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這一論述科學地指明了兩個發展時期內在的辯証統一關系。黨的十八大報告正確評價了毛澤東領導的包括民主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別強調，“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挫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物質基礎”，具體指明了兩個歷史時期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這對於我們科學認識和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的歷史，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命運﹔在革命過程中（局部地區執政）和革命勝利后，建立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維護民族獨立和快速發展經濟文化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制度。具體地說，確立了以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奠立了人民共和國的國體﹔以同這一國體相適應的、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政權組織形式﹔根據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特點和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根據中國國情和各族人民共同意願，實行單一制國家內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些體現人民民主的制度，為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奠定了牢固根基，保証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它是新中國歷史發展中兩個不同時期相聯結的根本紐帶，充分體現了它們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系。

新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包括國體、政體和人民的民主權利，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選擇和要求，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長期奮斗的制度性結晶。它們適合中國國情、具有顯著的優越性。

首先，是維護和發展中國革命成果的制度性保証。近代中國，備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因而， 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富強即現代化，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兩大要求。但在民族災難深重、國家不獨立、人民受壓迫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反復指明：“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頁）“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革命是干什麼呢？就是要沖破這個壓力，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應該求得國家的獨立，其次是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中國是不能統一和不能富強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頁）這是近代中國歷史証明了的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正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獲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就是中國革命勝利成果的重要體現。這一成果，不但使我們能夠有力地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避免近代中國歷史悲劇的重演﹔而且也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開辟了廣闊前景。

其次，是實現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証。我國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它以國體的形式確認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賴以鞏固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說，人民民主越發展，人民政權才越鞏固。歷史上所存在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政權，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但他們都不敢面對這種階級統治的實質，而用種種謊言加以粉飾。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用“君權神授”“受命於天”這一套封建迷信的說法，來掩蓋其皇權專制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用所謂“民主”“自由”一套說教宣揚其“全民的性質”“普世的價值”，來掩蓋其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人類社會自從私有制和國家出現以來，就希望改變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剝削、壓迫的不合理狀況，為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斗爭。而隻有獲得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指導的無產階級運動，才真正實現了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保証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絕大多數人獲得做人的權利、真正的民主權利，這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果，也使人類對未來合理社會的憧憬和追求有了現實的實現途徑。事實表明，我國人民民主的政權基礎是十分廣泛的，廣大人民享有法定的民主權利。所以，社會主義民主越發展、越完善，我國政權的基礎就會越鞏固。

我國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同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制度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了人民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它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既保証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又使各個國家機關合理分工，各盡其責，是一種富有效率的政治制度。同時由於它不存在內部互相牽制的力量，因而能夠通過自身的調整使這一制度得到不斷的完善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定范圍內存在的西化思潮的實質，就是力圖把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照搬美國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來所謂憲政民主的主張，其實際內容就是要把我國憲法修改成為美國那樣的憲法，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制度。這種用來調節資產階級內部權力濫用的三權分立原則，不但不能改變其民主的資產階級性質，反而造成其國家權力互相牽制和抵消。這正如鄧小平所說：“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95頁）這顯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堅持體現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原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再次，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重要依據和保証。近代中國歷史反復証明，在帝國主義列強控制了國家主權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失去了通過資本主義道路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歷史機緣﹔因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結果，是通過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來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復興。1956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標志著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這是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其深遠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是人民共和國不可動搖的基礎。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改變過去不切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單一的公有制形式，而不是改變公有制本身。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一再強調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這兩個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我們要從政治高度認識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因為是不是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是關系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問題。由此，不難看出今天層出不窮的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都集中攻擊、非難並企圖改變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目的所在。這是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

二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雖然經歷過挫折和失誤，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為新時期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提供了堅實的、多方面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這裡需要指出，評價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政策的效果，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標准，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不是推動了社會進步，是不是為人民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更加優越的條件。從這樣的標准來看，隻要跟舊中國比較一下，就可以鮮活地感受到，我們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取得的是歷史性的偉大成就，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這裡應當看到，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不能不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其一，“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太少了”。1949年，我國鋼產量僅有15.8萬噸。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難怪當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遠在美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嘆：我們不能不服氣，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不能不服氣呀！這就是舊中國的現實，新中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受到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經濟、軍事上的嚴密封鎖。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科技禁運的項目比對蘇聯、東歐國家還多出500多項。中國不僅不可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裡得到什麼援助，而且連通常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其三，我們還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頁）正因為這樣，在這個學習過程中犯一些錯誤，出現過曲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隻有深刻理解新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巨大困難，才會真切體會到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貴。

所以說，雖然在這期間發生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失誤，但在經濟建設、社會進步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和抹殺的。從1953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速度不但是舊中國無法比擬的，而且與當時世界其他各國相比也是快速的。

一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66年，建成並投產的限額以上大中型項目1198項，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興建了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我國的電子工業、石油化學工業、原子能工業等，大多是在這個時期打下基礎的，填補了我國工業的許多空白。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內地和邊疆地區都建起了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和現代交通運輸業，基本上改變了舊中國工業畸形發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的10年，使黨和國家經歷了重大挫折，經濟建設也受到嚴重損失。但應該看到，在這一歷史時期，由於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特別是在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艱苦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建成了一批大型項目，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增長較快，三線建設取得成就，使經濟建設在總體上也得到一定發展。

二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初見規模，效果明顯。農業技術改造的積極開展，為農業生產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在糧食、棉花增長幅度較大的同時，經濟作物也獲得一定的增長。這期間依靠農村集體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灌溉、發電、攔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科學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現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的我國航天技術，就是從1956年起步的。1960年，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一枚運載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我國先后兩次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從而打破了國際上的核壟斷。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成功進行了發射導彈核武器的試驗﹔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9月，首次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1970年4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潛艇建成並試航成功。對於這個時期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科技進步，鄧小平在1988年就明確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79頁）這反映了當時我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提高。

四是培育了良好社會風氣，社會進步舉世矚目。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滌蕩了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泥濁水，培育形成了良好社會風氣。在懲治貪腐、反對封建迷信、掃除文盲、發揚社會主義新道德、計劃生育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績。一個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反映這個國家綜合實力和社會進步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比中國晚了整整35年。

五是在外交上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區別不同國家對我國的不同態度，同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系，極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國家封鎖中國的鏈條。1971年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促使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到1976年，在當時世界上獨立的130多個國家中，同我國建交的達到110個。在國際上樹立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尊嚴形象，贏得了朋友，贏得了聲譽，為鞏固我國革命勝利成果，加強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促進人類和平進步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事實無可置疑地表明，新中國頭30年，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物質基礎。這是不容抹殺和否定的。如果沒有上述成就作為基礎，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難以設想的。歷史虛無主義者不顧事實，無限夸大我們黨那個時期在經濟工作中所犯的錯誤，抹殺我們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是極不嚴肅的，違背了學術研究中必須尊重事實的道德原則。他們中的有些人這樣做，是企圖通過抹黑歷史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企圖改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中國人的譴責，也遭到國外正直的學者的反對。美國學者莫裡斯·邁斯納通過對歷史背景和大量數據的分析，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時期的現代化，以依靠中國人民的自己力量為特點，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台灣大學教授顏元叔在台灣《海峽評論》上撰文指出：“中國的前途在大陸，在那十一億心含‘鴉片戰爭’之恥，心含‘八年抗戰’之恨的中國人身上！他們衣衫襤褸地制造出原子彈、氫彈、中子彈，他們蹲茅坑卻射出長征火箭，他們以捏泥巴的雙手舉破世界紀錄，他們磨破屁股包辦12面亞運劃船金獎，他們重建唐山而成為聯合國的世界模范市”，他們“把大慶油田打出來，把北大荒開墾出來，把葛洲壩攔江筑起來”。“大陸的人說，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的成就？”誠哉斯言！

三

毛澤東在探索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蘊含著具有深遠指導意義的戰略思考和理論建樹，是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貴財富。

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不久，發生了蘇共20大召開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件，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進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正是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所發揮的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56年，毛澤東在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果斷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並圍繞這一歷史性課題回答了歷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因為這樣，我們在另辟蹊徑的艱巨事業中，能夠經得住風浪。而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並加以糾正，因而能夠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這是我們黨堅持走自己的建設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個深刻的原因。

在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是多方面的。比如，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鑒戒蘇聯的經驗和教訓相聯系的。正是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並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報告。《論十大關系》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具有長遠的指導作用，這不僅表現在以此為起點的探索已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並開始觸及體制方面的改革，達到一定的深度﹔更重要的是其中體現的基本精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緊緊把握探索的主題，是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建設道路，而不是離開中國基本國情、離開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另找出路。第二，關鍵要正確處理堅持獨立自主和學習外國的關系。毛澤東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時，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並且說提出這個口號是要有一點勇氣的，所以這樣，不僅是要放下大國的架子，強調一萬年都要學習﹔而且主要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但這種學習絕不是照搬照抄，要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堅決抵制腐朽的東西﹔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創造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東西﹔在向外國學習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發揚起來。第三，中心是反對教條主義。黨的七大在確定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時，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可以說，這些思想至今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強的針對性。

又如，毛澤東於1957年6月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從哲學的高度回答了時代面臨的重大課題，是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課題最早的、非常重要的探索和回答，它對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 他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國家學說的豐富和發展，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把經典作家發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種矛盾規定為社會基本矛盾，並認定這種社會矛盾貫穿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他具體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特殊矛盾及其相互關系，這個分析涉及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裡的矛盾，包括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指明這些矛盾同以往社會一樣，都是受社會基本矛盾所規定和制約的。他由此作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正是從對社會主義社會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這兩種社會基本矛盾，這是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毛澤東提出的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是一個需要在長期實踐中加以探索的歷史性課題。如果說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的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一次結合，是在經歷並總結兩次勝利、兩次失敗這樣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才得以完成的話，那麼，黨在新中國面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新的課題，也會經歷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其間包括一些挫折和失誤，也就是一種並不奇怪的歷史現象。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確實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重要准備。毛澤東對如何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一課題的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曾陷入誤區。但是，他從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丟掉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發出的警示開始，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做出最早的、明確的回應，並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這對於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他指出：“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這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正確結論，也是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有力回擊。

（作者：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