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閑散的人，基本上都被發動起來了”

中央蘇區位於羅霄山脈和武夷山脈的中段與南段之間，大體在粵閩贛三省交會處，氣候環境惡劣，經濟生產落后，群眾文化水平低下，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面宣傳，在這樣的人文自然環境中開展革命斗爭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為了解人們的思想文化水平，更好地動員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調查。他撰寫的重要調查論文都收集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一書中，包括《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等。在調查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各項有針對性的政策，對落后的蘇區進行了有效的“文化扶貧”。當然，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並沒有提出“文化扶貧”概念，但可以發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央蘇區對人民群眾進行的各種文化改造，實質上就是對缺乏科學文化的工農群眾進行文化扶貧。

為何重視蘇區的“文化扶貧”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設立了教育部。省蘇維埃政府設文化部，縣區蘇維埃政府設文化科，城市蘇維埃政府設文化科。中央教育部分設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會教育局、藝術局。此外，還有編審局和巡視委員會。縣區下面的各鄉還設有文化教育委員會，具體組織和領導各地工作，並相繼出台一系列決議，發布一系列指示、訓令、條例等，有力地指導和促進蘇區的文化扶貧工作。

但是，當時處於戰爭年代，教育的內容和方式都是圍繞革命進行的，因為革命才是中央蘇區的中心任務。毛澤東說：“為著革命的勝利，為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為著動員民眾一切力量，加入於偉大的革命斗爭，為著創造革命的新后代，蘇維埃必須實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動統治階級加於工農群眾精神上的桎梏。”

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和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蘇維埃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什麼？是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是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是努力掃除文盲，是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

幾乎全民皆兵，每個人都在一張極其廣大的“網絡”中

在當時十分艱難的情況下，能否調動起貧苦大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關系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性命題。因此，毛澤東特別強調動員一切群眾力量加入革命斗爭，特別強調鏟除窮根，培養新生力量。在毛澤東的調查報告中，我們發現幾乎全民皆兵，每個人都在一張極其廣大的“網絡”中。如在《興國調查》中，農村進行了軍事化組織，包括由23-50歲男女組成赤衛隊，男衛隊的任務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壯分子編入紅軍預備隊，女衛隊則補充男衛隊出勤后的空缺。一個赤衛大隊配備一個少年先鋒隊，由16-23歲青少年編成，要求隊員要識字，因為要看得懂通行証，任何人從甲村通過乙村都要憑通行証。一個少先隊的地方同時還組建一個勞動童子團，由8-15歲的兒童組成。童子團的任務是：一為放哨﹔二要檢查煙賭﹔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薩。毛澤東評論他們是真正的公事公辦，查煙賭打菩薩很厲害，完全不講人情。此外還有糾察隊、紅軍預備隊、區特務營和紅軍獨立團等。

在此我們看到，除去不能勞動的老人，從兒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動員了起來。兒童要成為其中光榮的一員就必須識字，這從側面促使他們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另外，童子團毫不留情的執勤對改良社會風氣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於在蘇區形成了有縱向梯度的預備隊，紅軍的力量得到不斷充實和增強，貧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斷提高，教育與軍事形成相互促進的良好態勢。

當然，蘇區除了制定相關的決議，頒布相關條例，最重要的是看鄉蘇的執行情況。對此，毛澤東對官僚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發得出很多的命令與決議，卻不知道任何一個鄉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同志們!這是不行的，這是官僚主義，這是蘇維埃工作的障礙！”他認為要解決工作中的問題，不是靠腦子空想出來的，而是和群眾打成一片，真正關心群眾，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總結各種先進經驗，然后發揚這些精神，使其適合於我們更高的任務。1943年，毛澤東在《切實執行十大政策》中談及合作社問題時還特別強調了“群眾觀點”：“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為了克服蘇區的官僚主義，宣揚有效的扶貧工作方法，毛澤東把長岡鄉作為各蘇區的學習榜樣。

為了有效動員廣大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長岡鄉組織了大量的群眾團體。如擴大紅軍委員會，負責擴大、優待、慰勞紅軍﹔土地委員會﹔山林委員會，負責種植與保護山林﹔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國有財產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除了鄉一級，村也有。這意味著，整個長岡鄉遍布各種“委員會”。各個委員會除了負責各自的工作外，對於蘇區而言，其重要作用更在於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發動底層人民完成各項任務。一位老紅軍回憶道：“當時白天搞生產，每天晚上都有活動，經常是擴大會議，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為大家都有組織，沒有閑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發動起來了。”

“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

蘇區的教育基地主要在列寧小學，幾乎每村一個。長岡鄉上學兒童佔全鄉學齡兒童總數的65%，學生的年齡在7-15歲之間，分為甲乙丙三班，平時由於農業生產繁忙，隻上半天學。筆墨紙等均是學生自備，教師是義務教學，伙食由群眾籌集。除了日學還有夜校，長岡鄉9所，上下才溪鄉12所。長岡鄉平均每校32人，共約300人，男子約佔30%，女子70%。上下才溪鄉的夜校學生也是女生佔多數。夜校很受群眾歡迎，16-45歲的青壯年大多數進了夜校。夜校也分為甲乙丙三班，學習用具均自帶。學習內容是：甲班學習讀報和算術，乙班學習成年技能，丙班學習兒童讀物。對於一些帶小孩、年紀大、離夜校遠的人，蘇區把他們編入識字班。由較有學識之人負責組織教學，其教學方式是隨時、隨地、隨人數，在乘涼或者喝茶時，三五成群，畫地為字，學習效果由夜校老師檢閱。各地還有識字牌，每村一塊，釘在道路兩旁或屋壁等處。牌上還繪圖寫字，每幾天更換一次，由日學老師負責，此種方法在蘇區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外，各村還設有一個俱樂部，下設體育、牆報、晚會、戲劇等委員會，個別地方還上演新戲，宣傳黨的革命斗爭精神。在上才溪還設有讀報團，逢圩日必讀《斗爭》《紅色中華》和“階級分析”等，每次聽報者在50-90人,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見當時蘇區的教育形式是靈活多樣的。上至80歲老者，下至3歲小孩，均積極地學習文化知識，文化扶貧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澤東通過調查指出，“過去不識字的，現在都識得四五十個字了，少數能識七八十個”。時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的徐特立亦指出：“從興國撤出時，文盲已減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另外，蘇區報刊發行量的增加也是衡量群眾文化水平提高的一個關鍵指標。1934年蘇區已有各類報刊34種，其中，《紅色中華》的發行量從0.3萬份增至4萬份，《青年實話》發行2.8萬份，《斗爭》僅在江西蘇區就達2.71萬份等。

另一方面，從國民黨的反面報道中亦可反映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文化扶貧工作的成效。1930年3月，贛南有四個干部被敵人逮捕，在吉安法庭上審問很久，四個工農同志言詞流利，駁得國民黨法官啞口無言。《國民日報》報道說，共產黨可惡，其教育群眾的方法可學，不識字的農民，也能講得許多道理。可見，中國共產黨已經對蘇區人民進行了徹底的文化思想改造，而這不能不歸功於共產黨強大的號召力、動員能力以及大力推行的各項教育措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革命老區是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從哪裡走來的，永遠都要從革命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年代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對我們當下的扶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

原載：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