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群眾聽得懂的話
●因為我們穿的不是勞動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勞動者的飯，住的不是勞動者的社會，說的不是勞動者的話……所以勞動者看見我們不是勞動者，不過是穿長衫的“先生”。
●商人不知道的，我們當帶著秤杆刀尺去告訴他們﹔工人不知道的，我們當背了斧頭鑿子去告訴他們﹔農人不知道的，我們當牽了耕牛、荷了鋤頭去告訴他們……
“闡明真理，增進一般勞動同胞的知識，研究些方法，以指導一般勞動同胞。”這句話來源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勞動音》周刊的辦刊宗旨。《勞動音》創辦於1920年11月7日，被譽為“勞動者的喉舌”，其主編就是鄧中夏。
鄧中夏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如果“隻向知識階級作‘學理’的宣傳，而不向無產階級作實際的運動，結果還是空談”。因此，他提出“研究些方法，以指導一般勞動同胞”。可以說，循著這一目標，鄧中夏以自己的艱辛探索，為群眾宣傳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我們到底為誰講演？
“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已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李大釗提出“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的號召，鼓勵青年知識分子投身到勞動人民中去，通過“共同勞動”來改造中國和改造自己。
此時的鄧中夏，在北大校長蔡元培和陳獨秀、李大釗等的支持下，於1919年3月發起組織了“平民教育講演團”。講演團想要達到的目的是，啟發群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覺悟和階級覺悟。
講演的目的明確了，下一步就是尋找講演的對象。既然宣傳的是自身解放的內容，那麼越是受壓迫深重的人，越能與講演者達到更好地溝通。從城區的范圍來看，人力車夫似乎是最好的講演對象。
鄧中夏帶領講演團成員首先到人力車夫的居住地區去調查。車夫貧困悲慘的生活震撼了他們，“調查回來，大家相顧失色，嘆息不止，都現出一種極傷心且不平的樣子。”於是，按照調查項目結果，鄧中夏等人到街上動員車夫集體攔路，目的是增加待遇。出乎他們意料的是，響應者寥寥，僅有的少數車夫還被警察砸了車。講演沒有成功，反而還賠償車夫損失費。一些人諷刺鄧中夏：“工人運動搞得怎麼樣？講演的宣傳效果如何？”
“我們到底為誰講演？”這個現實問題擺在鄧中夏和其他剛從“象牙塔”走出來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面前。反復思考后，鄧中夏感到，人力車夫屬於比較散漫的個體勞動者，且容易受到幫會影響，真正的宣傳應到有組織的產業工人中去。
到民間去
1920年4月起，講演團的12名成員分作兩組，分赴農村和工廠，試圖與農民和產業工人建立聯系、宣傳革命道理。這是講演團成員及講演內容接近工農群眾的新一次嘗試。
這次，講演團面對的群眾更加具有普遍性。問題的關鍵是，講演者採用什麼技巧才能把自己的觀點灌輸到聽眾的心中，讓廣大受眾產生共鳴？
果不其然，挫折再一次襲來。在幾個講演場地，講演組大談特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國民學校的區別”“女子應當和男子一樣讀書”“纏足的危害”，而台下的孩子和老人則一臉茫然，顯然，他們聽不懂這一群學生在講什麼。
鄧中夏原本帶來了尚屬稀罕之物的留聲機，每當開講前，先放留聲機吸引群眾，但“講不到兩個人，他們覺得沒有趣味，也就漸漸引去”……
顯然，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僅僅是依靠一腔熱情來講演，還沒有把握好宣傳工作的具體方法和技巧，不知道群眾想聽什麼、想要什麼。講演的內容缺乏群眾語言，群眾必然不買賬。有一名大學生在講演時，問一名工人：“生活豐富不豐富？”這樣居高臨下且又頗具小資情調的問話，讓那個工人“瞠目結舌，駭而疾走”。
掌握了知識，並不等於具備了運用知識的本領。從一個個教訓中，鄧中夏等人逐步找出根源：“……雖然到過多少地方，看過多少工廠，但是想問勞動者三句真正的話都問不出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穿的不是勞動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勞動者的飯，住的不是勞動者的社會，說的不是勞動者的話……所以勞動者看見我們不是勞動者，不過是穿長衫的‘先生’。他們既然認為同他們沒有關系，又不是他們的同類，所以無怪連三句真話都不肯說了。”
抱著虛心學習和鑽研的態度，講演團的成員們逐漸學會用通俗的群眾語言進行宣傳。他們的秘訣就是：“養猴子的人，必須自己變成猴子。”為此，講演團成員疾呼：“我們有志於群眾的青年呵！我們也不要怨誰，也不要恨誰……商人不知道的，我們當帶著秤杆刀尺去告訴他們﹔工人不知道的，我們當背了斧頭鑿子去告訴他們﹔農人不知道的，我們當牽了耕牛、荷了鋤頭去告訴他們……”
創辦學校，讓工人在認字中接受新理念
1920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講演團便成為黨組織的外圍機構，其活動直接為宣傳共產主義、擴大黨團影響而服務，以便促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1920年冬，鄧中夏再次來到工廠，開展北京共產黨小組最早工人運動的革命工作。他一身長衫，站在高台上開始講演，宣傳勞工神聖，但效果並不明顯。一會兒聚集的工人們就紛紛散去了。
老問題似乎又出現了。
於是，鄧中夏和工廠中的進步工人史文彬探討為什麼講演效果不好。史文彬說，工人們大部分連字都不認識，更別提接受新思想。他建議開辦學校，實行“文化救國”，讓工人們來上課。
1920年12月，經鄧中夏積極籌措，一所面向工人的勞動補習學校創辦起來。學校創辦的目的，便是讓工人認字，繼而把提高文化水平和接受革命思想融合起來，更好地學習理解馬克思主義。
用什麼課本教工人呢？有人建議用平民常用字課本就行。而鄧中夏則認為，課本就是宣傳工具，而宣傳就是要講群眾聽得懂的話。因此，他根據工人生活、勞動的情況，自己編了一個識字課本，把工人勞動常用的工具、器物編進去，讓工人知道“老虎鉗”三個字怎麼寫，“銼刀”是哪兩個字……”
鄧中夏給工人們講課時，語言通俗易懂，善於抓住工人思想，因而深受歡迎。他從工人們熟悉的生活實際出發，闡述了“工人的勞動創造了世界一切”這一深刻道理，並使工人們明白了自己的“窮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隻有團結起來，進行革命，才能鏟除這吃人的罪惡制度。
勞動補習學校開辦后，工人的政治覺悟得到迅速提高，鄧中夏等人所進行的啟發式教育，使工人深刻認識到受剝削和壓迫的根源，認識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從而堅定地站到馬克思主義者一邊。另一方面，以鄧中夏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從工人那裡學到了許多優秀的品格，更增長了與群眾的交往和溝通能力，在群眾宣傳工作方面越來越如魚得水。正如鄧中夏在一篇日記中所說的那樣：“……工人見我們到了，十分歡迎。對於我們很親熱，我們也覺得他們很友愛，好比兄弟一般，而他們工人也互相親愛。一種融和團結的氣象，令我見了很喜歡。我常痛恨現在社會上的人群太無感情，互相詐虞傾軋，所以對於工人那樣團結融洽，就生出無限希望。”（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