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時代中國政治話語的重要“思想原料”

1959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給女兒李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據史料可知，毛澤東這裡所讀的“經濟學”，具體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下簡稱“教科書”）。毛澤東在寫這封信的前20天，即於當年12月10日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他帶領這個“讀書小組”於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地，採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這本蘇聯教科書。其間，毛澤東發表了許多評論，寫下了一些批注，由此形成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本文根據《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年譜》中的有關材料，對這個談話中的若干見解略作輯錄和評述。
　　關於“權利觀”。教科書說：1936年通過的新的蘇聯憲法“不僅僅是宣布勞動者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証的權利，而且採取多種措施，來保証這些權利”。對此，毛澤東批注說：“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他還進一步評論說：“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証。”
　　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就是於前者是為大多數勞動者服務的，使廣大勞動者享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根本權利。毛澤東在讀教科書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勞動者權利的觀點，體現了他對社會主義權利觀和民主觀的理解，特別是他明確地提出並界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最大、最根本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這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本質內涵的深刻認識和揭示，這些權利也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於教科書中引用的列寧的“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這句話，十分認同，他評價說：“講得好。我們的群眾路線，就是這樣的。”這也體現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權力與權利相統一的認識。
　　關於“利益觀”。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階段，使工作者從個人的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是刺激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利用每個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對勞動成果的關心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讀到這裡，毛澤東指出：“‘決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這個提法可以贊成。但是當作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要保証人們吃飽飯，然后人們才能繼續生產。沒有這一條是不行的。”他還進一步指出：“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並強調：“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怎樣正確對待“利益”？這也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正視的一個基本問題。毛澤東在讀教科書時對此問題做出了提綱挈領的回答，集中體現了他的“利益觀”，概括地說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物質利益是重要原則，但不是決定性動力﹔二是強調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三是教育人民樹立為集體、為社會的價值原則和思想覺悟。
　　關於“革命觀”。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會弄到發生階級危機、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這樣的沖突地步”。讀到這裡，毛澤東說：“這一段很有問題。”緊接著，他對“革命”做出了一番深刻闡述：“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他在比較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時，又進一步指出：“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
　　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革命觀”有著非常豐富的思想內涵。他心目中的“革命”，不僅有政治意義上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斗爭，還有非政治意義上的“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等。需要注意的是，他在這裡所說的“文化革命”，與后來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並非一回事。歷史地看，毛澤東的“革命觀”，為后來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等重大論斷，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准備。
　　關於“擺架子”。在讀到教科書關於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合作時，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他還不無憂心地指出：“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可以說，為大多數勞苦大眾謀取利益、爭取平等權利，是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后忠貞不渝的價值追求，因此擔憂領導干部及其子女搞特權、擺架子、脫離群眾，成為他難以放下的一大心結。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鄭重向全黨發出“兩個務必”的警示。然而，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平建設時期的到來，黨內果然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特權思想、官僚作風和腐敗現象，毛澤東對此十分擔憂和警惕。改革開放以后，這些問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又逐漸滋生和蔓延開來，嚴重影響了黨的健康發展和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此有著高度的政治清醒和行動自覺，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嚴厲整治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特權，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從而使黨得到了革命性鍛造、煥發出新的勃勃生機。
　　今天，重溫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可以發現，類似上述的深邃見解和思想火花隨處可見。可以說，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蘊涵著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歷史課題的深刻思考。對於今天的中國思想理論界來說，要完成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重任，特別是構建中國特色政治話語體系，有必要重視和發掘這筆“思想原料”中蘊藏的思想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