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黨代會的109個歷史細節

在我們黨90多年的歷史中，已召開過十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黨代會）。每次黨代會，都是在當時形勢發展的重要時刻召開的，研究了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在黨的發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本書入選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2017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

1940年5月，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長子、時年31歲的李葆華，策馬急奔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作為中共晉察冀邊區委員會常委兼組織部部長，李葆華當選為黨的七大代表。在趕赴盛會的途中，他和戰友遭遇日軍伏擊，一名代表墜入深溝壯烈犧牲。

“為了開黨代會，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在今天看來，簡直無法想象。”62年后，十六大召開前夕，已是滿頭華發的李葆華深情地說，“為什麼大家這樣冒死也要去開這個會？因為黨的代表大會實在太重要了，它往往成為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轉折點。”

黨代會召開的時間間隔，從建黨早期大致每年一次，到17年、11年、13年、4年一次，再到黨的十二大后固定每5年一次﹔黨代會的會址，從上海、廣州、武漢，到莫斯科、延安，最后到北京——這種時空變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從小到大、從秘密到公開、從幼稚到成熟、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歷程。黨代會是黨的發展進程中標志性的事件，是黨的歷史的重要節點。回顧黨代會的歷史，也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回顧黨的歷史。

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一次的召開背景都大不相同，每一次的會前准備都異常復雜，每一次的進行過程都各具特色，每一次的歷史影響都非同尋常……

黨代會是黨內各方面代表的大聚會，是代表們展現性情和才智的大舞台。他們在這裡交流思想、碰撞火花，總結過去、規劃未來。歷次黨代會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走向，與此相關的人和事是中國人說不盡的話題：曾激揚青春、指點江山的年輕人，后來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初掌政權的政治力量，面對內外重重困局，怎樣突圍？

可以說，不了解中國共產黨，就不了解近現代以來的中國﹔不了解歷次黨代會，就不了解中國共產黨。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對黨代會研究情有獨鐘。一直想寫一本書，告訴人們一些以前不知道或沒注意到的內幕細節，挖掘一些或著名或普通的歷史人物在黨代會上的表現，探尋一些重大決策出台或突發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同時力求突出現場感，使讀者對黨代會有一個比較立體全面的感知。這樣，就有了《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這本書。我從每次黨代會中大致選取4-11個問題，十八次黨代會共選取109個問題，包括重點、疑點和難點問題，以及新史實新材料的披露。

比如，關於黨的一大，本書從以下這些問題著手，進行講述：為何黨的誕生紀念日定為7月1日﹔一大的13位代表是怎麼推選出來的﹔為什麼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參加一大﹔最年輕的一大代表才19歲﹔一大中就有所謂“‘左’和‘右’兩種傾向”嗎﹔一大曾熱烈爭論共產黨員能不能“當官”的問題﹔一大上海會議期間中途闖入會場的中年男子到底是什麼人﹔在中央局選舉中劉仁靜投了主要論爭對象李漢俊一票﹔持續90余年的未解之謎：有關一大閉幕日期的研究和爭論﹔等等。

再如，關於黨的十八大，本書共講述了10個問題：農民工代表第一次以群體形象出現在黨代會上﹔十八大報告是如何誕生的﹔開放的大會：黨代會歷史上記者人數首次超過代表人數﹔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字之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習近平：我們一定要“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八大黨章修正案對黨員、黨的干部和黨的基層組織等提出新要求﹔十八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砥礪奮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辟治國理政新境界。

在設計書中這109個問題的時候，我反復修改推敲，頗費了一番心思。在問題的選擇上，堅持選取那些“好的問題”。何謂“好的問題”？第一，能引起讀者非常真實的好奇心﹔第二，不能太過寬泛或者太過具體，最好是看似不大的題目卻蘊涵較重大歷史意義和包含較大信息量﹔第三，不能僅僅局限於黨代會本身，還要包括會議背景、后果等相關延伸內容﹔第四，每次黨代會的幾個問題，要體現出這次黨代會的主要特點和鮮明特色﹔第五，十八次黨代會的109個問題，每個都能獨立成篇，全部串在一起，又基本能做到首尾相連、環環相扣，大致勾勒出一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簡史。

關於問題的解讀，盡量避免生硬死板的教科書式的口吻，嘗試用故事式寫作手法，重拾鮮活生動的真實細節。我給自己確立的解讀原則是：大視野，小細節﹔堅持用事實說話，立足原始檔案資料，體現最新黨史研究成果﹔抱著與讀者共同探討問題的心態，能解讀多少就解讀多少，能說到什麼程度就說到什麼程度。

比如，1925年召開的黨的四大，第一次將支部明確為黨的基本組織。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對支部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一是規定了支部設立的基本原則。要求“凡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二是規定了支部的設置標准。強調支部的設置應以產業和機關為單位，如不能以機關為單位組織支部時，則可以地域為標准。這就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原則，即按照生產單位、工作單位和群眾居住點來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這樣，就使得黨的組織基礎放在社會組織的最基層，從而同廣大群眾保持著最直接的聯系，黨才能團結和動員人民群眾，保証黨的政治主張和各項政治任務的順利完成。三是規定了支部的工作任務和職責。四是規定了支部的組織制度。五是規定了支部的活動方式。“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須開會一次，由支部書記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組之支部，其小組每星期至少須開會一次，由小組組長召集之﹔至支部全體會議，至少須每月舉行一次。”四大把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本組織，對支部建設作出具體規定，這為隨后1926年黨中央提出“一切工作歸支部”，黨的五大第一次在黨章中將支部單獨列為一章，直至黨的七大提出黨支部的“戰斗的堡壘”作用，奠定了基礎。

再如，黨的五大選舉產生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機構。據鄭超麟回憶，他是與陸定一做伴去武漢參加五大的。他們乘坐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70多年后，鄭超麟還對一位裝扮成魚行老板的“戴眼鏡的老頭子”代表記憶猶新：“老頭子攜帶他的老伴兒以及四五個兒女，說是到漢口做生意的，他本在南京什麼地方開魚行。我們問他魚的市價，問他哪種魚味道最好。他就是王荷波。他的第三個弟弟王震東，在船上不同他打招呼，鋪位隔得遠遠地。我同王震東在甲板上散步，我說：‘你的哥哥真像魚行老板。’”就是這位“魚行老板”，成為黨的歷史上首位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這也是黨的五大另一個鮮為人知卻又意義非凡的“第一”，那就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標志著黨的紀律檢查制度的創立。王荷波、張佐臣、許白昊、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楊培森、肖石月、阮嘯仙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0位同志都是工農運動和革命斗爭中久經考驗、在群眾中擁有崇高威望的黨的領導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相比於5年前的《黨代會現場：99個歷史深處的細節》，新出版的《黨代會歷史細節：從一大到十八大》內容更豐富、脈絡更清晰。除了把十八次黨代會放在黨的整個歷史發展大背景中進行考察，力爭每次黨代會的重點內容不遺漏，交代清楚每一次黨代會的前因后果，深入分析十八次黨代會之間的聯系和發展，以黨代會串聯起黨的發展簡史等特點外，還特別注意黨史上的幾個重要線索，照顧到幾條縱向線條的完整性。比如，除了體現黨的不懈奮斗史，還充實了黨的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這兩條主線﹔黨的不懈奮斗史的三個偉大歷史貢獻，黨的理論探索史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黨的建設史的兩個偉大工程等，都有交代。補充了一些珍貴歷史圖片，包括剛剛在俄羅斯檔案館發現的首次面世的武漢中共五大會議現場、2016年在俄羅斯莫斯科恢復重建的中共六大會址常設展覽館會場和外景、上海中共四大紀念館外景、廣州中共三大舊址考古發掘現場等。

現在讓我們一起，翻開這本書，在歷史的密林中，尋找一個個“路標”，走進黨代會，探尋歷史深處的細節，解答心中的疑問。

（李穎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

原載：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