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抗戰史、精神史與心靈史

《抗日戰爭》，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資料圖片

【總書記的足跡·光明書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在那場慘烈的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面對侵略者，中華兒女不屈不撓、浴血奮戰，徹底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捍衛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發展的文明成果，捍衛了人類和平事業，鑄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這樣闡釋70余年前發生在我國的那場深重災難與中華民族的英勇抗爭。

對於中華民族在近代歷史中第一次全面同仇敵愾、浴血山河所贏得的偉大的反侵略戰爭的勝利，王樹增所著《抗日戰爭》作了全景記敘、真實揭示。《抗日戰爭》一書總計180萬字，氣勢恢宏，站在全民族抗戰的立場上，全景式地記敘了1937年~1945年間中日之間的主要戰役戰斗，是一部中華民族在山河破碎、艱難困苦的歷史現實下同仇敵愾、浴血奮戰的抗爭史，也是一部廣大讀者在民族復興進程中再次審視這一殘酷戰爭本質的啟示錄。

《抗日戰爭》創作的首要特征在於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從國難當頭，中國共產黨決意聯合中國可以聯合的所有力量進行抗日戰爭，到陝北紅軍整編成八路軍打響平型關戰役獲得抗戰首捷，從《論持久戰》在全國印刷發行、“持久戰”成為抗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到中國共產黨在敵后廣泛組織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地主、商人參與抗戰牽制日軍軍力，王樹增用大量事實論証了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與此同時，《抗日戰爭》也對國民黨正面戰場上的30余場戰爭做了詳細記述。

在王樹增看來，他書寫的是文學而非史學，是以歷史事件為依托解讀出當時人的精神狀況，給讀者文學的審美與感受。因此，耗費8年時間遍訪各地檔案館、閱讀典籍，依托各類文檔、信件、報道、家書展現抗戰人物的精神世界，顯得尤為重要。“一·二八”事變后，十九路軍告全國同胞的通電中說：“光鼐等分屬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盡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后，毛澤東寫給晉綏軍將領傅作義闡明“今之大計，退則亡”“先生如能毅然抗戰，弟等決為后援”的信件。北平南苑失守后，第二十九軍官兵連夜撤退所見的“市民沉默著”“於路邊兩旁擺上食品，並且向自己的士兵脫帽致敬”的街景，以及他們的“辛酸而慚愧”。這些讓《抗日戰爭》篇幅宏闊的全景書寫變得生動感人，可親又可信。一個個人物“活”起來，匯聚成中華民族“舍身為國、國必不亡”的精神。

以文學手法再現戰爭，並非王樹增通過此書試圖達到的唯一目的。在序章中他指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不是偶然，也不是突發，而是既定國策。探尋日本的歷史、政治經濟環境與民族性格，挖掘其深層的文化心理，在王樹增看來，比單純的反映歷史更有意義。從明朝時期豐臣秀吉“直入大明國，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於億萬斯年”的狂妄，到清代咸豐年間吉田鬆陰提出的“向東亞擴張論”，從甲午中日戰爭后清廷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至右翼軍人掌握日本軍政大權，王樹增的梳理為讀者展開了一條日本對中國所持有的由來已久的侵略邏輯。而且他提醒讀者，日本右翼政客和軍國主義今天依舊沿襲著這樣的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作為軍人作家，王樹增在寫作過程中一直遵循著這樣的思路，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夠為當代軍人提供一種血性的精神氣質，也能梳理抗日戰爭的每一寸時光，尋找民族心理的發展歷程，讓和平年代出生的人們更加懂得和平的來之不易，繼續向民族復興的偉業前進。

（作者：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