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是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的“兵站基地”

“左手一指是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這既是山西地理坐標的形象指稱，又是山西戰略地位的精辟表述，更暗含了太行山和呂梁山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及中共華北革命根據地史上的獨特意義。尤其太行山作為華北的重要戰略支點，在八年全國抗戰中既是“兩個戰場”（即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相互配合、相互呼應的支撐平台，又是“三種政權”（即中共根據地抗日政權、國民黨政權、日偽政權）交互滲透、激烈爭奪的主要場域，亦是“四方力量”（即國民黨中央系、閻錫山地方系、中共、日偽）犬牙交錯、彼此博弈的展演舞台，這種復雜的政治軍事生態能夠很好地詮釋當時的各種權力關系並能整體地呈現中國的全國抗戰史和全國抗戰時期的中國史，更能彰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八路軍是堅持華北抗戰的中流砥柱。盧溝橋事變發生后，面對強大的外敵入侵，國共兩黨再度攜手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恪守承諾，隨即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改編並開赴華北抗日前線，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1937年9月，八路軍3個師主力相繼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抗日前線，積極配合國民黨軍抵抗日軍強大的正面攻勢。11月8日，太原失守，在華北戰場以國民黨軍為主體的正面抵抗基本結束，逐步進入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等抗日武裝為主體的敵后游擊戰時期。到1938年3月，山西主要地區淪於敵手，日軍佔領山西境內大中城市及鐵路和公路干線，廣大農村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呂梁山、太行山等山系為依托開辟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大敵后抗日根據地，展開全面的游擊戰爭，並與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抵抗遙相呼應，共同支撐了華北乃至全中國持久抗戰的大局。而以太行山系為戰略支點的各抗日根據地則是八路軍的中樞根據地，八路軍雖經發展壯大並向整個華北乃至華中地區迅速擴展，但以之為依托的各抗日根據地擔當的基本角色及其領導地位未曾改變。華北抗戰的指揮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在抗戰期間始終轉戰於山西各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太行山地區。劉少奇、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左權、鄧小平、楊尚昆等領導人均曾在此運籌帷幄，指揮作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因之被侵華日軍視為建立華北“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礙，日本華北方面軍長期將之作為主要作戰地區，企圖從根本上搗毀八路軍中樞指揮系統和消滅八路軍主力。然而，太行山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八路軍不僅未被消滅，相反越來越強，最終將日軍趕出了太行山，趕出了全中國。

八路軍與太行山人民“魚水情”。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太行山各根據地抗日政權高度關切群眾利益、密切關心民眾生存和發展。1941年至1943年日軍數次大規模入侵太行山腹地，許多村庄被摧毀，無數農田被破壞，大量牲畜、糧食被搶被燒，數以萬計的百姓慘遭殺戮，但太行山每一個山頭均使日軍望而生畏。日軍被逐出太行山之后，邊區政府即領導人民重建家園，將敵人破壞活動轉化為各項建設的動力。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上，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為先，所有服務於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均實行低額津貼制，其中行政人員生活費和津貼比雇農工資還要低，徹底打破了“官貴民賤”的封建官僚制度。1943年7月，中共太行分局書記鄧小平在《解放日報》發表《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專門強調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貧的變富，富的更富”的富民思想。9月，在晉冀魯豫邊區生產動員大會上，鄧小平又闡述了開展大生產的意義，即“部隊隻有槍而沒有飯吃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我們不幫助群眾搞生產，人民傾家蕩產，不能進行再生產，人民就會反對我們，我們就會弄到既無飯吃又無群眾的地步”。太行區政府根據會議精神提出每人開荒兩畝的任務，並在勞動力組織和生產制度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調動部隊和機關人員生產積極性的措施。部隊、機關人員積極參加生產，深入基層，既改善了民生又改進了作風。據統計，1944年僅太行軍區就開荒120042畝，所產雜糧、土豆、蔬菜及手工業和商業收入折合小米9709276斤，部隊辦公和雜支費全部實現自給。

中國共產黨在激烈的戰爭狀態下積極推進有利於人民群眾的社會改革，邊區政府將改善民生、珍惜民力與愛護民力作為政策制定的立足點，各項政策均以戰爭需求和根據地自身特點為依據，因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權利要求。針對根據地農民負擔過重、民眾生活貧苦及商品經濟落后的情勢，邊區政府領導人民進行合理減輕負擔、實行減租減息、厲行節約、整理村財政、整肅貪污浪費、發展集市貿易等運動和工作，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生產和建設積極性。在抗戰最困難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利益為先的信念堅如磐石。1942年到1943年，冀西、豫北、晉東南先后發生持續旱災，疾病蔓延，蝗虫肆虐，人口亡失，耕畜減少，日偽軍的瘋狂搶掠更是雪上加霜，根據地群眾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難。在此形勢下，邊區政府從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出發，提出“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領導群眾同自然災害進行頑強斗爭。通過減免災區負擔、對敵糧食斗爭、安置災民移墾、實行以工代賑、開展社會救濟等工作，根據地人民度過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同時，各根據地抗日政權又號召群眾大力開展生產度荒，千方百計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在戰勝自然災害過程中，邊區政府想人民所想，為群眾辦了許多實事。如1942年太行區減免受災嚴重的六專區公糧675萬斤，1943年又減232萬斤。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撥款235萬元、小米20萬斤，組織災民開渠修壩，在漳河兩岸修筑了固新、清泉等大堤十幾條，開辟灘地萬余畝，開通22裡長的黎城漳北大渠、26裡長的涉縣漳南大渠，增加水地6783畝。八路軍總部在左權麻田修筑水庫，將480畝旱田變成水田。這些水利設施既對太行山區戰勝自然災害發揮了非凡作用，又為之后的農業發展提供了基礎。此外，太行區黨政軍民各部門普遍開展節約運動，部隊每人每天節約小米2兩，地方干部節約4兩，將省下的糧食全部救濟災民。

（二）“兵民是勝利之本”。“兵民是勝利之本”，根據地人民的人力支持是抗戰勝利的基本保証。日軍對太行山根據地先后進行“三路圍攻”“八路圍攻”“九路圍攻”，實施“囚籠政策”“蠶食政策”“三光政策”，發動“百萬大戰”“鐵壁合圍”等數以百次的“掃蕩”或報復性進攻，面對日軍瘋狂進攻和殘酷殺戮，“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成千上萬群眾投身抗日隊伍。太行山上的人民群眾將多年不用的矛槍、大刀、土槍、土炮搜羅出來武裝自己，組織自衛隊，打擊日軍，並踴躍從事諸如站崗、放哨、送信、帶路、運輸等戰勤服務。各地群眾在山頭之間、村庄之間設置諸如消息樹和雞毛信等報告敵情的聯絡信號，以使我方指揮機關及時了解敵人動向。為配合主力部隊作戰，人民群眾積極開展以破路拆牆為內容的改造地形運動，甚至將狗打死，造成“行軍百裡無狗叫”，以便八路軍夜間活動。各地普遍建立農救會、工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抗日群眾團體，至1939年春全區參加這些團體的群眾則在140萬人以上。

民兵組織是根據地人民群眾在人力方面最重要的支持之一。太行根據地民兵是一支力量雄厚的群眾武裝，他們平時生產，戰時打仗，以奪取敵人武器武裝自己，是群眾武裝斗爭的骨干。各村群眾在民兵保衛下，能夠有計劃地轉移，能夠在戰爭中堅持生產，而正規軍則在民兵配合下進一步擴大了戰斗的群眾基礎。太行區民兵為太行抗日根據地創建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37年9月在八路軍創建太行根據地時，太行民兵率先參加神頭嶺、響堂鋪伏擊戰和粉碎日軍“九路圍攻”等戰役。在與日軍進行掃蕩與反掃蕩、蠶食與反蠶食斗爭中，太行民兵全力以赴，他們在敵腹地攻據點、斷公路、割電線、炸橋梁、襲運輸，斷給養，捕捉敵特漢奸，摧毀“維持會”，開展“雙減”運動，囤積抗日公糧，與敵人進行頑強斗爭，以無私奉獻保衛根據地。在八年全國抗戰中，太行民兵一面利用手中原始武器抵御來犯之敵，一面利用當地地形地貌創造出諸如伏擊戰、圍困戰、窯洞戰、麻雀戰、地雷戰等種種奇異戰法，使日軍屢屢受挫。據統計，北岳區民兵僅1943年就單獨作戰8165次，斃、傷、俘日偽軍9832人﹔太行區民兵和自衛隊八年間作戰33716次，參戰746716人，斃、傷、俘日偽軍11409人。八年全國抗戰中，太行區先后有117573人參加八路軍。僅14萬人口的武鄉即有9萬人參加工、農、青、婦和兒童團等群眾抗日團體，有1.4萬名青壯年參加八路軍等抗日部隊，又有5300名干部隨軍南下北上。在人民群眾支援下，八路軍第129師由進入太行山時的9000余人壯大到1945年9月的近30萬人。

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在財力物力上的支持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太行根據地群眾在自身財力物力十分困難情況下仍源源不斷地供應抗戰所需的大量糧食、被服和軍需物資，承擔了龐大的戰爭費用和繁重的戰勤服務。他們組織擔架隊、運輸隊、警戒隊，運送物資、救護傷員、打掃戰場、維持治安，使軍需供應和戰勤服務得到充分保障。百團大戰期間，晉中地區廣大群眾積極儲備干糧熟食、破路工具，肩挑人扛、牲口馱，支援過往部隊或送往前方。據統計，僅戰役第一、第二階段晉中地區就出動民兵2萬人，參加破擊、運輸、抬擔架、當向導、送情報等任務﹔動員群眾7萬余人，征調牲口4500頭，參加破路斗爭﹔供應軍糧1.4萬石、電線杆1800根、柴草100余萬斤、軍鞋3萬雙、蔬菜2萬斤、羊1000多隻。在晉東南地區，民兵和群眾參戰支前工作同樣十分活躍。如武鄉民兵和群眾萬余人分赴白晉、正太、榆社等地參加支前活動，三專區提供戰爭用工767801個、米90040斤、白面197.8萬斤、食鹽48945斤、柴炭400萬斤、飼料35萬斤。

由此可見，太行山人民為堅持華北抗戰所做出的奉獻十分感人，為中國抗日戰爭所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走在了全國前列。太行山抗日軍民在這裡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動力對於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性難以估量。

（三）“太行浩氣傳千古”。“巍巍太行山，滔滔漳河水。”太行山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走向勝利的奠基石，漳河之水則撫育了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期間，無論太行山上抑或漳河岸邊，廣大人民積極參軍參戰，大力發展生產，使整個太行山區變成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的“兵站基地”。同時，太行山人民亦因日軍大規模進攻和報復性“掃蕩”付出了慘重代價。

根據地人口資源損失。由於日軍瘋狂掃蕩，太行山人民喪失基本生存條件，或被迫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加入難民大潮﹔或因生活拮據病餓而死﹔或因之患上難以愈治的疾病，凡此種種，導致大量人口消耗。據統計，太行太岳區有8.49萬人凍餒死、128.7萬人淪為難民﹔黎城等25縣有103949人死亡，67215人下落不明，294472人淪為難民，40502人成為鰥寡孤獨，417805人因戰爭破壞患各種疾病。

戰爭中，日軍對無辜平民進行殺戮與摧殘，制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慘案。據統計，太行太岳區慘遭日軍殺害25.6萬人，被拷打163.6萬人，致殘9.26萬人。日軍除直接殺戮與摧殘外還為供其所需大肆掠奪根據地人口，其中太行區被擄壯丁48.8萬人，太岳區被擄9.3萬人。

日軍大規模構筑各種軍事工程和強征民夫從事各種服務及因戰事誤工消耗勞力更驚人。據統計，上黨區日軍修建軍事設施耗去民工533129511個，戰后平毀消耗63805037個。日軍每次“掃蕩”都強征大批民夫服務，特別1941年后每次出發所帶兵力與民力幾乎相等，甚至民力超過兵力數倍。據太行區統計，日軍歷次大“掃蕩”消耗勞力2636400個，而善后整復消耗15454萬個﹔1938年至1945年，民兵自衛隊反“掃蕩”消耗勞力13563469個，戰勤服務消耗2.4億個。

根據地物質財產損失。日軍為鞏固在佔領區內的殖民統治，修筑了無數軍事設施，這些設施佔用大量良田沃土，又因大面積土地被分割破壞或荒蕪或肥力下降，農業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人民失去衣食之源。據統計，上黨區日軍修筑軍事設施佔地113889.6畝，估計產糧1979032.41石，其余土地因戰爭影響畝均減產0.31石，每年減收糧食222050509.6石。個別縣份因戰爭荒蕪土地驚人，如榆社3400畝、昔陽18900畝、和順151700畝、榆次52600畝、武鄉3200畝。八年間太行區日軍修據點侵佔土地6350畝，修碉堡侵佔7260畝，修炮樓侵佔6477畝，僅此即達20087畝。

日軍一方面大量佔用或毀壞土地使糧食生產受損，另一方面則對糧食進行直接搶掠。戰爭初始日軍氣焰囂張，見糧即焚毀，民間數十年積蓄化為灰土。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隨著戰局擴大，日軍軍需供給緊張，糧食日感緊缺，極力貫徹“以戰養戰”政策。據統計，八年間日軍在太行區燒搶糧食12056100石，征派49387962石﹔在上黨區燒搶280801808.7斤，征派381048478.6斤。

日軍每次掃蕩必大肆掠殺牲畜。據統計，八年間太行區損失牲畜279774頭，上黨區損失147750頭。焚燒和毀壞民房亦是日軍報復根據地人民的主要手段。1939年，日軍發動“九路圍攻”，遼武公路沿線民房被燒毀者十之八九。據美國人白修德等描述:“日本人剛過去，他們在鄉下留下了到處焦黑的破壞的痕跡，有時騎馬走過許多燒光了的鄉村，走了一整天，隻見一堆堆的廢墟。”“荒山野地之間，有時忽然站著一所孤立的茅屋，屋頂已經倒下了，木頭燒焦了，在無人地帶站立著，成為荒涼的象征。”八年間，太行區損失房屋2262688間，上黨區損失531747間。其他財產損失亦莫不如此，八年間太行區人民損失被服30275145件、家具等財物17990079603元、工礦業109624538000元、商業8544662864元。

太行兒女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了重大犧牲，但這些犧牲並未摧毀其民族自信心，相反卻演繹成一部同仇敵愾、愈戰愈勇、愈戰愈強的英雄史詩。根據地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前仆后繼，頑強拼搏，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和贏得戰爭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

（原載：軍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