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毅：正確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歷史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將舉辦盛大的閱兵式。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進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著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那麼，確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意義何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具有哪些偉大意義？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又是如何表現的？正確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對於我們進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什麼樣的作用？帶著一系列問題，本刊記者採訪了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第一教研室主任盧毅教授。

記者：盧教授您好！2014年2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您認為確立這一紀念日的意義何在？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所具有的偉大意義？

盧毅：首先要說明的是將9月3日確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由來。1945年8月15日，日本廣播天皇終戰詔書，這實際上意味抗日戰爭已經取得了勝利。但從法理上講，戰爭勝利還要以投降書的簽字即投降法律手續的完成為標志。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軍投降的儀式在東京灣密蘇裡號軍艦上舉行。9月3日，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勝利。1946年國民政府又形成決議，以每年9月3日作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當時成立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即以此命名。

新中國成立后，政務院於1949年12月23日頒布《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一度將8月15日作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51年8月13日，經各界人士建議，政務院發布通告改定為9月3日。此后，這一紀念日就一直延續下來。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正式以國家立法的形式確定了這個日子。

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確定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決定就指出，為了牢記歷史，銘記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緬懷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英勇獻身的英烈和所有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人們，彰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國人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共同奮斗，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每年9月3日國家舉行紀念活動。

而之所以在去年正式以國家立法的形式確立抗日戰爭紀念日，並決定今年9月3日舉辦閱兵式，還有著深刻的現實考慮。這表明紀念抗日戰爭勝利，集中反映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意志，意在使人們更好地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這既是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嚴正警告和震懾，打擊其囂張氣焰，同時也為整個國際社會敲響警鐘：應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如果任由日本右翼篡改歷史，掩蓋侵華真相，在整軍備武的道路上繼續狂奔，損害的將不僅是地區穩定，更是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關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意義，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認識和理解。

第一，抗日戰爭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贏得了重要的歷史契機。鴉片戰爭后，曾在人類文明史上長期輝煌的中國跌進了積貧積弱、飽受欺凌的最低谷，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列強幾乎都侵略過中國。它們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災難，使中國陷入了黑暗的歷史深淵。對此，中國人民曾前仆后繼，頑強抗爭，然而所有這一切斗爭都失敗了。正如毛澤東指出：“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告終。”但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屈服，而是一次次重新整裝出發。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終於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抗日戰爭的勝利，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將長期給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造成巨大危害和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徹底驅逐出中國，並收復了日本從中國竊取的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神聖領土，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徹底洗刷了近代以來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恥辱，為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畫上了句號，為實現民族獨立創造了條件。從此，再也沒有任何侵略者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肆虐，中華民族的歷史揭開了嶄新一頁，開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歷史征程。

第二，抗日戰爭的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抗日戰爭既是一場中華民族挽救民族危亡、奮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斗爭，又是一場抵制日本擴張、反對法西斯荼毒人類的偉大戰爭，從一開始就具有捍衛人類文明、維護國際和平的世界意義，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正如毛澤東所言：“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們的敵人是世界性的敵人，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抗日戰爭開展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在德、意、日法西斯勢力相繼崛起，世界和平受到嚴重威脅的形勢下，中國人民最先舉起了反抗侵略的旗幟，揭開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斗爭起到了鼓舞和先導作用。全面抗戰期間，中國又長期牽制與抗擊了日本的主要兵力，遏制和延緩了其“北進”侵蘇及“南進”太平洋的步伐，制約和打亂了日本與德意法西斯的配合圖謀，在戰略上有力策應和支援了盟國作戰。此外，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盟軍對日作戰的重要后方基地，還為盟國提供了大量戰略物資和軍事情報。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著抗日戰爭的開展和勝利得到顯著提高，並對世界戰后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1942年元旦，中國與美英蘇三國領銜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這標志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也表明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四大國之一。同年10月，美英等國先后宣布廢除與中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徹底宣告了中國屈辱時代的結束。此后，中國又參與制定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反法西斯的國際法規性文件。為鞏固戰爭勝利成果，維護戰后世界和平，中國還參與籌劃創建聯合國的工作，並與美英蘇三國共同發起旨在制定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從此，中國開始以能承擔國際責任的大國身份重新走向世界，中華民族開始以能掌握自身命運的堅毅形象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政治力量的對比，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明了歷史的發展方向。抗日戰爭不僅是一場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戰爭，同時也是一場追求民主與進步的深刻社會變革。在抗戰期間，毛澤東即曾強調：“中國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務，主要是反對侵入國土的日本帝國主義，而民主革命任務，又是為了爭取戰爭勝利所必須完成的，兩個革命任務已經聯系在一起了。”而在完成這兩項革命任務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了引領時代潮流的關鍵作用。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以其卓越的表現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擁護。許多中國人特別是民主黨派，正是通過對這場戰爭的實際觀察，才真正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並自覺團結在她的周圍。經過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壯大，全國黨員從1937年的4萬人增加到120萬，軍隊從5萬余人發展到120萬，根據地從陝北一隅增至19處，控制人口從100多萬擴大到1億余人，真正實現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一躍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主角，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相反地，國民黨卻在愈演愈烈的腐敗中逐漸喪失了人心。這種政治力量的消長和人心的向背，直接影響了戰后中國的政治格局和歷史走向。抗日戰爭勝利后隻用了短短4年時間，中國共產黨就領導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走上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嶄新道路，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總之，抗日戰爭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為中華民族由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確立了歷史轉折點。

記者：近年來，我們注意到社會上存在一種傾向，即否定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巨大推動作用。對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能否請您結合史實做一個客觀的評析？

盧毅：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政治上，積極倡導、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首倡者。1935年，在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而奮斗。這標志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又積極支持和協助張學良、楊虎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使這一事件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等五項國策，並作出了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改工農政府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導，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導等具有重大讓步性質的四項保証，促成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接受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的決議。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又立即向國民黨提交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重申了這4項保証，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誠意。9月22日，國民黨發表這一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國共合作團結御侮的必要。至此，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極倡導和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還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始終努力維護統一戰線。1941年，國民黨制造的皖南事變使新四軍遭受了慘重損失。但中共中央面對這一嚴峻的事態，仍然以抗日大局為重，未與國民黨破裂。皖南事變的發生及中共的應對，使共產黨得到全國人民、中間階級和國民黨內正義人士的普遍同情。在國際上，蘇、美、英等國也反對國民黨這種做法。面對如此形勢，蔣介石不得不表示決不再有“剿共”的軍事行動。經過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國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第二，軍事上，中國共產黨開辟的敵后戰場消滅和牽制了大量敵人。八年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縱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運用劣勢武器開展游擊戰爭，累計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軍52.7萬余人，消滅偽軍118.6萬人。解放區軍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犧牲，部隊傷亡60余萬人，平民傷亡890余萬人。敵后戰場的英勇作戰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成為促使國民黨抗戰到底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抗日戰爭的堅持和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對敵后戰場的作用，當時的一些外國觀察家曾經予以充分肯定。1944年，美軍觀察組通過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考察，向國內報告：“7年來，共產黨人牽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國的軍隊﹔7年來，共產黨人在華北抵御日本人的堅決而組織嚴密的大規模進攻，成功地保衛了大片地區。”與此同時，中外記者團也對延安和晉綏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採訪。歸來后，美聯社記者斯坦因寫道：“從我所見到的一切証據來看，我的結論是：延安所說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

日軍對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抗戰也有詳細記載。早在1938年，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情報部門便斷定：“今后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1939年，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也承認：“今后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方面軍的討伐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1940年，華北日軍又一再驚呼：“共軍對我佔領區的進犯越來越頻繁，已成為今后肅正工作上最嚴重的問題……有鑒於此，今后的討伐肅正的重點必須集中指向共軍，全力以赴，務期將其全殲。”“共軍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擊戰的主力。因此，佔領區內治安肅正的主要對象，自然是中共勢力”。1941年，他們再次強調：“在1941年度要徹底進行正式的剿共戰，已經成為空前未有的大事。”1942年，華北方面軍又說：“治安肅正的重點，應放在以剿共為主的作戰討伐上”，“蔣系軍隊一直處於頹勢……據此，方面軍將工作重點置於對共施策上，進一步針對實際情況，予以加強”。到1944年初，他們更是宣稱：“隻有對於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后的重要使命。”毫無疑問，這些來自敵人、把中共軍隊視為主要對手乃至“華北致命傷”的判斷，無不充分彰顯了敵后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說明中共軍隊絕非“游而不擊”。

對現在社會上特別是網上流傳的各種貶低中共抗戰貢獻的言論，我也注意到了。這些觀點打著“還原抗戰真相”的旗號，似是而非、混淆視聽，卻有不少人以訛傳訛，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事實上，這種傾向大多帶有濃厚的情緒化色彩，甚至連有些材料都是虛構的，根本沒有經過審慎鑒別，不少都存在史實上的硬傷和邏輯上的錯誤，在學理上是不難駁倒的。諸如“共產黨將領在抗戰中僅犧牲左權將軍一人”“共軍抗日八年僅斃敵851人”“洛川會議制定了‘七分自我發展、二分妥協、一分抗日’的內部指示”等奇談怪論和無稽之談，目前學界均已有駁斥文章，值得參看。

記者：正如您所說，如今社會上有很多貶低中共抗戰貢獻的言論，那怎樣才能正確有效厘清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觀點，以利於我們進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從而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歷史觀？

盧毅：對於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我是這樣看待的。首先應該分析它的成因，然后才能對症下藥。在我看來，近年來各種貶低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功績的言論之所以甚囂塵上，大致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一些人確實別有用心，蓄意抹黑中共歷史，另外還有不少人存在無知和偏激的情緒，而且喜歡隨意發表和傳播意見，於是難免失之於草率。其二，有關研究的缺位。我們過去雖然一再強調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大都自說自話，對那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缺乏有針對性的正面回應。今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就指出：“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在於正本清源。對那些貶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的言論，應主動出擊，加緊消除其負面影響。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辯駁和澄清時一定要有學理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避免隨意扣帽子和空洞批判，真正做到有理有據、以理服人，否則不但無濟於事，而且適得其反，容易引發人們的反感和抵觸。

如今，高校意識形態問題日益嚴峻，這就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認為，除了應該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有關思想動態，還必須著重考慮實際效果，確保在有研究的基礎上打有把握的仗，一味簡單說教是起不了作用的。總之，我們應根據世情、國情、黨情、輿情的變化，與時俱進，努力探索，不斷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新和發展。隻有這樣，才能牢牢守住意識形態的陣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