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對福建革命的影響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它“拉開了我們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幕”，“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其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其中，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不僅保存了起義軍的有生力量，走上井岡山會師的征途，而且對於福建革命運動的發展，特別是閩西南革命武裝的生成與武裝暴動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南昌起義軍余部移師北上的重大決策

南昌起義軍余部移師北上，是在南昌起義軍主力挺進廣東潮汕地區遭受重大挫折后作出的重大決策。南昌起義后，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確定的南下廣東的方針，從迅速奪取東江地區的目的出發，命令部隊和黨政機關於1927年8月3日開始撤離南昌，南下廣東。但由於缺乏經驗，沒有對部隊進行必要的整頓和思想教育，多數官兵對共產黨了解不多，思想混亂，又加上酷暑遠征，生活艱苦，起義軍離開南昌不久，就出現掉隊、逃跑和大批病號。特別是進入廣東后，國民黨部隊已形成了絕對優勢，並全力對付南昌起義軍，起義軍南下廣東所面臨的形勢已十分險惡。因此，南昌起義軍曾出現了幾次對前途命運的抉擇。

（一）南昌起義軍主力試圖從粵東轉入閩南的計劃落空。9月23日和24日，起義軍主力先后攻佔潮州、汕頭。26日，起義軍留下第20軍第3師守備潮汕，主力約6000人按計劃進至揭陽。28日，與由河源來犯之敵前衛苦戰於揭陽以北湯坑附近之白石，次日與敵東路軍主力和潮梅警備部隊激戰終日，雙方傷亡都很大。30日，前敵總指揮葉挺親自組織部隊再次攻擊，但沒能擊敗強敵。經3天激戰，起義軍傷亡已超過2000人，彈藥所剩無幾。這時，前敵指揮部參謀團決定，部隊撤出戰斗，退回揭陽縣城，准備返回潮州，同前委以及堅守三河壩的第25師會合，轉入敵人力量薄弱的閩南地區，以圖保存實力。但這個決定已失之過晚。敵中路軍第4、第6師已於9月30日攻佔潮州，切斷起義軍轉向閩南的退路，潮汕“七日紅”已畫上句號，起義軍轉入閩南的計劃至此落空。

（二）三河壩阻敵失利逼使起義軍余部轉戰閩粵邊。9月上旬，起義軍前委在長汀舉行軍事會議，作出分兵決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於三河壩監視梅縣之敵，再經揭陽出興寧五華取惠州。9月22日，起義軍到達三河壩后，即按分兵決定，朱德率第9軍一部和第25師約2500余人駐於大埔縣三河壩，主力部隊則向潮汕進軍。主力部隊南下后，留守部隊與敵展開了激烈的戰斗。10月2日，敵右路軍大舉向三河壩進擊。這時，起義軍留守部隊並不知道主力已在湯坑失敗，也不清楚前委機關已撤出汕頭，仍堅守三河壩以掩護主力和黨政機關的安全。朱德率部與敵激戰三晝夜，終因寡不敵眾，被迫撤出陣地。10月6日，起義軍第25師等部在朱德的指揮下，向閩粵邊區轉移，並在饒平縣茂芝與從潮汕撤出的起義軍20軍第3師余部200余人會合，得知主力已經失敗，前委和革委已經解散。為保存力量，遂決定放棄南下的計劃，率部東進入閩。

（三）茂芝會議作出移師北上的重大決策。三河壩分兵直接導致了起義軍進軍潮汕的受挫，然而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發展方向看，恰恰又是由於三河壩的分兵，才使起義部隊在潮汕受挫時留下了一支力量北撤到了井岡山，為后來紅軍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成就了“朱毛紅軍”紅四軍響亮的番號。1927年10月7日上午，朱德當機立斷，在饒平縣茂芝全德學校召開部隊團以上干部軍事會議。會上，朱德當眾表示：“如你們不願繼續奮斗者，可以走，我雖有十支八支槍，還是要革命的。”會議否決了解散部隊的意見，經過熱烈的討論，作出了“隱蔽北上，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的決定。茂芝會議是南昌起義部隊發展歷程中的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它作出的移師北上的重大決策，使險境中的南昌起義軍余部轉危為安，為朱毛紅軍井岡山勝利會師奠定了基礎，是南昌起義軍從重大挫折走往新勝利的起點，是保存南昌起義軍有生力量的一次重大抉擇。

二、南昌起義軍余部回師入閩的重大行動

南昌起義軍余部約2000人，從1927年10月7日下午越過饒平、平和交界的柏鬆關，進入福建平和縣境，至10月20日離開武平西北的石遙嶺，進入贛南山區，在福建省境內約12天。在這支回師入閩的部隊中，有建國后被授予元帥的朱德、陳毅、林彪，授予大將軍銜的粟裕，授予上將的周士第、楊至成、趙爾陸，授予中將軍銜的趙镕、唐天際、譚甫仁等等，還有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著名烈士李碩勛、王爾琢、毛澤覃等，他們在福建的紅土地上留下了光輝的足跡，特別是這支部隊在福建期間採取了許多重大的行動，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廣為傳頌。

（一）攻克平和縣城，指導平和縣委開展工作。10月7日下午，南昌起義軍第9軍副軍長朱德率部隊進入平和縣地界后，即與中共平和縣委取得聯系，據平和縣委組織偵察的情報，得知平和縣城空虛，國民黨僅有部分保安隊和警備隊駐守，兵力不到200人。8日晨，朱德當即指揮起義軍從城西南方向直搗平和縣城。駐守的保安隊、警備隊和國民黨黨政人員見勢不妙，倉皇棄城逃竄，未作任何抵抗。起義軍順利進佔縣城，應平和縣委要求，當即砸開監牢，“放一批囚犯，內有兩個農友”。隨后，向群眾宣傳起義軍的宗旨，號召群眾起來斗爭。由於起義軍紀律好，不抓伕役，不佔住民房，不騷擾商賈，隊伍大多在城郊野地扎營，因此深得群眾好感。群眾自動帶起義軍在國民黨縣黨部和縣署取得一些軍備補給，並沒收了幾家土豪劣紳的財產。朱德在縣城中湖祠曾氏宗祠接見中共平和縣委書記朱積壘和陳彩芹、朱思、朱贊襄等同志，聽取平和縣委的工作情況和閩西南革命形勢的匯報，指示平和縣委要即刻按照中央八七會議精神，開展用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斗爭。他特別強調，當前既要開展農民運動，又要發動武裝斗爭，把農民運動同武裝斗爭緊密結合起來，同時注意與饒平、大埔等鄰縣革命力量取得聯絡，在斗爭中互相支援。他還介紹了中共饒平縣委的有關情況，以及與饒平縣委書記杜式哲、上饒黨組織詹前鋒、詹炳光等的聯絡方式。當晚，起義軍在平和縣城九峰取得一定補給后，連夜撤離縣城，由平和縣委委員陳彩芹當向導，向平和農運基礎較好的長樂秀峰行進。

（二）深入發動群眾，部隊取得短暫休整。10月8日晚，起義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錢大鈞部追擊，從九峰鳥梨凹古道開進秀峰維新鄉山區，駐扎於上大峰南山庄的萬順大屋和炮樓前的大埕。9日，起義軍組織宣傳隊深入各村庄，宣傳革命主張，號召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反對貪官污吏，反對抓伕派款，反對國民黨新軍閥。由於1927年春，朱積壘、陳彩芹、朱思等在九峰、長樂、蘆溪、崎嶺、秀峰等鄉村開展了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這裡的農民對起義軍的宣傳並不陌生，特別是了解到這支部隊的領頭人朱德與當地朱氏旺族同姓同宗，當地民眾對南昌起義軍甚是歡迎。朱積壘在廈門集美師范的同學朱萬昌、朱雲山主動給朱德、陳毅當翻譯，當得知起義軍部隊缺少糧食和給養時，積極向朱姓族長建議，獲得南山朱姓八大房長的同意，決定動用“朱宜伯公項”糧庫，並發動當地男女老少幾百人晝夜碾谷舂米200余石（部隊每人按5斤大米配給）支援起義軍﹔派人上山下田割草喂馬，殺豬宰羊慰勞起義軍，讓將士們吃飽，並請郎中醫治傷病員。10月9日晚，朱德召集當地黨組織和農會負責人會議，平和縣委委員陳彩芹、秀峰鄉農運負責人游精修、游志誠等參加。會上，朱德感謝上大峰父老鄉親對部隊的盛情款待與支持，同時朱德要求當地黨組織和農會要進一步把農民群眾武裝起來，敢於同反動派作斗爭。朱德表示，部隊將繼續向北開拔。南昌起義軍余部在秀峰得到了短暫休整，特別是老百姓對起義軍的無私奉獻和大力支持，給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臨別前，朱德親手贈予當時負責接待的村民朱梅洲一把銅質大頭三節手電筒作為留念，體現了南昌起義部隊與平和人民的深厚情誼。

（三）召開秀蘆會議，確定轉戰閩西贛南行軍路線。10月10日，朱德、周士第、李碩勛、陳毅等率領起義軍余部經秀峰、坪回，渡過蘆溪河，越過象湖山，進駐秀蘆溪。經過幾天的休整和補給，特別是在平和縣境內沒有發生大的戰斗，部隊的元氣有所恢復，但為了慎重起見，朱德與周士第、李碩勛、陳毅等商量后，決定召開部隊團以上干部會議，進一步研究行軍北上的路線。11日，會議在秀蘆溪蕉和厝祖祠（25師師長周士第住處）召開，朱德、周士第、李碩勛、陳毅、劉得先、周邦採、黃浩聲、王爾琢、申朝宗、陳三俊、毛澤覃等十幾人參加，平和縣委委員陳彩芹、永定縣委委員盧肇西（負責接應南昌起義部隊進入永定的向導）等同志列席。經過熱烈討論，朱德提出，我們和上級黨組織的聯系已經中斷，要盡快找到上級黨組織﹔目前強敵在前，我軍孤立無援，應盡量不與敵人打硬仗﹔離開平和后，向永定方向挺進，再向武平穿插前行，尋機進入贛南，西進湘南。起義軍余部大部分將領表示贊同，陳毅、王爾琢尤其擁護朱德的決策。為“避開廣東東江和福建漳州、龍岩之敵”，當日下午，起義軍翻過永和邊境的仙岽，進入永定。經湖背岽、月流、月霞、太平寨到達下洋。12日晚又經中川、思賢，越過永埔邊境的三層嶺，再次轉道豐市、洪山。然后翻山越過閩粵邊界，於16日到達武平象洞的水口。17日，起義軍在武平城郊甘露亭外與跟蹤而來的敵錢大鈞部發生了猛烈戰斗，經兩晝夜的激戰，打退了敵兩個團的數次進攻。20日，敵軍緊追不舍，起義軍隻得離開武平，突破武平西北的石遙嶺反動民團把守的隘口，殺出一條血路，經東留進入贛南山區。后來，朱德、陳毅率部發動了湘南起義，並於1928年4月與毛澤東帶領的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三、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對福建革命的重大影響

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其行程雖然隻有12天，經歷有點曲折，隊伍從2000人到贛南時減至1000人，部隊指戰員思想波動較大，部分人員對革命的信心不足，方向不明確，但它在朱德、陳毅等堅強領導下，克服了重重困難，戰勝了各種危險，磨煉了堅韌的意志，不僅保存了南昌起義軍的有生力量，走上了井岡山會師的光輝道路，而且沿途播撒了革命的種子，宣傳了革命的道理，提振了革命的士氣，給福建黨組織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對於福建革命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提振革命斗爭士氣，加快福建革命運動的恢復發展。以福州“四三”反革命事變和廈門“四九”反革命事變為標志，轟轟烈烈的福建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敗。隨后，白色恐怖籠罩福建，國民黨右派勢力迅速把對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的大屠殺推向全省各地。在福建各地的反革命事變中，中共福建地方組織遭到程度不一的破壞，其中福州地區尤甚，中共地方組織基本喪失戰斗力，城市中工、學、婦等革命團體被摧殘、被“接收”，有的竟成為國民黨右派推行反動統治的工具。廈門總工會被國民黨右派分子完全控制，在反革命事變前工人階級所爭得的經濟權益，因資本家的反攻倒算而喪失殆盡。漳州總工會及其基層工會均為土豪劣紳所把持，其他地區的群眾組織也大部分為反動勢力控制或處於渙散的狀態。在農村，由於部分共產黨人轉入鄉村建立秘密農會，因而使福建農民運動在革命處於低潮時仍能在小范圍內堅持下來，但多數地方的農運還隻能利用國民黨這塊合法招牌，斗爭的目標主要是實行減租減息和捐稅合理負擔等，有的取得一些勝利，大部分則歸於失敗。大革命失敗使福建革命運動迅速沉浸於腥風血雨之中，革命群眾的斗爭士氣受到嚴重的影響。在這個時期，南昌起義一聲槍響，給予國民黨新軍閥的屠殺政策以有力的回擊，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特別是南昌起義軍進軍福建和朱德率部回師入閩，使福建廣大革命群眾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嚴重挫折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舉起的革命火炬，給中共福建地方組織和革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並迅速提振革命斗爭士氣，促進福建革命運動的恢復發展。在平和，起義軍攻下縣城，砸開監獄，救出難友﹔在武平，起義軍痛擊反動民團，打擊土豪，發動群眾﹔在永定，安撫民情，鼓舞斗志。所有這些行動，使人民群眾揚眉吐氣。特別是在白色恐怖之中，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英勇斗爭的精神，給福建革命群眾以希望，因此在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不久，在反革命事變中被解散、封閉的工會、農會、婦女會等組織迅速得到恢復，各地工人的罷工斗爭、農民反抗苛捐雜稅的斗爭也聞風而起，福建工農革命運動開始復蘇，並在各地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不斷得到發展，再掀高潮。平和、永定、漳浦等縣成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縣農民協會，並在各鄉村普遍組織秘密農會﹔漳州縣委重新組織了印務、輕便車工會和石碼總工會，並領導了漳州城南輕便車工人大罷工﹔至是年冬、翌年初，漳浦縣還爆發了幾次聲勢浩大的農民反抗煙苗捐斗爭。

（二）指明革命斗爭方向，加快閩西南武裝暴動進程。1927年8月中旬，中共閩南特委在南靖縣寶林村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指示精神，檢視閩南黨的工作和工運、農運、學運等狀況，深入討論了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工作中心問題，確定以農民武裝推動減租和反抗煙苗捐的斗爭，並在條件成熟時，舉行武裝暴動的方針。會議期間，特委從有關報紙上獲悉南昌起義軍正向贛南閩西進軍的消息，於是決定由羅明趕往上杭迎接起義軍。在上杭，周恩來接見了羅明及永定黨組織負責人張鼎丞、陳正、盧肇西等人。特別是10月8日朱德率部回師入閩后，分別接見平和、永定、武平等縣黨組織負責人朱積壘、陳彩芹、朱思、盧肇西等，指出各地黨組織要把農民運動同武裝斗爭緊密結合起來，“一定要發動群眾，掌握槍杆子，開展武裝斗爭”。周恩來、朱德等對福建各地黨組織的指示，與192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致閩北閩南臨委信提出的“我們工作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組織農民，如何武裝農民使他們自己起來，用暴動的方式奪取政權”，“閩南農民工作應特別加緊工作與廣東東江方面相響應。閩南臨委應即派最活動分子到各縣特別與廣東接近的地方，組織農民暴動”的指示精神完全一致，為福建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10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福建黨組織，要求“應馬上派人到鄉下去，用抗租抗稅抗捐抗糧及禁止收煙苗捐，沒收土地交給農民，殺土豪劣紳官吏，一切權力交給農會等口號發展一個廣大的農民暴動，與葉挺退往閩南的軍隊（即朱德所率南昌起義軍余部——作者注）相聯絡，佔據幾個縣城，在閩南形成一個暴動的中心勢力，然后發展到其他各處去”。正是中央的指示和周恩來、朱德的教導，促使中共閩南臨委加快閩西南武裝暴動的部署。在閩南臨委的領導下，平和、永定、龍岩、漳浦、上杭、龍溪、海澄、同安、惠安、莆田、永春和德化等農運發展較快、農民反抗情緒強烈的縣，普遍建立農民武裝，為開展武裝暴動做好准備。平和縣委決定組建由農會骨干組成的工農自衛軍常備隊，永定縣委把農會中的骨干編成半武裝的“鐵血團”，並在金砂、西溪、上湖、陳東等地秘密創辦小型的兵工廠，制造刀器、槍支、彈藥等，為開展武裝斗爭做好准備。中共惠安特支委在涂嶺成立農民自衛軍，為惠安農民武裝暴動打下基礎。1927年12月，中共福建臨時省委成立后，進一步貫徹中央“各地要領導工農一致起來暴動”的要求，將福建暴動區域劃分如下：（1）龍岩、永定、平和區﹔（2）漳浦、海澄區﹔（3）惠安、莆田、仙游區﹔（4）建甌、建陽、崇安區。正是有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的影響，福建各地的武裝暴動最早在閩西南的“龍岩、永定、平和區域”打響，朱德率部分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途經平和、永定、武平等地，就武裝斗爭問題給當地黨組織以具體指導，加快了閩西南實行暴動的進程。

（三）播下革命斗爭火種，加快閩西南紅色武裝割據的形成。在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的影響下，中共閩南臨委一方面派出骨干羅明、羅秋天、秦文到上杭、永定、平和，李聯星到漳浦，陳祖康到龍岩等地幫助恢復黨的工作，一方面傳達貫徹黨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周恩來、朱德的指示精神，到1927年11月，閩南臨委所轄各縣黨的組織普遍得到恢復，且有可觀發展，共計有廈門1個市委，平和、永定、龍岩、莆田、漳州等5個縣委，惠安、武平、長汀、南靖、永春、德化、仙游等7個特支，黨員數達300人。與此同時，各地黨組織逐漸明確“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必須“創造新的革命軍隊，……這是現時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並明確“以鄉村農民之勝利為依據，推翻反革命政權”。但是究竟怎樣具體實現，卻普遍缺乏經驗。這時，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大力支持地方黨組織建立武裝，開展武裝斗爭，除先后留下兩批武器外，還在沿途留下一批骨干，在各地播下武裝斗爭的火種，這對於閩西南農民武裝的建立至為重要。平和縣委從農民赤衛隊開始，進而成立“工農自衛軍常備隊”，再到1928年2月建立福建工農革命軍獨立第一團，整個過程都深受南昌起義軍的影響。上杭農民自衛軍、永定農民武裝“鐵血團”也是南昌起義軍播下武裝斗爭火種的結果，這些農民武裝在平和、上杭、永定等地暴動后，先后改編為工農紅軍，成了閩西南紅色武裝割據的中堅力量。平和暴動失利后，農軍退至長樂山區，英勇抗擊國民黨軍張貞部連續4次的進攻，開始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在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入閩的大好形勢下，與饒平、大埔的革命武裝力量協同轉戰閩粵邊區，創建了饒和埔詔革命根據地。上杭、永定、龍岩暴動后，農軍即刻改編為紅軍，開始為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而英勇奮戰。閩西南紅色武裝割據局面的形成，是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土地革命戰爭一系列方針政策在閩西南的貫徹執行與閩西南當地革命斗爭不斷發展的產物，它看似與南昌起義軍入閩沒有直接的關聯，但確有其因果關系。在福建，建立革命根據地最早的地方，恰恰是南昌起義軍入閩的幾個縣，南昌起義軍在長汀、上杭、平和、永定、武平的一系列活動，不僅喚起了閩西南人民自動起來斗爭的覺悟，而且為閩西南黨組織的建立發展指明了方向，特別是播下了武裝斗爭、農民暴動的火種，確實為創建閩西南革命根據地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朱德率南昌起義軍撤出國民黨統治力量強大的城市，轉戰閩粵贛邊區，有效保存革命力量，實際上為閩西南各地黨組織所效仿。在閩西南暴動中，農民武裝先是攻打縣城，但為了保存實力，紛紛轉向廣大農村，這既是對農村割據道路的探索，也是對南昌起義經驗教訓的借鑒。從這點意義上說，南昌起義軍回師入閩對促成閩西南紅色割據的實現，影響是巨大的。

（本文作者系中共漳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