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在文化市場上演進的三段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市場在發展的同時,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也在文化市場表現得很猖獗，制造了不少思想混亂，迷惑了不少人心。回溯過往，改革開放以來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文化市場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以傷痕文學的一些不健康的作品為載體，埋下歷史虛無主義的種子，開始對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歷程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試探性否定。作為對“文化大革命”（甚至包括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史）的反思，以及對“文革創傷”的宣泄，從現實意義上看，傷痕文學的確起到了控訴“四人幫”的作用，也彌補了當時文化產品數量缺乏、形式單一等不足。

然而，被視作文學思潮的傷痕文學其實復雜多樣、魚龍混雜，並逐漸出現了較明顯的、不健康的政治傾向。一些作品借宣泄和暴露“傷痕”，開始引向對新中國成立后整個歷史更多領域、更多方面的懷疑，歪曲和編造也愈益增加。一部《李順大造屋》，就通過杜撰的故事，將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歷程進行了全部的否定。而另一些作品則採用極端的方法暴露所謂的“極左”錯誤，引向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全盤否定，如《苦戀》（由其改編的電影名為《太陽與人》）。值得一提的是，《苦戀》中女兒自己強佔道德制高點后對父親提出了一個耐人尋思的反問：“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此后，這個發問及傳遞出的情緒幾乎成了自由化分子、“民主派”用來粉飾自我、攻擊國家的武器。

鑒於一些傷痕文學作品對“文化大革命”及之前歷史階段的合理反思逐漸走向了頹廢、極端，必須要對像《苦戀》這樣的作品進行批判。但這種批評在當時遭到了許多人的不解甚至反對。就此，鄧小平1981年7月在同中宣部主要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苦戀》……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后，隻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裡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頁。

總體而言，這個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作品格調是不高的﹔部分作品出現消極看待歷史、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傾向，不但是一種危害甚大的精神污染，而且具有亂人心、動國本的發展趨勢。如果任其發展，則與情、理、法都是不相容的。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相關部門開始治理整頓，相關措施如《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198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1981年）等政策也相繼出台。經過這場整治，裹挾在文學潮流裡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苗頭暫時被遏制下去，文藝界廣泛討論、加強引導，“向后看”的創作傾向逐漸被“向前看”取代，文化市場上的消極風氣也暫時得以好轉。然而，不能不強調，以部分傷痕文學為載體的過度反思和對社會主義建設史的種種懷疑和攻擊，通過文化市場以出版物的方式在人群中得以傳播擴散，實際上就為今天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形成埋下了種子。

第二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歷史虛無主義在“文化熱”的浪潮中，以“文化反思”為名，否定民族文化，鼓吹擁抱“藍色文明”，為搞“全盤西化”造勢。

這個時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落實，人們的思想不斷解放，文化市場上也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民國時期的錢鍾書、徐志摩、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在沉寂了幾十年后再次暢銷，而王小波、海子等當代作家的作品也在市場上暢銷。在譯著的出版方面，索爾仁尼琴、卡夫卡等國外作家的著作更紛紛敲開國門，走紅市場。各出版社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叢書出版，比較著名的就有“走向世界叢書”、“走向未來叢書”、“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等。薩特、海德格爾、尼採等西方學者隨著著作被譯介到中國，更隱隱有成為青年學子的精神導師之感。對各路非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狂熱追捧和發酵所導致的“文化熱”中的一部分景象，至今還有人稱之為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又一次思想“啟蒙”。

盡管文化景象蔚為大觀，但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卻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在逐漸淡化，關於人性、人道主義、個性解放的文學影視作品比反映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作品更加暢銷、更加賣座﹔對革命精神的強調和傳承逐漸被賦予“僵化”的色彩，對英雄的崇拜逐漸轉為對明星的崇拜。生活好轉了，精神世界豐富了，人們卻也不再“憶苦思甜”了，享樂主義、官僚主義、腐敗現象也開始增多了。歷史是什麼？傳統是什麼？這在一些人眼裡成了必須重構、重建甚至拋棄的東西。

1988年，蘇曉康等人策劃、金觀濤等人做顧問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中央電視台播出，海內外一片嘩然，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因為一部分中國學者和一部分官方媒體居然可以做到，既把整個中華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也把革命的紅色文化全部否定，總之是要放棄自身的文化，去搞“全盤西化”，要奮力去擁抱“藍色文明”。對於此，當時的一些主要領導人，不但不加以制止，竟然還對《河殤》大加吹捧。可見，歷史虛無主義在這個時期的文化市場上，瘋長到了何等無以復加的地步。說到底，在《河殤》這個節點上，歷史虛無主義已經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部分。在逆流的躁動中，《河殤》播出后不到一年，1989年政治風波爆發了。好在這場政治風波被果斷及時地制止，才沒有釀成更嚴重的后果。關於這場政治風波，鄧小平同志有個重要講話，他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頁。其實，鄧小平所說的“中國自己的小氣候”就是指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而歷史虛無主義則幫助自由化分子擴大了聲勢，迷惑了更多的年輕人，加大了產生動亂的可能性。

由於這場政治風波反映出文化市場存在的問題，1989年10月，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國家新聞出版署也隨后相應發出《關於出版社重新登記注冊的通知》。就此，全國各省市開始對報刊、圖書、音像制品出版行業進行嚴格的治理整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這場整頓中，文化市場上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現象逐漸得到了遏制。

第三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借文化體制改革的大潮，以商業化文化產品作為掩護，逐步滲透或佔領各種媒介，形成了一套全方位、多形式抹黑歷史的途徑和方法，力圖實現歷史虛無主義的大眾化。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各類出版單位紛紛改制轉軌，開始走向自主經營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民營、外資參股的傳媒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出現。一些地方文化監管部門漸漸放鬆了對文化市場的監管，文化市場上又開始出現各種無序、滑坡或新的亂象，如對文化產品內容把關不嚴、盜版猖獗，走私光碟、圖書等現象屢禁不止。這些亂象為歷史虛無主義在文化市場上卷土重來創造了條件，加之2000年以后互聯網技術加速發展，不良文化產品傳播的速度較之前顯得更快，傳播的范圍更廣。

最近的這波歷史虛無主義浪潮，從形式上看，既延續了之前的借助小說、影視作品、學術出版物等進行觀念誘導的老套路，又產生了利用門戶網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台，通過捏造史實、夸大碎片信息、編制搞笑視頻、低俗段子來進行抹黑歷史偉人、丑化人民群眾的新做法。就內容而言，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集中力量攻擊毛澤東同志，詆毀其個人形象。在這方面，既有影視作品、電視評論，借著否定個人崇拜之名，完全無視毛澤東同志領導建立新中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歷史功績，而把毛澤東同志抹黑成一個給中國帶來災難的形象﹔又有如某網站通過對毛澤東同志個人生活瑣事進行扭曲，炮制出一些低俗文章來矮化其人格，並被廣泛轉載﹔還有如一些公開出版並大量發行的雜志，作為污蔑毛澤東同志的平台陣地，竭其所能地歪曲捏造。此外，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有些人盡管其人因惡毒攻擊毛澤東已經招致公憤，但出自其手的瞎編亂造之作卻依然不乏出版社、書商在市場上予以兜售販賣。

二是美化帝國主義侵略者，並為其幫凶翻案、正名。帝國主義入侵給近代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這是中華民族慘痛的記憶。然而，在抽象“人性論”影響下，美化侵略者的作品開始走向市場。例如在一些出版物中，對外國殖民侵略者在中國留下的歷史文化痕跡歌功頌德，鼓吹殖民統治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更有甚者在一些影片中，對於日本侵略者不但不予以控訴，反而將其罪行虛化，去展現其所謂人性的一面。除美化殖民統治之外，為漢奸、賣國者、反動人物辯護、翻案似乎也成了一種時尚，例如為李鴻章翻案，為慈禧正名﹔美化漢奸，貶低抗日青年﹔一些歷史類讀物更在關於蔣介石、汪精衛、張作霖等人物的評介上，通過選取、夸大歷史碎片，採用與主流相反的敘事方式為民國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翻案、正名，把原本背叛人民的獨裁者、軍閥塑造成民族脊梁的形象。此外，某些漢奸的著述更是直接得以出版，例如胡蘭成，一個曾效力汪偽政權的漢奸，而今他的著述不但公開出版，而且經過商業化包裝、推介，更在文化市場上獲得一定的追捧。

三是戲謔歷史人物，抹黑革命英雄。受20世紀港台影視文化中的戲說、無厘頭等創作風格的影響，內地的一些制作單位或個體為了獲取市場，也紛紛開始效仿。最先的做法是以不嚴肅的方式，制作出娛樂化的影視類古裝片。這類古裝片由於存在大量與史實相悖的地方，而且傳播君臣文化，所以在播出之時就受到許多社會輿論的批評。然而，這樣的片子畢竟尚未觸及原則底線，且收視率、經濟效益較好，也就被當作新的影視創作方式來看待和接受。不過，這樣一來就等於開了口子，文化市場上消費歷史，把歷史人物形象世俗化、戲謔化的傾向逐漸明顯。在此影響下，各種驚人的低俗文化創作紛紛登台亮相：宋代包拯在某話劇中被惡搞成了垂涎美色的無恥之徒﹔花木蘭的形象成了捧著燒雞、滿嘴胡話的“大傻妞”﹔三國關羽的形象在網絡游戲中竟成了性感化打扮的女性。不但如此，一些心術不正之徒更通過模仿此類惡搞，學會了抹黑人民英雄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方法。一時之間，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雷鋒等凡是構成國家價值信仰的英雄，似乎都成了可供消遣的素材，相關的搞笑微電影、段子、騙點擊率的網絡文章層出不窮。雖然這些東西由於太過低俗，目前不太可能出現在電視或正式出版物上，但是由於互聯網、新媒體這樣的文化載體的存在，相當多的人依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被動式的接收。

四是徹底否定階級斗爭。而今，在小說、影視類文藝作品中已經很難看到正面歌頌人民群眾反抗剝削階級壓迫的內容。在一些作品裡，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或群眾運動的意義被徹底否定，一描寫太平天國就是“殺戮成性”、“荒淫”、“內斗”﹔一談李自成，就毫無根據地瞎編其與陳圓圓的緋聞﹔一講八國聯軍侵華，就怪罪於義和團運動。甚至在一些網絡歷史專欄文章裡，“引經據典”大談民國時期工人的工資收入甚高，待遇如何如何等，大顯誘導讀者之能事，讓人產生近代工人運動並不具有歷史必然性的聯想。此外，一些新拍的革命歷史劇在重現解放戰爭背景時，也存在既不展現階級矛盾，又不擺明階級立場的情況，仿佛這只是一場由國共兩黨的利益爭斗導致的戰爭，成王敗寇而已。

五是消極評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尋求自身解放乃至探索、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運動。各國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基礎，同時，獨立自主地立足於本國具體實際開展斗爭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部分。然而，由於西方觀念的影響和滲透，除嚴肅的學術著作外，現今相當一部分歷史讀物、影視節目作品都不能給共產國際以正確的評價，而是把它和“空想”、“激進”、“瞎指揮”的概念畫等號。縱觀文化市場，為二戰時期美國“飛虎隊”歌功頌德的刊物、節目不少，相比之下對共產國際在抗戰中給予中國的幫助卻往往少提或不提，而像蘇聯的肅反運動、尼古拉二世之死等問題卻成了出版圖書或制作節目的噱頭。

如果說前面第一和第二階段，文化市場上的歷史虛無主義還集中在以知識分子為讀者和受眾的文化產品中，到第三個階段情況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這個階段，由於新媒體的參與，歷史虛無主義文化產品的受眾是數以億計的，這樣大范圍、全方位的傳播，對人民群眾的歷史認知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危害也更大。

黨的十八大之后，文化市場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正在得到有效遏制，但戰斗還未有窮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