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實歷史研究的微觀基礎——以革命史研究為例

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界經過撥亂反正，逐漸告別以“階級分析方法”為代表的“左”傾模式，並肅清了“影射史學”的錯誤影響﹔隨著社會史等多種新興研究范式和“文化熱”“國學熱”的興起，史學研究的熱點和重點也逐漸由聚焦重大歷史問題、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的“宏大敘事”，轉向更加關注下層社會生活和具體問題的微觀研究及個案研究，有力地促進了史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然而，在對中國近代革命史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的反思中，沉寂已久的歷史虛無主義又成為某些學者所謂的“利器”。對於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中共黨史的“碎片化”解構和所謂重建，就是虛無主義在史學研究領域的具體表現之一。其主要特征就是孤立地割裂地認識具體的歷史問題，運用某些所謂的歷史細節來否定和顛覆歷史，不斷傳播錯誤觀點。同馬克思主義歷史地聯系地發展地辯証地認識歷史問題的理論方法背道而馳，在對若干具體歷史問題的認識上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混亂。因此，我們應該在大力加強宏觀理論問題研究的同時，進一步夯實具體問題研究的微觀基礎，切實消除虛無主義的不良影響。 

一實事求是地說，在對一些歷史問題的認識上，以往確實存在個別“失實”的現象。如，在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在戰役和戰斗進行過程中，由於鼓舞士氣的需要，對於戰果的宣傳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夸大一些（一般加倍，“國軍”方面甚至高達10倍），而對戰爭造成的損失則會採取一定的回避態度和其他“策略”說法。又如，在征兵動員、戰斗動員時，出於階級感情和宣傳效果的需要以及其他考慮，有些事情會有所夸大，也在所難免，可以理解。特別是在一些文藝作品中，在特定環境和歷史條件下，拔高正面典型和矮化、丑化反面典型的現象，幾乎同時存在，人們也早已司空見慣。這些所謂的“失真”“失實”，主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於革命斗爭需要和策略考慮等造成的，或逐漸形成的。比如，1937年9月平型關大捷之后和1940年10月關家垴戰斗之后，戰績報告就出現幾種不同說法等問題（參見楊奎鬆著《“中間地帶”的革命》第357、414—415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后來，才做出了相應的規定，提出明確的要求。如，1944年3月21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劉少奇聯名致電八路軍總部、山東軍區、晉西北：“查我軍戰報，多年沿用加倍數目發表的辦法，用以擴大影響，但此種辦法，對群眾為不忠實，對黨內造成虛假作風，對敵人則引起輕視，對外界則引起懷疑。嗣后，我軍公布戰績的數字一律不准擴大，均發表實數。望轉令所屬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集》第21冊，第10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國民黨史研究專家王奇生指出，抗戰時期，國民黨、共產黨和日軍均存在對傷亡數字的策略化宣傳現象，只是“日軍和中共軍隊一般會將內部報告和對外宣傳區別對待，內部報告較為真實，而國軍則內部報告亦不可靠”。“國軍”謊報戰績、虛假宣傳之夸張、荒誕，不僅招致了張發奎、徐永昌、何成濬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乃至蔣介石的不滿﹔甚至曾經出現有人在向最高軍事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匯報時，因過於“虛妄”，“在場諸人均笑斥之”的情景。戰報不實、宣傳過度，不僅遭到西方記者和媒體的譏諷、盟國的訾議，也使中國民眾“多存疑問”﹔不僅影響到外交官爭取外援，也嚴重損傷了政府的公信力。（參見王奇生：《抗戰時期國軍的若干特質與面相——國軍高層內部的自我審視與剖析》，《抗戰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5-128頁。）然而，在新的歷史時期某些“失真”、“失實”的遺留問題，並沒有得到及時清理和更正。在戰爭年代或強調階級對立的時期，這些歷史個案中“失真”“失實”的負面影響被降到了最低，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追求歷史真實的願望日益強烈，原來某些程式化的做法也早已不合時宜。 

上述“問題”或存在的不足、缺陷，本該及時進行清理或糾正，但因種種原因並未徹底得到妥善處理，以至於給歷史虛無主義者留下可乘之機。在思想領域，對於歷史上一些具體問題的“失真”“失實”，被歷史虛無主義者不斷地惡意夸大、放大。他們不顧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和客觀情況，隔斷歷史內部的聯系，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這些問題。主要是採取攻其一點、不顧其他的辦法，以揭露所謂歷史“真相”為噱頭博取眼球，借機達到抹黑英雄人物、歪曲歷史的目的。其中，“碎片化”的拼湊和再現歷史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成為歷史虛無主義者慣用的手段。他們一方面將“碎片化”的歷史進行簡單拼湊，以論証其推斷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過“碎片化”的呈現欺騙人民群眾，造成一種論從史出的假象，迷惑了不少青年學生，乃至部分專家學者。 

二作為一種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有文化、學術、文藝、輿論等多種表現形態。其中，學術形態是基本形態。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由於慣性使然，仍有一些研究者隻注重從宏觀方面闡釋歷史問題，輕視乃至忽視基礎研究和微觀研究。有的專家學者，甚至理論工作者不僅未對“碎片”和“碎片化”加以區分，還將二者等同起來﹔有的甚至認為隻要研究“碎片”式微觀問題，就難免會導致“碎片化”。毫無疑問，微觀研究會產生“碎片”，甚至是大量的“碎片”，但“碎片化”和“碎片式”研究卻存在本質不同。“碎片化”是不顧歷史事實和歷史規律，否定歷史內部聯系，以所謂的細節研究否定和顛覆歷史，通過虛無歷史，尤其是共產黨的歷史，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研究。不僅偏離了歷史研究追求真相、真理的本質要求，而且造成顛倒是非、混淆視聽的惡劣影響。“碎片式”的微觀研究，以深化、細化整體歷史為目的，更關注總體歷史的局部，從“碎片”出發，去探究歷史真相，揭示歷史真理，是推進歷史研究向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的一條重要路徑。隨著研究的深入，“碎片”中的一部分被擠壓濃縮成為知識的積累，更多的“碎片”則會被整合到“整體”之中，進而發揮豐富歷史內涵，以小見大還原歷史真相的作用。 

中國史學研究素有“以小見大”的優良傳統和追求。史學大家陳寅恪善於“以小見大”，“從別人不注意處發現歷史的關節點，通過聯系分析，揭示出有關歷史演變的重大問題。又善於推求變化之故，從聯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認識。”（陳其泰：《陳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6期，第35頁）深受陳寅恪影響的隋唐史研究名家唐長孺，也深蘊“以小見大”之妙，並與陳寅恪先生共同演繹了《桃花源記》研究的一段佳話。又如，海外著名學者黃仁宇所著《萬歷十五年》，就是一部被公認的“以小見大”的重要著作。可以說，“以小見大”的歷史研究路徑，在還原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不斷地一次又一次被証明過。 

三然而，一個時期以來，輕視、忽視微觀研究的基礎作用，過於強調理論闡釋而缺少翔實史料支撐的現象並非鮮見﹔採用不准確或是以訛傳訛的數據來論証觀點的現象，仍然時有發生。空洞的說教和缺乏根基的“研究”，一方面觀點陳舊，另一方面又缺少必要的支撐，因而缺乏說服力，難免被質疑和懷疑，令人厭倦、反感。如果長此以往，尤其是空洞的說教又被不斷地重復、強調，不僅不利於消除“疑慮”，反而會加劇懷疑，甚至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給歷史虛無主義者造成可乘之機。 

隨著學術界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深入剖析和深刻揭露，人們逐漸認清了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和危害性，充分認清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針對歷史虛無主義通過歪曲“史料”進而歪曲歷史真相的現象，不僅要梳理清歷史上的“失真”“失實”與歷史虛無主義的關系，樹立正確的歷史觀，而且要通過夯實歷史研究的微觀基礎等得力措施，逐步消除“碎片化”的影響和危害。 

微觀研究一般都是從具體的小問題出發，選取一個典型區域或事件，進行抽絲剝繭，其結論雖也是局部性的，但它與整體研究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系。特別是當微觀研究能夠以小見大的時候，其學術價值更加凸顯出來。當若干微觀研究作為宏觀問題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宏觀問題研究服務或者圍繞宏觀問題研究展開時，微觀研究便被宏觀研究中的某些問題鏈接起來，不僅能夠驗証宏觀的整體的研究成果，而且能夠恰如其分地彌補整體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使宏觀研究或整體研究得以深化，從而有效地克服“碎片化”錯誤傾向的不良影響。因此，革命史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不僅要注重對歷史的宏觀闡釋，同時也要潛心進行微觀研究。近年來，一些學者把革命史和鄉村史等結合起來，關注黨的政策和基層社會的多重互動關系的研究，為中觀、宏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績。 

總之，惟有夯實革命史研究、黨史研究的微觀基礎，對存在爭議的某些“問題”或某些“失實”“失真”的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才能切實避免“碎片化”，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細節和真相。惟有以大量具體的微觀史實為依據，認真清理“失實”“失真”的歷史問題，才能真正做到釜底抽薪，徹底驅散歷史虛無主義的陰霾。 

（作者單位：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