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89年《人民日報》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解析

[摘要]虛無主義概念傳入中國后，演化出幾種不同類型，主要有：否定一切、消極頹廢的虛無主義﹔以世界主義面目出現的民族虛無主義﹔否定民族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在虛無主義的基礎上，1974年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被提出，1979年陳雲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提出歷史虛無主義，1983年有人從如何正確認識黨的歷史、如何正確評價黨的領袖的角度提出鄧小平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歷史虛無主義，1989年江澤民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從概念演化可見，歷史虛無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濃，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越來越明顯。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必須加強對黨的歷史的認同，堅定對黨的歷史的自信，敢於承認問題、批判錯誤，要堅定“四個自信”，在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科學把握革命與傳統的辯証關系，鞏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

[關鍵詞]虛無主義 革命 傳統 《人民日報》

虛無主義作為外來詞匯，傳入中國已久。在如何對待歷史問題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進行了討論，一種對歷史採取虛無態度的思想隨之出現。歷史虛無主義違背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始終對其採取批判的態度，但因虛無主義概念存在模糊性、復雜性，不同歷史階段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界定並不一致，因此論爭重點也隨著歷史條件改變而不斷演化。《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闡釋、討論和批駁，基本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實質上也體現出黨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的思想脈絡。

本文擬以1949∼1989年《人民日報》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來梳理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后是如何在革命與傳統、繼承與發展中實現辯証的揚棄，鞏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並力圖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為當前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提供歷史借鑒。

一、虛無主義的原意、類型與表現

要了解歷史虛無主義，必須先厘清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是一個舶來品，概念模糊且衍生出各種不同類型。在《人民日報》刊發的文章中，有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法律虛無主義等種種用法，概括起來，其主要含義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

(一)否定一切、消極頹廢的虛無主義

虛無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裡，小說的主人公巴扎羅夫代表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俄國社會上出現的新人物——革命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某些典型特征：正直、熱情、鄙視反動統治階級、否定一切舊事物，巴扎羅夫因而被稱為“虛無主義者”。后來，虛無主義被引申為否定一切、消極頹廢的態度。【《虛無主義》，《教學參考》 1979年第1期。】這一原意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各個歷史時期都被使用過。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懷疑一切、不滿一切、否定一切和消極頹廢的虛無主義思想成為馮雪峰、丁玲等人的主要“罪狀”之一。【羅毅：《任何力量都不能使我國青年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分離開》，《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邵荃麟：《文藝上兩條路線的大斗爭》，《人民日報》1957年9月7日。】有人認為：“在魯迅那些雜文和小說裡面也還保留有進化論的殘余，甚至虛無主義的色彩”【邵荃麟：《“五四”文學的發展道路》，《人民日報》1959年5月4日。】。1961年《人民日報》批評日本的《謝天謝地》小調，“包含著一種虛無主義、自暴自棄的情緒”【江奇：《絕望的呻吟和狂嚎》，《人民日報》1961年5月14日。】。

在哲學問題上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也往往被冠以虛無主義的稱號。在關鋒、馮友蘭等論及庄老之學時都用了虛無主義一詞。關鋒認為庄子的相對主義把對立面的相互轉化看成絕對的無條件的，“這樣就走到了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關鋒：《關於庄子的相對主義》，《人民日報》1960年12月2日。】楊嶺認為如果不承認“動中有靜”，“那就會陷入不可知論和虛無主義的泥坑”。【楊嶺：《動中有靜》，《人民日報》1960年12月30日。】馮友蘭認為老子所說的“道”是“有”和“無”的統一，可是庄子所說的“全”不包括“有”，甚至也不包括“無”，“由這個‘全’庄子達到了徹底的虛無主義”。【馮友蘭：《論庄子》，《人民日報》1961年2月26日。】

無視法律，否定法律的重要性，則被稱之為“法律虛無主義”。1955年，有人在介紹維辛斯基的法律思想時指出，維辛斯基針對法律虛無主義的謬論，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基本理論，特別是關於國家消亡問題的理論。【張尚鷟：《介紹維辛斯基的“國家和法的理論問題”》，《人民日報》1955年12月8日。】1957年，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的座談會上，有人對一部分領導干部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提出批評，認為他們“忽視憲法，認為以黨代政是當然的，黨的命令高於法令，黨員個人的言語自認是‘金科玉律’。這都是違反法制的”【《法學界人士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出對我國法律制度的意見》，《人民日報》 1957年5月29日。】。后來，直至“文化大革命”，鮮有人再對法律虛無主義進行批判。“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對歷史的反思中，制度和法制建設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1978∼1980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批駁法律虛無主義的文章。

(二)以世界主義面目出現的民族虛無主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日報》在確立社會主義的國際和民族關系理念時，對民族虛無主義進行了批判。這種批判主要反映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意識形態的斗爭：一方面將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則將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相結合。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破”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這種情況在《人民日報》上有充分體現。1949年7月，《人民日報》刊登了4月7日蘇聯《真理報》批判世界主義的文章，文中提出：“在這個斗爭裡，馬列主義理論是強大的精神武器，它經常揭穿民族主義沙文主義，以及民族的虛無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君強譯、曹汀校：《世界主義美國反動派的思想武器》，《人民日報》1949年7月29日。】9月，《人民日報》發文指出：“在對被壓迫民族進行最殘酷剝削的政策中，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擴張主義的侵略當中，隱藏著宣揚民族虛無主義的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泉源”。【〔蘇〕切爾諾夫著、周南節譯、曹汀校：《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及其反動作用》，《人民日報》 1949年9月30日。】1950年，《人民日報》繼續批判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指出：“世界主義的思想認為民族主義的觀念是陳腐的，它提倡人們對祖國漠不關心，提倡民族虛無主義，並認為民族與國家獨立的觀念本身就是虛構”﹔【《〈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五十五期介紹》，《人民日報》 1950年9月27日。】“民族虛無主義和世界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觀念，它跟那領導著勞動大眾，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和民族獨立的忠實保衛者的無產階級，是完全無關的，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長冬：《介紹〈論蘇聯的愛國主義〉(群眾書店出版)》，《人民日報》1950年12月13日。】。

(三)否定民族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

《人民日報》對虛無主義的批駁，大部分是針對不重視民族文化傳承的問題，實質上批判的是民族虛無主義，涉及面很廣，包括傳統文學、國畫、戲曲、書法、文物、中醫等方面。

在如何認識民族文化問題上，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強調民族文化自信、自尊。1954年，有人在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時指出：“對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持虛無主義的否定態度，這正是‘五四’以后洋場紳士的本色。從這種反動的虛無主義的否定論出發，必然會引導到喪失民族自信心。”【李希凡、藍翎：《走什麼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人民日報》1954年10月24日。】雖然這種批判超出了學術范疇，但揭示出新中國成立后與“五四”時期對待傳統的不同態度，以及對民族文化的態度關系到民族自信心的實質。在對胡適、胡風等人的批判中，有人指出：“胡適是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傳播者。他在許多文章裡散布民族自卑感，散布親美崇美思想……對於自己祖國的文化遺產，他卻抱著虛無主義的否定態度”﹔【王若水：《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和方法》，《人民日報》1954年11月5日。】“在文藝問題上，胡適與胡風之間，有一點是完全共鳴的，這就是對於民族文藝遺產的虛無主義的態度。”【茅盾：《必須徹底地全面地展開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1955年3月8日。】“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思想的批判更為猛烈。在批判“全盤西化的洋奴哲學”時，認為對“洋奴思想”不能掉以輕心，否則會使人盲目崇拜外國資產階級文化，對民族文化則採取虛無主義態度﹔隻有批判民族虛無主義，才能提高民族自尊心。【《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人民日報》 1969年10月18日﹔初瀾：《應當重視這場討論》，《人民日報》1974年1月14日﹔朝華：《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人民日報》1974年1月14日。】

在如何對待民族文化問題上，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和復古主義兩種極端傾向，強調批判地繼承。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后，如何正確對待民族文化成為學術界討論的重要內容。在中共八大上，林楓強調必須利用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對民族文化遺產採取輕視甚至一概抹煞的態度是錯誤的。這種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是今天在對待民族文化遺產問題上的主要偏向”。【林楓：《關於我們國家培養建設人材的問題》，《人民日報》1956年9月29日。】還有人明確提出：“一方面，要反對民族虛無主義﹔一方面，也要反對封建復古主義。”【朱伯昆：《我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人民日報》1956年10月14日。】1956年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致文化工作者》，倡導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全力以赴，在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前提下，發展民族的文化藝術，指出：“現在輕視我們民族的優秀的、豐富的文化遺產的虛無主義傾向仍然很嚴重，而這種傾向是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的大敵”，並提出了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必須處理好與民族傳統文化的關系這一根本問題。【《致文化工作者》，《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8日。】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以全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東方。如何對待民族文化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面臨的問題，對民族虛無主義的批駁也是貫穿始終的一個議題。要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熱情建立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需要弘揚革命的樂觀主義和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以人民的磅礡之力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鞏固新生政權，實現民族振興。虛無主義原意中的消極、頹廢思想，與新政權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和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家園的精神狀態格格不入，因此需要對虛無主義進行批判。

二、歷史虛無主義概念的提出與演化

在學界的敘述中，往往將歷史虛無主義當作新近誕生的名詞。筆者曾以中國知網數據為主要考察對象，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提出與演化做了初步梳理，將學術界對歷史虛無主義論爭分為1956∼1988年、1989∼1999年、2000年至今三個階段，並認為新世紀出現了2000年、2005年、2013年至今三次高潮。【文世芳、王瑾：《歷史虛無主義論爭演變及啟示》，《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9月25日﹔文世芳、王瑾：《新世紀歷史虛無主義的論爭及啟示》，《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5年第6期。】但是，因關於歷史虛無主義問題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在《人民日報》刊發的，並未被中國知網收錄，不利於對歷史虛無主義問題進行溯源。通過對《人民日報》的系統梳理可以發現，在對形形色色的虛無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逐漸出籠，其內涵逐步接近當前歷史虛無主義的特定概念。

(一)歷史虛無主義概念的完整提出

1958年，關鋒在討論過去與將來的關系時指出：“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是堅決反對工作中和科學研究中的割斷歷史的非歷史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關鋒：《談“過去”和“將來”》，《人民日報》1958年3月20日。】1964年，柯慶施在關於繁榮社會主義戲劇的講話中，認為對中外文學藝術的優秀遺產都要繼承，對繼承應該持有正確的態度，“我們既不是歷史的虛無主義者，也不膜拜於遺產，而是對遺產採取批判地繼承的態度”【柯慶施：《大力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戲劇，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會上的講話，發表時作了若干修改補充)》，《人民日報》1964年8月16日。】。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歷史虛無主義被完整地提出來。有人指出：“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這個銳利武器，對整個民族文化遺產作歷史的、階級的分析，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既要反對全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又要反對無批判的兼收並蓄。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研究歷史，要透過歷史現象，總結階級斗爭中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特別要總結歷史上復辟與反復辟的經驗教訓，幫助我們提高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自覺性”。【哲剛：《進一步提高批林批孔的自覺性——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體會》，《人民日報》1974年11月29日。】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材料，這是最早提出的完整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這裡的“歷史的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都是指對民族文化遺產否定的態度。但是歷史虛無主義概念提出后，當時並未引起重視，其他文章也未再繼續使用這一詞語，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揭批和清算“四人幫”的錯誤時，歷史虛無主義才再一次被提出，並被廣泛使用。

(二)對否認民族文化傳統的歷史虛無主義進行批判

在批判“四人幫”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徹底掃蕩論”時，有人將其定性為“形而上學和歷史虛無主義”。文章認為，“四人幫”把文化遺產一概說成是“剝削階級政治願望和思想感情的反映”，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不僅一筆抹煞了優秀的人民文化的歷史進步作用，而且把剝削階級上升時期和沒落時期混淆起來，從根本上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學和歷史虛無主義”，並且指出：“這種虛無主義並不是什麼新鮮玩藝兒，外國有過，中國也有過”，“四人幫”不過拾人牙慧，用馬克思主義詞句略加粉飾而已。【袁震宇：《古為今用，還是古為“幫”用？——比判“四人幫”對待文化遺產的修正主義謬論》，《人民日報》1977年7月14日。】

有人則將“四人幫”在文化領域的倒行逆施批判為“一套不折不扣的文化專制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指出“四人幫”在“大破封資修的舊文化”、“創造新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文化”的幌子下，割斷歷史，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這些做法是“虛無主義態度，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谷山：《列寧對“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批判》，《人民日報》1977年9月1日。】

后來，在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中，如何認識文藝的傳統、如何看待文化遺產也成為重要的內容。茅盾指出：“文藝作品在其公之於世的歷史階段，既然發生過巨大的教育作用，那麼，作為這一歷史階段的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它就有其歷史價值，就會被人所欣賞喜愛，不承認這一點，那就是歷史虛無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了。”【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人民日報》1978年12月5日。】改革開放初期，雖然依舊帶有“文化大革命”時期語言的印跡，但是理論界已將歷史虛無主義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對立面進行學術上的批判。

1979年1月，停刊十多年的《曲藝》復刊，在第一期開設了“陳雲同志談評彈工作”欄目，刊發了《陳雲同志對當前評彈工作的幾點意見》、《陳雲同志給吳宗錫同志的信》等。在給吳宗錫的信中，陳雲著重闡述了說新書和說傳統書的辯証關系，指出“閉目不理有幾百年歷史的傳統書，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在〈曲藝〉雜志復刊第一期上發表陳雲同志對評彈工作的意見》，《人民日報》1979年1月15日。】。就目前材料所見，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提到完整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不過，這時候的歷史虛無主義依然是針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態度而言的。此后，歷史虛無主義一詞的使用較為寬泛，如1982年11月，在紀念郭沫若誕辰90周年時，侯外廬提出郭沫若尊重歷史的發展，用科學標准去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既要反對復古主義，又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侯外廬：《“隻顧攀登莫問高”——紀念郭沫若同志誕辰九十周年》，《人民日報》1982年11月29日。】1983年，有人指出：“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不應該對文化遺產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應該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布路：《歷史偏見應予拋棄》，《人民日報》1983年5月11日。】

(三)當前意義上歷史虛無主義概念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很關注這個極其敏感而又非常棘手的問題。一方面，不糾正毛澤東晚年錯誤，就邁不開新的步伐﹔另一方面，不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就會引起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的局面。當時，黨內外有兩種思想傾向：一種是受“兩個凡是”的影響很深，認為批評毛澤東的缺點錯誤，就是“砍旗”、“丟刀子”﹔一種是因為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就想全盤否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指導作用。為了統一思想，有必要對歷史問題做一權威總結。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確定了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李德生高度贊揚鄧小平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貢獻，認為鄧小平堅持了兩條戰線作戰，“一方面同教條主義作斗爭，一方面同歷史虛無主義作斗爭”【李德生：《偉大的轉變卓越的貢獻——學習〈鄧小平文選〉》，《人民日報》1983年7月4日。】。這也是當時黨內不少人的想法。項南也明確指出，鄧小平“排除了不加分析的全盤肯定的教條主義干擾，又嚴厲駁斥了完全否定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一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對這樣一個十分重大而敏感的問題，作出了圓滿的處理，這在國際共運史上，是少見的范例”。【項南：《敢於實事求是——在〈鄧小平文選〉學習討論會上的發言》，《人民日報》1983年9月12日。】如果說之前的歷史虛無主義主要針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態度，那麼這裡提出的“歷史虛無主義”、“歷史的虛無主義”則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與當前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質基本一致，主要特指對黨的歷史、黨的領袖的不公正、不客觀、不科學的態度。筆者認為，就目前材料所見，這是最早與當前歷史虛無主義概念實質基本一致的提法。

但是在此之后，歷史虛無主義仍主要針對對待歷史文化傳統的不正確態度。直到1986年底，歷史虛無主義問題的意識形態化傾向才凸顯出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越來越密切，西方各種信息通過不同渠道涌入中國，在如何看待中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如何看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挫折和成就，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等問題上，出現了一些錯誤思想，在思想領域造成了一些混亂。針對這一情況，1986年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對外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對成績和缺點要有正確估計，既不要過度美化，也不要妄自菲薄。會議特別強調：“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即有的人搞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把我們自己說得一錢不值。說我們一切都好，完美無缺，這不實事求是﹔說我們一切都不行，這更不實事求是”【徐學江：《胡啟立在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國對外宣傳一定要實事求是對成績和缺點要有正確估計，要大力改進文風》，《人民日報》1986年12月4日。】。這裡將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做了明確的區分。198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決妥善地做好報紙刊物整頓工作的通知》，強調對六個方面進行重點整頓，第二個方面就是：“思想政治方向不端正，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宣傳和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宣傳極端個人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反愛國主義，妨礙民族團結，違反外事紀律，而地位重要、影響較廣的報刊。”【《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頁。】筆者認為，就目前材料所見，這應該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最早明確提出反對民族虛無主義的規定。

1989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氣候”和中國國內“小氣候”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東歐劇變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巨大挫折，中國國內發生的政治風波也嚴重沖擊著人們的思想，國際國內敵對勢力借機掀起一股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潮流。在政治風波平息之后，中共中央領導一再強調反對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1989年9月，江澤民強調：“任何割斷歷史，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借口‘改革’而否定黨的優良傳統的做法，都是錯誤的”。【《江澤民思想年編(1989∼20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他再次指出：“要特別注意反對那種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洋媚外思想”。【《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12月29日，江澤民在黨建理論研究班上發表講話時提出：“一個時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口號的蠱惑，利己主義、拜金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滋長，嚴重侵蝕黨的肌體，把黨內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當混亂”。【《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第一次明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並認為它割斷歷史，借口“改革”否定黨的優良傳統，“嚴重侵蝕黨的肌體”，將其對黨和國家的危害性闡釋得十分清楚。

通過對《人民日報》的系統梳理發現，歷史虛無主義概念演化的脈絡已然清楚：1974年提出完整的歷史虛無主義概念﹔1977年“四人幫”的“文化掃蕩論”被批判為歷史虛無主義﹔1979年陳雲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提出歷史虛無主義﹔1983年李德生等從如何正確認識黨的歷史、如何正確評價黨的領袖的角度提出了鄧小平既反教條主義又反對歷史虛無主義﹔1986年有人從民族自信角度提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1989年江澤民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從概念演化可以發現，歷史虛無主義主要經歷了由虛無民族傳統文化到虛無黨的領袖、虛無歷史和文化的過程，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濃，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也越來越明顯。

三、科學把握革命與傳統的辯証關系，鞏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

通過對1949∼1989年《人民日報》關於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梳理和剖析，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出現在歷史問題上的失誤，甚至出現“文化大革命”中虛無主義被濫用的現象，除了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外，一個關鍵問題是因“左”的思想影響在處理革命與傳統關系上出現了偏差。處理好革命與傳統的關系，需要充分自信，自信才能從容、理性。因此，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必須加強對黨的歷史的認同，堅定對黨的歷史的自信，敢於承認問題、敢於批判錯誤，最根本的是要堅定“四個自信”，在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科學把握革命與傳統的辯証關系，鞏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

(一)堅持用事實說話，增強對黨的歷史的認同

從歷史虛無主義的演化來看，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歷史領域經歷的曲折，主要是在處理革命與傳統關系上曾出現偏差，當缺少對民族文化、民族歷史堅定的自信，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民族歷史虛無主義就有了生存發展的空間。

當前意義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政治思潮，是一種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存有異見、具有明顯政治訴求的不良思潮，主要是對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以及改革開放史存有錯誤態度，以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失誤，甚至以捏造出的一些“錯誤”為根據，得出一些迷惑性、危害性很大的結論。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意識到這種邏輯背后的意蘊和險惡用心，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

從對黨的文獻和《人民日報》的梳理來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我們必須具有這種堅定的歷史自信。從《人民日報》對形形色色的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來看，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都對虛無主義加以批判，將歷史虛無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對立面進行否定。毛澤東曾明確提出：“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進一步指出：“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頁。】即明確表示要將虛無主義加以批判。在研究中國歷史的根本立場上，毛澤東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這裡，即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歷史主義者，與歷史虛無主義是不相容的。1956年，陸定一也指出：“我們要有民族自尊心，我們決不能做民族虛無主義者。我們反對所謂‘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但這決不是說我們應該自大，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我國還是一個很落后的國家，我們要花很大的努力向外國學習許多東西，我們的國家才能富強。民族自大，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不對的”，【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懷仁堂的講話》，《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旗幟鮮明地表示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兩種極端傾向。

最為根本的是，實踐發展賦予了我們對黨的歷史、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氣。新中國成立后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遞進發展，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自信地表示：“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新中國成立后，五千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繼承與發展，在黨和人民實踐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展現出強大生命力與優越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經受住了經濟社會轉型、市場經濟條件、全球化浪潮的重大考驗，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批駁了“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不能適應工業文明、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在全球化浪潮中會遭遇挫折”等主觀臆斷。

(二)堅定對黨的歷史的自信，敢於承認問題、敢於批判錯誤

既然歷史虛無主義者拿黨史國史中的曲折和失誤做文章，以支流否定主流、個別否定整體、問題否定成就，那麼我們一方面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大力宣傳主流、整體和成就，另一方面也不能無視問題、回避矛盾。總之，隻有敢於承認問題，才能敢於批判錯誤﹔要一手抓科學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一手抓批判錯誤思想傾向。對黨的歷史具有堅定的自信，才能成熟、理性、從容、辯証地處理好歷史問題，具體而言，就是在意識形態斗爭中警惕“左”、右兩種傾向，既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又要注意區分思想認識問題、學術方法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

歷史虛無主義者常以此發難——既然中國共產黨堅定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那麼如何解釋歷史上曾錯誤地將學術問題不恰當地泛化為政治問題，“文化大革命”中將很多文化傳統批判為“封、資、修”，發生“破四舊”這樣的運動？實際上，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並不相互矛盾。黨堅定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並非說在處理歷史問題上沒有失誤和錯誤。但是，這些失誤和錯誤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發生的，具有復雜的歷史因素，歷史當事人的認識和行動也受到時代條件的局限，所以不能簡單地以今天的認識水平審判歷史，苛責前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採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頁。】在承認問題的基礎上，深刻總結歷史教訓，將思想統一到如何避免錯誤，如何促進中華文明、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昌盛上來，這才是應該有的科學、理性的態度，才能通過總結歷史開辟未來。

深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可以發現，1949∼1989年，《人民日報》對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進行了五次集中批判，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對胡適、胡風、俞平伯等人的批判﹔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對丁玲、馮雪峰、艾青等人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對吳晗、翦伯贊等歷史學家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后對“四人幫”的批判和對流毒的清理﹔1989年對非馬克思主義者否定民族文化、否定黨和國家歷史的批判。前三次因歷史局限，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出現了虛無主義被濫用的現象﹔后兩次則將被顛倒了的歷史又糾正過來，撥亂反正，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為什麼前三次出現這種現象，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他還強調：“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頁。】如果兩種極端走向泛濫，必然影響目前辯証、科學地處理革命和傳統關系的良好形勢，也必然影響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復興的大好勢頭。

(三)堅定“四個自信”，鞏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

歷史虛無主義幾經批判而不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和不同政治訴求的推波助瀾是主因，深刻的歷史文化和時代背景也不容忽視。近代以來，由於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中華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廣大先進分子為了探求民族復興的真理進行了各種嘗試，從學習器物到學習制度，從學習制度到學習文化。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中國人經歷了猶豫、徘徊、彷徨、痛苦和失望，一些人甚至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不適應現代工業社會，不能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人民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一種新的歷史文化自信漸次產生，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主動走向世界，對外開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起來。時代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歷史文化命題：構建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全球化浪潮中的、多元文化激烈碰撞下的新的民族歷史文化自信。新的歷史文化自信，主要是指對中華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中華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已經過長時段的考驗，但依然需要在新的經濟社會環境中不斷適應和促進時代的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已充分展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優越性，但是其得到鞏固和深度認同，成為融入民族血脈的文化基因，則有賴於培育這種文化的社會、經濟、制度的不斷發展，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不斷完善，從而夯實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基礎。

歷史的問題從來都不止於歷史，文化的問題從來都不止於文化。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折射出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價值沖突、社會矛盾等問題。主張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動機千差萬別。國內外敵對勢力是要抹黑黨的歷史，損害黨的形象，侵蝕黨的執政根基。還有一些人，有的是對現實不滿，借歷史說事﹔有的是對學術問題有不同看法、不同追求﹔有的是為增加所謂“知名度”和謀取經濟利益，嘩眾取寵﹔有的是因為歷史知識匱乏，又沒有獨立認知判斷能力，被標新立異的思想觀點吸引和誤導，人雲亦雲，隨意跟風。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缺少正確的認識、缺乏必要的自信，要解決這些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和偉大事業，深化改革，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發展中樹立和鞏固自信。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斗爭，國內戰略機遇期與改革攻堅期疊加、發展黃金期與矛盾凸顯期交織，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問題上，不能簡單化為歷史問題、文化問題，必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高度上著眼。隻有堅定“四個自信”，才能更加從容、智慧、科學地在革命與傳統、繼承與發展中實現辯証的揚棄，將社會主義特性、民族特性、時代特性結合起來，毫不動搖地鞏固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需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共同努力。

（本文作者王瑾，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100091﹔文世芳，編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