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視閾下口述史料價值與歷史虛無主義批判
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法是從歷史史實出發，以歷史史料為依據，實事求是。唯物史觀是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要做好親歷者頭腦中活資料的收集工作，抓緊組織開展實地考察和尋訪，盡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作為文獻史料的重要補充，口述史料最大價值是能夠反映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尤其是對於近現代、當代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以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讓歷史更生動、更鮮活、更有情感，是大眾更易於、更樂於接受的史料形式之一。但是，口述史料也有其主觀性、局限性一面。歷史虛無主義對待歷史的態度，違背實事求是的歷史研究准則，不尊重歷史，孤立、片面引用史料，任意打扮歷史、假設歷史，打著“反思歷史”“還原歷史”“重寫歷史”旗號，偏好口述史料，正是夸大利用口述史料這種主觀性、局限性一面，慣以某某人物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某某人告訴你不一樣的歷史等呈現形式，隨意曲解歷史、甚至篡改歷史，企圖消解主流意識形態。
一、歷史虛無主義唯心主義的研究方法及其對口述史料的“利用”
對於歷史史料的利用、取舍和把握的方法和態度，也就是歷史觀，對史料運用起決定性作用，也是決定歷史認知科學與否、正確與否的關鍵。有什麼樣的歷史觀就會有什麼樣的方法論，一定的歷史觀也是通過它的研究方法表現出來的。對待歷史事實的態度，是尊重史實的客觀性，還是任意為我所用，把歷史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和歷史虛無主義相區別的一個分水嶺。
歷史虛無主義採用唯心主義研究方法，不僅拋棄已有歷史研究成果，積極鼓噪重新撰寫所謂“真實”“客觀”的歷史，而且採用所謂微觀實証、新史料公布的“碎片化”手段“孤立、靜止地對待歷史”，“混淆歷史邏輯”，“為其所用地切換歷史場景”，來質疑社會歷史共識。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方法具有反唯物史觀、反科學的特征，主要採用否定和放棄階級分析法、否定和放棄全面客觀的史料分析法、夸大心理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孤立、片面地利用口述史料。
1.鼓吹所謂純粹客觀主義、“超階級”“超黨派”，否定和放棄階級分析法。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指出：“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頁）歷史虛無主義基於唯心史觀，在探索中國近現代歷史時，把“客觀公允”理解為“超階級”“超黨派”地分析研究歷史現象和歷史事件，不僅攻擊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而且把歷史過程歸結於人性的影響，歸結為人的觀念、視野、心理甚至性格等主觀因素的作用，結果離歷史真實越來越遠。如，有的以所謂“口述史”和個人“回憶”的方式，否定黨領導的“一化三改”，看不到它在奠定社會主義制度與開創人類歷史新紀元的重大歷史意義。
事實上，純粹的客觀主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階級社會裡，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具體的人，是具有一定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任何歷史口述者、研究者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場上、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一定的世界觀、歷史觀為指導來記錄、說明、研究歷史。口述者、研究者的立場和政治態度必然會影響到總體歷史觀，而且還直接影響到研究者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事件、人物的研究中的觀察視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想超然於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兩大歷史觀之外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隻有以科學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才能循著正確的認識路線不斷還原、不斷接近客觀的歷史真相，得出更加接近客觀歷史實際的結論。
2.鼓吹所謂微觀實証研究，搞歷史“碎片化”，否定和放棄全面、客觀的史料分析法。
歷史研究需要在充分佔有歷史材料的基礎上，對歷史材料進行分析篩選，去偽存真，然后才能從正確地（近似正確地）反映客觀歷史史實的真實材料出發，進一步深入下去，向著歷史的真理接近。歷史虛無主義在研究中，雖然採用史料分析法，卻存在三種錯誤。
其一，不是“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得出結論，而是片面地、選擇性地、按圖索驥地發掘史料。通常是以所謂“口述”“回憶”“揭秘”“重評”等形式，根據一兩個“碎片化”材料，對史料不辨析、不考証、不甄別，往往違背孤証不立的原則，以點概面、以偏概全。如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曾刊載一篇研究性長文，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言論就荒謬地認定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國民黨佔統治地位的領導是反資本家的”。
其二，“經常把文獻的歷史和現實的歷史當作意義相同的東西而混淆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51頁）往往根據所用史料的真實性，判斷所陳述的歷史的真實性。史料的真實只是為說明歷史的真實提供了必要條件，但僅此不夠。即使根據史料把握了歷史某個或者某些細節的真實，未必就能把握全局的真實。歷史學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史料的收集、整理與考証，還要從史料中找出各種史實之間的互相聯系，發現歷史的規律性，從而達到對歷史整體真實的把握。如，關於國史中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問題，《毛澤東的大飢荒》的作者不僅臆測出所謂“大躍進”時期全國受飢餓而死的總人數，為了歸罪於毛澤東，竟將上海會議上毛澤東1959年3月26日關於安排第二季度工業計劃、3月28日關於糧食購銷問題，與3月25日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這三個談話相混淆，將針對削減基建項目的內容“移花接木”為吃飯問題，從而炮制出毛澤東曾說過“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的謊言。
其三，斷章取義和篡改、偽造史料。偽造政治領導人物的日記，編造歷史，傳播謠言，是近年互聯網環境下歷史虛無主義者的一大慣用伎倆。如，近年來網上流傳“某領導日記啟封”一文，所謂的日記后來被機構或個人証實都是偽造的。但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並不死心，又接連炮制“胡績偉談某領導日記”等互作偽証，編造出許多抹黑攻擊胡耀邦、鄧小平等領導人的邪惡說法。又比如，有的利用所謂口述和回憶錄，極力渲染甚至編造“大躍進”期間發生的失誤，以証明中國共產黨不懂經濟，根本沒有抓經濟建設的能力﹔有的無限夸大某些歷史事件的“細節”和感受，涂黑歷史，欺騙善良人們的感情，甚至捏造出“餓死幾千萬人”的謊言，企圖煽起對黨的領導的不滿﹔有的以批判“文化大革命”為名，把黨和新中國的歷史說成是一系列“左”的錯誤的延續和疊加，以此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3.鼓吹還原論，夸大心理分析法作用。
近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追隨西方心理史學，搞研究方法的創新，在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上日益採用心理分析法，尤其是針對口述史料，較檔案文獻資料的嚴肅、刻板，具有生動的細節、豐富的情感和強烈的歷史帶入感，更是被解讀得“繪聲繪色”“像模像樣”。特別是在評價毛澤東上，一些研究通過對毛澤東幼年、少年活動的分析，毫無根據地得出其“心理陰暗”的結論﹔根據毛澤東的詩詞、言行、文章等等，把心理分析的模式生搬硬套，牽強附會地歸納出其有偏執型人格等結論，對毛澤東進行多個方面的污名化。在歷史研究中可以使用心理分析方法，但必須結合其他科學研究方法，特別是階級分析方法。口述史料作為歷史史料之一，具有口述者參與的局限性、情感的個體性、認知的差異性。因此，心理分析法隻能作為補充、輔助的方法，而不應成為主要方法。
二、辯証認識口述史料的價值與局限
1.口述歷史拓寬史料建構渠道，引起史學研究范式的更新。
口述史，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具有嚴格定義和規范的專門學科。“口述史是圍繞著人民而建構起來的歷史。它為歷史本身帶來了活力，也拓寬了歷史的范圍。它認為英雄不僅可以來自於領袖人物，也可以來自於許多默默無聞的人們”，“它把歷史引入共同體，又從共同體中引出了歷史”。（[英]保爾·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它把歷史學視為一門關於人、關於人類過去的科學，反對傳統史學局限於政治史的狹隘性﹔它主張史學研究應包含人類過去的全部活動，主張對歷史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綜合考察以從整體上去把握﹔在方法論上，它倡導多學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鄰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口述史恰恰在這些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法國有句諺語：“一個老人的離去，就是一座小型博物館的倒塌。”近年來口述歷史更進一步，不僅把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的行為，而且還把他們的願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歷史研究的主題。這不僅使史學研究的視角產生了根本變化，也使史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如，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用村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激發了史學界尤其是高校歷史系學生走向廠礦、農村進行歷史調查，撰寫“四史”的熱情。在“四史”編寫中，口述訪談、回憶成為較多運用的一種主要方法，尤其是家史，多著重於結合大的歷史背景，通過個人回憶反映時代面貌。
2.口述史料豐富了歷史信息記載，為全面、立體、客觀還原歷史和認知歷史提供可能。
口述史料以形象、生動、鮮活的特性，和文獻資料互為補充、互動互証。那些不僅來自領袖人物、也來自平民百姓和少數族群口述的人生故事，使史學家得以從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中，發掘出許多以往被忽略的側面，或者為傳統官私方文獻遺忘的段落。它使人們可以觀察到制度和結構以外的人性和他們的心態，這正是其他的史學研究方法難以企及而口述史特別擅長之處。這些親歷者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歷史地位，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幕有著比較准確的了解，並且使用了很多不對外公開的檔案資料，因此，不僅在史實方面比較可靠，而且往往含有很多獨特的資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3.口述歷史具有不可回避的主觀性、不可靠性和一定的驗証難度。
口述歷史是一項無法獨立完成的工作，必須由口述者和採訪者合作。在這個過程中，口述者同時立足於口述歷史的客體和主體兩個位置上，因此其在這項工作中擔任最重要的角色，但在這個過程中，口述者與採訪者的交談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側重點，口述者所訴說的事情中難免會帶有個人色彩，在對具體事物的評判上存在主觀誘導性描述、對現代認識產生指涉性分析。同樣，採訪者也許會出於功利目的，在採訪的問題中更傾向於了解符合自己觀點的角度，從而對口述者產生方向性引導。因此，都能影響后人更客觀、准確地了解那段不曾經歷過的歷史。同時，口述者因年齡、身體健康、情感、認識差異等原因，難免對過去的記憶存在遺忘、不完整、不准確的情況。口述史料的准確性因口述者的離世或者旁証的缺失增加驗証難度。
三、堅持唯物史觀，在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中科學運用口述史料
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增強與歷史虛無主義斗爭的自覺性、主動性、有效性、韌性，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觀察世界、認知歷史，堅持客觀性、規律性、正確性、整體性原則加強口述史料的征集、整理、甄別與運用、宣傳，加強專業體系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
1.勤於征集、整理、留存、甄別口述史料，堅持口述史料與文獻資料相印証的原則，提供立體、准確的歷史記載信息，避免被歷史虛無主義所利用，為深化歷史研究夯實基礎。
口述中往往會有太多或有意或無意的記憶失誤，也會有有意或無意的謊言，這樣的口述雖然也有保留下來以為后人研究的價值，但是作為採訪者，如果不認真反映做訪談時的特定環境、背景和被訪者的狀況，事后對口述者提供的材料一放了事，不去核對、鑒定，任由這樣的材料保存下去，謬種流傳，甚至會為某些別有用心者利用，結果是為后人制造一系列混亂，被歷史虛無主義者所利用，這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表現。所以，作為採訪者、整理者，要通過回訪、擴大採訪對象范圍、查找歷史文獻資料等方式進一步去考証、核實。隻有加強積累，經過這樣的反復考証，才能挖掘出隱藏在背后的真相，口述史料的真正價值才能夠體現出來。
2.勇於在學術上運用口述史料與歷史虛無主義展開辯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辨明歷史虛無主義史料運用的錯誤性。
當下歷史虛無主義言論不少是從一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甚至錯漏百出的口述史料展開，在傳播內容上更加注重“碎片化”，有的甚至把一些歷史事件不顧前因后果地任意剪裁，特別是充分利用新媒體自媒體內容短小精悍親民的特點，用小細節小故事來剪裁、肢解、歪曲大歷史。所以，要在學術研究上主動有針對性回應社會大眾對歷史與史實的關切，與歷史虛無主義者展開深入辯論，用其矛攻擊其盾，辨明是非曲直，對被歷史虛無主義顛倒的歷史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隻有在學理上駁倒這些觀點，才能有效阻止其泛濫和傳播。
3.善於在傳播上利用各種媒體形式做好傳播、教育，以正向宣傳引導，消解歷史虛無主義負面影響。
一些新媒體、自媒體由於發布便捷、傳播速度快、范圍廣等特點，日漸成為歷史虛無主義者各種論調和言論新平台。一些聚焦歷史話題的微博、網絡大V以及某些公共微信平台或個人微信已經成為歪曲歷史甚至編造歷史的主要推手，也使得一部分手機客戶端、微信、微博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集散地。與此同時，口述歷史也順應了互聯網時代的潮流，積極地融入多元化的媒體之中，從口述歷史的平民化等系列特征來看，其與媒體的交融是進一步發揮其價值的必然選擇。近年來，以口述歷史為內容的電視、互聯網節目層出不窮，如中央電視台的“國家記憶”是中國第一檔國史節目，以“為國家留史，為民族留記，為人物立傳”為宗旨，展現黨史、國史、軍史中的重大歷史事件、各領域重大工程建設、揭秘重大決策背后的故事、講述各階層各時代代表性人物，記錄講述黨的奮斗史、創業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史、改革開放進程史。國家圖書館的“中國記憶”項目，以傳統文化遺產、現當代重大事件、各領域重要人物為專題，以傳統文獻體系為依托，系統性、搶救性地進行口述史料、影音資料等新型文獻建設，並最終形成記憶資源體系，通過出版物、展覽、講座、專題片和體驗活動等多種形式面向公眾進行了資源推廣。這些借助平面媒體、廣播媒體、電視媒體及互聯網媒體、手機新媒體，打破了傳統單一媒體傳播范圍窄、傳播速度慢的遲緩態勢，在微博、微信、手機等多媒體的交融中拓寬了口述歷史的傳播渠道。歷史工作者要不斷加強對新媒體技術手段的學習運用，針對不同媒體受眾，因地制宜地生產公共歷史產品供給，激發媒體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強化媒體對科學歷史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塑造作用。
4.鑒於與歷史虛無主義斗爭的艱巨性、長期性、復雜性，應構建口述史專業體系，建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具有價值立場、深厚史識功底和扎實知識背景的人才團隊。
由於長期以來口述歷史理論體系的不健全，導致創作團隊的非專業性，相對欠缺專業的學術性，中國口述歷史尚處於初始的採集、整理“口述史料”階段，遠遠未提升到“口述史學”的研究層面。全國高校中專職從事口述歷史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很欠缺，從而導致相關學術研究團隊的專業水平並不高。全國各地的口述歷史研究者，主要集中於髙校和專門研究所，這些研究人員多為本單位的學術骨干，肩負著繁重的科研任務，他們所進行的口述歷史研究，主要是因為對口述史學感興趣而進行的兼職性的研究。很多人抱著搶救口述史料的使命感和學術責任感來從事這項艱苦的工作，是抱著犧牲與奉獻精神來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及研究的。加上沒有正規的研究機構作為學術依托，沒有必要的經費加以支撐，從而導致口述史學發展缺乏有計劃的長遠規劃，人們只是就自己感興趣或有條件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展開工作，那些急需搶救的人物及口碑史料難以有效地搶救。因此，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著眼長遠，加快構建學科體系和人才團隊，使口述史學、口述史料工作更加科學化、規范化，為深化歷史研究、批駁歷史虛無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發揮積極作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