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省思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包含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歷史）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不止一次地提及。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的時代變化中都有種種表現。歸結起來，歷史虛無主義有一些特點。學術探索中的歷史虛無主義，主要針對中國革命、中國國情的判斷而言，特別是中國道路等結論上存在有意弱化革命及其價值的傾向﹔或將歷史上本來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等關系方面正確的認知，用所謂的后現代主義的視角進行解構。
論及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價值的判斷，近代中國的一個顯著且重要的國情，即近代中國隨著西方列強侵略而逐漸沉淪，呈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面貌。此屬研判中國近代歷史的基石。離開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談論歷史，無論是所謂的告別革命論、近代化運動或曰現代化運動均無從談起。
我們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發現，西方國家試圖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國家，勢必引起中華民族掀起一個又一個的反擊運動。當前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當中，某些人對上述基石問題提出質疑，認為西方給中國送來了所謂的“自由、民主、博愛”等，較為明顯的例証之一是對近代來華傳教士的所作所為存在評價過高的嫌疑。實質上，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大量活動，往往和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相配合。對他們來講，遠涉重洋到中國來不僅僅是送來所謂的“博愛”，更有試圖在心靈上慰藉被殖民國家民眾心靈的意圖。此外，某些傳教士本身就從事情報活動。如被所謂第一個來華創辦近代意義上報刊的傳教士馬禮遜和他的兒子小馬禮遜，小馬禮遜后成為香港總督的中文秘書。小馬禮遜在華期間搜集大量的軍事情報（這些情報文獻后來被送到大英博物館）。得益於此類情報，英國在發動鴉片戰爭過程中往往佔得先機。可見，對待近代來華傳教士，對他們所謂的慈善心腸，仍需重新評價。不僅要看到他們所謂言論上的博愛，更要聯系他們從事情報工作的實際行為。因為新聞信息與情報有密切關系，還有一些到華的所謂的西方名記者也存在搜集中國情報的狀況。用歷史虛無主義框架來看，列強到中國旨在幫助推動工業化，是對農耕文明的改造。倘若使用這樣一套框架，那麼近代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似乎沒有必要性了。應該說，如果動搖了反帝這一歷史主線，將會對近代中國國情以及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后來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的歷程過程當中為什麼要積極爭取廢除舊條約，建立新的平等的、合作的外交關系產生迷惑。結論上弱化，或者是把過去國情判斷當中業已存在的政治現象乃至歷史定位等批為沒有，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
與上述“半殖民地及其密切相關的反帝”問題相類似的還有半封建社會問題。所謂“封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封建，明顯不同於嚴復譯介西方意義上那種“封建”。翻譯“feudalism”這個“封建”的概念並結合中國農耕社會的歷史定位等學理的深度分析從這裡開始。時過境遷，當下一些論著試圖重新界定“封建”，引起相關研究者的強烈反響。因為中國近代的國情涉及半封建的歷史定位，此觸及學術探討熱點且涉及近代國情的一塊基石。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視角來看，封建問題涉及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如果試圖從西方意義上新文化史的角度以所謂新概念來重新解釋封建問題，繼而解構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那該問題就相當嚴重。因為這涉及共產黨早期革命的政治指向等。近代中國絕大部分人口分布在農村，而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屬主要矛盾，所以共產黨的一個基本軍事策略或者戰斗策略是採取從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取得了成功。如果按照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認為近代無所謂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或者否認階級乃至階層的切分，甚至對“白毛女”“黃世仁”等經典的文學意象都要進行重新評判，將這個從文藝的角度所反映的真實的歷史背景的經典文本顛覆，把地主描繪成充滿仁義的階層，是大有問題的，本質上否定了近代中國國情的重要基石。倘若這個基石垮了，那麼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就要打個大大的問號。由此而論，如果歷史虛無主義在判斷中國國情上無法把控，勢必導致人們對近代中國國情以及未來政治道路的時代定位把握上失去方向感。
實際上，許多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談不上扎實的史料考析乃至科學求真，所以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分析。而大多歷史虛無主義系理論套用或先有理論預設，再針對既定結論提出解構。比如認為近代“帝國主義”概念沒有提的必要，稱它是來自列寧的蘇俄政治分析論，和中國國情有一定距離﹔用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封建社會語境中的農民和地主之間矛盾，而比照孫中山早就講過互助論對歷史的作用，歷史虛無主義者套用互助理論認為他們的矛盾並不是非此即彼的。諸如此類，這些研究者對“反帝反封建”這樣一個近代中國國情判斷有偏離。近代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正是建立在國情的基礎上，共產黨才有了政治革命主動性與積極性，才有黨第一次會議乃至第二次會議等對未來政治中國的科學把握，黨對中國歷史階段的劃分才有了相當的學理乃至政治實踐的基礎。
在討論歷史問題時，一定要嚴格區分研究對象和研究者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不能預先對研究對象進行理論上和框架上太多的設定。在歷史研判中為什麼常存在虛無主義？這當中涉及理論套路，即是先入為主的認為現有結論不對。為什麼結論不對？因為質疑者在歷史現象分析或話語表述中涉及學理分析框架先行或意義預先給定。這些質疑者並沒有用詳盡的史料和科學的研究探討歷史事件，而是炮制或生產“結論”。如對胡適的研究。胡適往往被看作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等觀念的代表人物，胡適對蔣介石的反對和批評也被認為是胡適所代表的學人群民主、平等精神的體現。但是當我們回歸歷史現場，仔細剖析各方史料就會發現，某些研究對胡適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反對蔣介石的主張有評價過高的嫌疑。實際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對蔣介石的反對涉及國民黨政治內部派系主張，遠不是現今許多人認為的胡適在彰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平等。胡適的政治背景涉及汪精衛政治利益集團，汪精衛當時反對蔣介石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汪精衛提倡的是民主政治，所以胡適的背后實際涉及汪精衛（后來汪精衛投靠日本情況有變屬另外一回事）。胡適在經營《獨立評論》期間倡導民主論政實際是有這樣一個背景。而框架先行的結果就是把胡適樹立成獨立自主精神的代表人物。如果根據史料，特別是胡適和汪精衛之間的書信往來，我們就能看到他並不是徹底地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可以說，胡適一生都在經營自己的人生，利用有利時局帶給他的種種機遇。可見，我們一定要有堅實的史料分析及科學求証，做到知人論世。從胡適和國民政府的關系，和蔣介石的關系，和汪精衛利益集團的關系，以及和國民黨內部政治派系，我們能看到國民黨內部是存在重大分裂的政治趨向，國民黨及其政府在處理歷史問題和一些重大變革性問題的時候往往存在所謂的民主派和獨裁派意見分歧，這些分歧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如果一味拔高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式民主政治路線是很可笑的，因為胡適並不完全像其日記或發表的論文所宣揚的那樣為人做事平實或其時眾多學人所要效法的“高貴”。
總的來講，歷史虛無主義者對中國國情尤其是近代國情根基的判斷所採取的弱化現有教科書上呈現的結論等諸多態度，常試圖用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進行重新衡量或價值評估。從這些角度來講，研究者一定要通過扎實的史料考析，追求社會科學意義內的史學求真，不為所謂的理論套用、框架先行所左右。所謂的給出意義后再分析歷史事件等行為，都可能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生。
總之，回歸歷史現場，利用扎實的史料，全方位、認真地進行史料辨析和考証，把歷史學當成科學研究，去衡量歷史虛無主義，去評判歷史虛無主義如何弱化結論或如何取消已有的對近代中國基本國情的科學認知的基石，才有可能達到對國情的科學認識，才有可能從史料、方法論上，從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互動論上，跳出理論框架套用誤區。
[王天根，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此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3AZD168）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