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是十四年抗戰倡導者先行者組織者
核心提示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僅僅體現在八年抗戰中，而且貫穿於十四年抗戰的始終。面對日本軍國主義陰謀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中國共產黨率先從民族大義出發，果斷站在反法西斯戰爭的前沿，挺起民族脊梁，擔負起中國抗戰倡導者、先行者和組織者的歷史使命，不愧為中華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率先擎起抗戰旗幟 持續凝聚民族抗戰精神
中國共產黨長期關注東北形勢，心系國家和民族安危。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制造的鐵路爆炸聲和進攻北大營的炮聲，使中共滿洲省委敏銳意識到，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9月19日，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了連夜起草的《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這是“中國抗戰史上、也是二戰史上受侵略國家向法西斯國家發出的第一個宣言”，是中國開始抗戰的“法理依據”。而且，身居前線的中共滿洲省委還連續6天“不間斷”地發出抗日救亡的“最強音”。
中共中央從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連續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等十多份重要宣言和決議。這些文件分析和揭露了日本欲佔領中國東北進而侵佔全中國並稱霸亞洲和太平洋的陰謀，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捍衛國家和民族獨立的嚴正立場，號召全國民眾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更指出世界大戰的危機迫在眉睫，呼吁“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1932年4月15日，成立還不到半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對日宣戰，這比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早了9年。
盡管當時才剛剛誕生10年，且又處在國民黨政府對外採取不抵抗政策、對內瘋狂“剿共”的復雜形勢下，但中國共產黨義無反顧地在第一時間擎起抗戰旗幟，成為中國十四年抗戰的首倡者和實踐者，表現出一個先進政黨的家國情懷與擔當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十四年抗戰中流砥柱作用的最早體現。中國共產黨富有預見性地對世界局勢所做的判斷，同樣具有前瞻意義和警示作用。當國民黨軍隊在不抵抗政策影響下節節敗退的時候，當西方大國為一己私利大興綏靖政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民族先鋒和世界先導。
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精神動員和思想宣傳，堅持領導進步文藝團體和藝術家“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積極創作抗戰文藝，鼓舞人心，提振士氣。傳唱至今且已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初期貢獻的最杰出的抗戰文藝精品，因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而成為中國抗戰的靈魂象征。《義勇軍進行曲》為凝聚民族抗戰精神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動力。
率先組建抗日武裝 持續踐行抗日統一戰線思想
“九一八”事變引燃中華民族自衛戰爭的烽火。中國共產黨不僅“率先在東北嘗試運用抗日聯合戰線的策略開展抗日斗爭，使遼闊的白山黑水成為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直接對日作戰的第一個戰場”，而且在實踐中逐漸探索出全面抗戰、長期抗戰、人民戰爭、游擊戰爭、根據地建設等重要戰略思想和戰術經驗。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抗日義勇軍在第一時間自發興起，參加階層之廣泛前所未有，已經“具備聯合作戰的雛形”，可謂抗日統一戰線的最早萌芽。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派遣劉瀾波、金伯陽、王仁齋、李延祿等200多名黨團干部深入義勇軍加強指導工作，一方面積極組建獨立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從1932年起先后創建10多支抗日游擊隊，如楊靖宇領導的磐石游擊隊、張甲洲領導的巴彥游擊隊、馮仲雲領導的湯原游擊隊、趙尚志領導的珠河游擊隊，等等。游擊隊廣泛吸收各種反日力量，同樣具有抗日統一戰線性質。而且，相較義勇軍，游擊隊有集中統一的組織領導，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嚴明的軍事紀律，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戰斗精神，因而“逐漸成為東北抗戰的主體”。
偉大實踐無不源於偉大思想。“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三天，中共滿洲省委、共青團滿洲省委聯合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佔領滿洲告全滿洲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主旨在於團結各族同胞共同抗擊日本侵略。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統一戰線思想的最早文獻，可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的源頭。1933年1月17日，毛澤東、朱德發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願意在武裝民眾等3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該宣言被稱作“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發展的一塊基石”。時隔九日，中國共產黨在《一二六指示信》中“首次明確提出在東北組織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這樣，從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以紅色游擊隊為基礎，聯合各種反日力量，相繼建立起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到第六軍。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已經完全成為東北抗戰的中堅力量。同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也逐漸展開與國民黨愛國軍隊及其他抗日武裝的合作抗戰。
1935年，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和《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先后發表，正式確定全國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總路線。1936年底，進一步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從而“揭開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新篇章”。同年2月，東北抗日聯軍開始建軍建制，這是完全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堅持斗爭時間最長且創造了無數勝利戰果也付出了慘重犧牲的一支鐵血部隊，其英名彪炳史冊。
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統一戰線旗幟，推動東北義勇軍、抗日游擊隊、人民革命軍乃至東北抗聯前仆后繼、輾轉承接。這一過程既反映了中國抗戰的人民性，也証明了中國抗戰的長期性。另外，游擊戰和根據地建設相輔相成，同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前六年抗戰取得的重要經驗。根據地設立的學校、兵工廠、醫院、倉庫、被服廠以及密營等，為游擊戰和持久戰提供了必要依托。
總體上，十四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不僅率先組建獨立領導的抗戰武裝，而且一直模范踐行抗日統一戰線思想，統戰對象和統戰范圍不斷擴大，戰略戰術經驗也不斷豐富。經過前六年的運籌帷幄和戰場角逐，全面的全民族抗戰形勢漸趨形成。“七七”事變爆發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全民族抗戰迅速興起成為必然之勢。
率先促成國際聯合 持續推進國際反法西斯斗爭
20世紀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逆流成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反對和抵抗法西斯侵略成為世界性主題。中國共產黨面對世界形勢的變化，先期探索了國際反法西斯聯合斗爭的理論和實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應有的大格局、大戰略。
1931年底，沈陽“九君子”與英國友人精誠合作，搜集完成了日軍侵華罪証材料TRUTH，他們以此為依憑展開國聯外交，從而使日本的侵略行徑“大白於天下”。1933年2月，在國聯特別大會上，42個國家一致表決，構成國際社會聯合制裁法西斯侵略的早期壯舉。參與這場民間抗日外交的除了中共黨員，就是和中共有密切聯系的知識界名流，中共滿洲省委也給予大力支持，“九君子”重要成員鞏天民還是沈陽黨史上最早的五位黨員之一。這場抗日外交，國際聯合程度固然有限，但確是有益的嘗試，表明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思想在實踐中已擴大到國際層面。1936年，東北抗聯的建立則表明國際合作反法西斯已從外交環節發展到軍事行動。抗聯后期與蘇聯紅軍的有力配合，更加表明國際反法西斯合作走向縱深並愈加成功。
國際進步力量形成反法西斯合力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世界范圍內“和平不可分割”的本質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不僅率先嘗試了國際聯合反法西斯斗爭模式，還多次提出國際合作理念。比如，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要“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做友軍﹔1936年，毛澤東同志在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指出，“東方的和平與戰爭是一個世界性問題”“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等等。
國民黨政府還在企圖依賴國際調停而迫使日本退兵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已經以主動姿態積極調動國際正義力量共同抵制法西斯的侵略擴張，不僅宣傳了中國抗戰，也贏得了國際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在1935年世界各國65個政黨510名代表出席的共產國際七大上“受到無比的尊敬和贊揚”。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國際聯合反法西斯理念繼續發展，加上中國世界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的地位以及國民政府的推動，終於促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從而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后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綜上可見，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前六年抗戰的主導和中堅，而且是十四年抗戰的倡導者、先行者和組織者。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中國共產黨依然從民族大義出發，迅速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共赴抗日戰場，正如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教授所言，“在抗日戰爭從局部抗戰走向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盡管當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和武裝力量還很弱小，卻承擔起了抗日民族先鋒的歷史責任，表現出了對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重大使命擔當”。
（作者系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