象不當做永久的看，而只是歷史的過渡的形式，有生有滅的”﹔因此要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社會，“這亦是互辯法的原理之一”。但瞿秋白的論述也僅停留在歷史觀和認識論上，在當時還未轉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自覺行動。

二、延安時期中共以“歷史主義”清算“歷史虛無主義”

延安時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時期。早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向全黨發出了貫徹歷史主義的號召。他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毛澤東還用“古今中外法”概括歷史主義的基本內涵。他說：“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

在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毛澤東的號召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在當時，“為著適應抗戰的需要，或者為著准備投降的宣傳以及作為侵略中國的根據。無論抗戰營壘中那一學派或日寇御用學者以及漢奸、投降妥協分子，都注視到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規律或歷史上可資借鑒的史跡”。這使得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它迫切要求黨的理論工作者舉起“歷史主義”旗幟，對歷史虛無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思想批判。

第一，清算“全盤西化”論。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但“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對於中國文化傳統，同樣也“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鑒於此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傾向和認識偏差，毛澤東提出一切“以中國做中心”的明確要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在自己土壤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正是通過這種史學實踐，何干之提出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侯外廬提出建立“特殊的民主制度”，胡繩提出採用“社會主義的不同方法”。這既有力批判了“全盤西化”論的錯誤觀點，也極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二，批駁“中華文明外來”說。關於中華文明的由來，西歐和日本的學者提出不少假說，“東來”“西來”“南來”“北來”各種說法都有。它們雖然觀點各異，但中心議題隻有一個，即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來自他處”。在抗日戰爭中，日本為實現其侵略、奴役中國之野心，更是大肆鼓吹這一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在過去和現在都竭力搜集証據”，而“國內一部分醉心歐化的學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這種論調”，“在抗戰的過程裡，部分的准備投降妥協的頑固分子”，也“利用這樣的論調一筆抹殺那悠久的中華民族的史跡”﹔因此，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有必要“重新提出這樣的問題，加以說明”，以“加強民族自信心”。

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撰寫大批論著對上述觀點予以駁斥。其代表性成果有呂振羽的《中華民族人種的由來》、尹達的《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吳澤的《中國原始社會史》《中國人種文化起源論》等。這些論著堅持歷史主義原則，以翔實資料論証中華民族及文化的本源，指出“中國這塊廣大的地帶就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搖籃，中國的文化就在這塊土地上繁榮滋長起來，這是我們對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問題的結語”。

第三，批駁“侵略有利健康”論。為發動侵華戰爭找借口，日本還大肆宣傳它的侵略，是給中國“補血”“增元氣”，“猶如行荷爾蒙之注射”。持這一派言論的代表是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澤修二。在《東方哲學史》和《中國社會構成》兩書中，秋澤認定中國社會具有“亞細亞的停滯性”，鼓吹“皇軍的武力”是打破中國社會“停滯性”的根本途徑。其核心觀點是“侵略有利健康”論。在抗戰期間，這一歷史虛無主義論調很快受到國內投降派和部分反動文人的追捧和響應。

對此，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紛紛撰文予以批判。其代表性成果有呂振羽的《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亞細亞生產方法”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創造民族新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鄧拓的《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再論中國封建制的“停滯”問題》、吳澤的《中國歷史是停滯倒退的麼》、華崗的《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基因》等。他們一致認為，秋澤“雖然還穿了一件歷史唯物論的外衣，但已經走到玩弄現象與虛構圖表的歧途”﹔“這種歷史唯心論的謬說，並不能說明‘中國社會的性格’，隻能說明法西斯理論的反動特性，也是一種笨拙的反動宣傳”。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還通過上述思想批判，揭示中國歷史發展的真實規律，闡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觀點。這集中體現在毛澤東和延安幾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合作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文章堅持歷史主義的原則和方法，分析中國自周秦以來封建社會的矛盾和特點，揭示近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總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主要矛盾，闡明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這既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確立了重要的指導思想，也為中國共產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提供了新的理論武器。

三、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主義”論爭及中共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理論界曾發生過兩次關於“歷史主義”的激烈論爭。中國共產黨本可借此宣傳歷史主義的立場、原則和方法，抵制和克服新形勢下歷史研究中各種非歷史主義的傾向。但由於受客觀環境的影響，這兩次論爭均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第一次論爭發生在新中國初期，由艾思奇、黎澎等人發起，主要針對歷史研究中的非歷史主義傾向問題。范文瀾、翦伯贊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參與其中，並就各自史學著作中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比如在《關於〈中國通史簡編〉》一文中，范文瀾自我檢討說：“這本書裡，有些地方的敘述就有這種非歷史主義的缺點”﹔而對封建統治階級、封建制度一律加以否定，也存在“片面反封建”的傾向。翦伯贊也指出：“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當時的反動派。其實這樣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

為推進問題論爭的深入開展，《學習》雜志1951年還以編輯部名義發表了《關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反對非歷史主義觀點》一文。這得到眾多史學工作者的支持和響應，他們發表了許多批判非歷史主義的論文。只是在當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下，一些學者急於獲得新政權的政治認同，選擇標語口號式的“急就章”，從而暴露出對歷史的“過度解讀”之弊。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並終於引發一場關於“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新論爭。

這場新論爭由翦伯贊、郭沫若等人發起，主要針對歷史研究中“片面性、抽象性、簡單化、絕對化、現代化”等問題，認為階級觀點不能替代歷史主義，“隻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對歷史事實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論斷”。對此，林甘泉等人表示反對，認為“階級觀點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著深刻的歷史主義要求”，“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階級觀點和歷史主義是完全一致的，統一的”。於是一場關於“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大討論由此展開。從1963年下半年到1965年初，一年多時間全國十多家報刊直接就這個問題發表的文章達30多篇。

翦伯贊等人意在表明，單純的階級觀點會導致歷史認識的片面性，歷史主義有其單獨存在的價值。而林甘泉等人則認為，歷史主義可包含在階級觀點中，沒有獨立存在之必要。這作為一個學術問題討論本無可厚非，但隨著政治形勢的惡化，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認識前提下，主張歷史主義有獨立存在價值的觀點，便被認為是懷疑以至反對階級觀點了。這也成為后來“文革史學”攻擊的目標。

1965年戚本禹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認定翦伯贊等人的觀點，“不過是他們用來掩飾自己歷史研究中資產階級階級性的一種幌子”，號召“舉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勇敢地去佔領和鞏固歷史研究領域裡的一切陣地”。這實際上揭開了“文革史學”的序幕。它將歷史主義從史學研究中驅逐，使得歷史學不幸成為“文革”政治陰謀家的宣傳工具。

“文革史學”的許多觀點和主張，如“影射史學”、“階級觀點”絕對化、“以論帶史”等，雖不可一概統稱之為歷史虛無主義，但它的確為這股錯誤思潮的發展和泛濫埋下了隱患，致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嚴重摧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也在撥亂反正中不斷對唯物史觀基本理論問題進行正本清源的探討。這是從理論到實踐的一次深刻的“破”與“立”的過程。它的重要收獲在於清算了“文革史學”的研究范式，使歷史學重新回歸歷史主義的正確軌道。但是必須認識到，要消除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絕非“一日之功”。改革開放以來，歷史虛無主義掀起三次大的波瀾。

第一次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初，重點是通過“非毛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學者的主觀臆測，他們認定中國將走向“非毛化”或正在進行“非毛化”。這一觀點很快被借題發揮，變成極力攻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人甚至公開表示，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態度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對毛澤東也應當“採取同樣做法”，“如果我們不處理毛澤東主義的問題，我們將不能越過前面這堵牆，並且向前進”。其實質是妄圖通過否定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領導時期黨的歷史，抹去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根據。

對此，黨中央堅決予以回擊。1979年11月黨中央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哪些內容”。決議起草小組還接受陳雲意見：“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這個決議，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並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步框架。這既統一了全黨的思想認識，也有效抵制了否定黨的理論、丑化黨史人物的錯誤觀點。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重點是借“理性思考”名義，重提“全盤西化”論和“侵略有功”論，鼓吹“告別革命”論。這一輪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興起以1988年電視片《河殤》播出為起點，它認定中國黃土地“已經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國家出路在於融入西方的“藍色文明”，無條件地接受“全盤西化”，主張從“現代化”的高度來思考殖民化問題，認為西方大炮也“一身兼二任”，正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

除此之外，它還鼓吹“告別革命”論，認為中國人患有“革命崇拜症”，以致近代史“變成了一部不斷殺人、輪回地殺人的歷史”，中國“現在的主要問題是‘革命的后遺症’”。

上述觀點在東歐劇變的大背景下被廣泛傳播，給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造成極惡劣影響。對此，鄧小平告誡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你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針對“侵略有功”和“告別革命”論，江澤民明確指出：“一部中國近代、現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斗爭史、創業史。我們要正確認識自己的歷史文化。”這既批駁了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論調，也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觀點，使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得以順利推進。

第三次發生在新世紀以來，其重點是借“學術創新”名義，重提“中國文明外來”說，鼓吹“歷史人物重評”說和“黨史詬病”論。這一輪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重提早已破產的“中國文明外來”說，認為“人類隻有一個‘文明子宮’”，中國文明實質上是古代中東“閃米特文化的遺澤”。它還大作“翻案”文章，認為以前歷史評價“大多是傳統的極左思潮的產物”，要“解構”這種敘事方式，於是在“價值中立”下宣傳“好人不好”“壞人不壞”的觀點。鼓吹“黨史詬病”論，用所謂案例分析法，或通過個案否定整體，或通過某種現象曲解附會所謂的“權力斗爭”說，從而“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成是一部充滿陰暗面的歷史”。

歷史虛無主義的上述論調，不僅顛覆中華民族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所依賴的歷史觀，也在解構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對此必須加以嚴肅批判。正如胡錦濤指出：“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深深影響了古代中國，也深深影響著當代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堅決抵制、反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這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宣言書。

四、中國共產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經驗及啟示

歷史虛無主義總是以“虛無”的態度審視一切，懷疑歷史的“本質”“規律”“價值”和“意義”，甚至懷疑自身的存在。對此，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態度也一以貫之，即以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在此過程中，黨雖有過挫折和教訓，但也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分析和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對於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開展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堅持“實事求是”，以“史實”取信於人。馬克思說：“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相反地，如果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把握歷史的主題和主線，揭示不出歷史的主流和本質，就無法取信於人。這一方面要求我們堅持歷史主義的原則和方法，把60多年的新中國史、90多年的中共黨史與17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史銜接起來，深刻揭示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選擇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們正確對待黨史國史上的失誤和曲折。如果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不能客觀地認識歷史挫折，實際上就把一個又一個閱讀歷史、解釋歷史的機會拱手相讓，給歷史虛無主義者以話柄和空間。因此，既要實事求是地寫出黨史國史上失誤和曲折的本然，又要實事求是地道出這些失誤和曲折的所以然。對歷史上的成就和經驗能做到“寫足”“寫夠”，對歷史中的錯誤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寫真”“寫實”。比如，1949年前黨史上的三次“左”傾錯誤，1949年后國史中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等，均要以嚴肅的態度書寫，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因為隻有這種處理歷史問題的方式，才能讓人覺得歷史真實可信，才能更有效地抵制歷史虛無主義。

第二，講好“中國故事”，以“史識”凝聚人心。堅持歷史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還必須將書寫“中國歷史”與敘說“中國故事”結合起來，以“史識”凝聚人心、聚集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一定要“講好中國故事”，“講清楚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如果不關注歷史細節，不重視歷史敘述的通俗化，隻停留在背景、事件、結論這種三段論的模式上，結果隻能使歷史變得蒼白無力，使歷史作品不忍卒讀。這也給虛無主義者“編造”“戲說”和“碎片化”歷史提供了機會。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馬克思學習。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曾發明一種講故事的方法，即把歷史事件千頭萬緒細致入微地描述出來，並用現象的寓言性的東西來把握歷史。這種敘事方式讓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發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嘆這一部“天才的著作”：“這幅圖畫描繪得如此精妙，以致后來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証據，証明這幅圖畫是多麼忠實地反映了現實。”

第三，做足“歷史功課”，以“史學”教育人民。毛澤東說：“歷史上不管中國外國，凡是不應該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這麼做了的，結果統統毀滅了他們自己”，“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隻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鄧小平也指出：“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青年人不了解這些歷史，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慣於以經濟效益和實用價值評判一門學科的價值和地位，以至於出現取消或弱化歷史教育的錯誤傾向。而歷史虛無主義者則借此混淆視聽、誤導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少年，使歷史學成為其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工具。有鑒於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

第四，批判“虛無主義”，以“史觀”正本清源。歷史虛無主義，其實質是歷史唯心主義。它根本否認歷史的客觀性和規律性，認為個人在歷史“必然”的潮流中無可選擇，也無可作為。這樣一來，歷史就隻能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裡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隻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對此，馬克思曾嚴厲批評說：“隻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

正是從人的實踐出發，馬克思揭示出人類社會“現實的聯系”，創立了唯物史觀，並形成其歷史主義的基本觀點：即用辯証、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將歷史人物與事件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加以分析評判﹔尊重歷史的內在聯系，並通過這種內在聯系發現其客觀規律﹔尊重歷史的連貫性和繼承性，對歷史遺產採取揚棄的態度。這是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最有力的武器。隻有運用好這個武器，並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才能從根本上清除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的消極影響。2016年11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明確指出：“對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改革開放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領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對一切違背、歪曲、否定黨的基本路線的言行，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這應當成為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和黨的理論宣傳工作的一項指導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