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研究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已經30多年了。這次會議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歷史上是一個重大界標，具有劃時代影響和裡程碑意義。本文根據所收集到的材料，就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全會的評價，作了歸納整理，並進行了比較分析和初步研究。 

一、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價的文獻通考

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黨的歷史的一個重大轉折標志和新的歷史時期的起點，從會議閉幕后，就在黨的各種會議、文件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和談話中被廣泛使用。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是改革開放以來，使用頻率最高、使用范圍最廣、使用次數最多的名稱和概念之一。同時，隨著實踐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對這次會議，中國共產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歷史階段，在不同的重要會議和重大場合，又不斷提及、反復論述和多次評價。這一方面反映了會議的價值和作用在實踐中的不斷顯現，另一方面又說明中國共產黨對會議的歷史地位和重大意義的認識在不斷深化。

從筆者查閱到的資料和文獻看，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論述和評價主要集中和體現在黨的各種會議、文件以及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和談話之中。下面，按時間的先后順序對此作一考証和記述。

最早見諸於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價的文獻是，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時的公報，爾后提及和出現的文獻是：鄧小平1979年1月1日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座談討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的會議上發表的講話，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2月29日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胡耀邦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82年9月1日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鄧小平9月18日陪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去四川訪問途中的談話，1983年4月29日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央代表團時的談話，10月21日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84年6月30日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的談話，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周年慶祝典禮時的講話，10月10日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的談話，4月15日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副總統姆維尼時的談話，5月20日同陳鼓應教授的談話，6月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6月6日同“大陸與台灣”學術研討會主席團全體成員的談話，8月21日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尼雷爾時的談話，9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86年4月4日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的談話，1987年1月20日會見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時的談話，4月26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時的談話，4月30日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書記、政府副首相格拉時的談話，5月12日會見荷蘭首相呂貝斯時的談話，6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的談話，6月29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的談話，10月13日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的談話﹔趙紫陽10月25日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鄧小平11月16日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土井多賀子時的談話，1988年5月18日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的談話，5月2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的談話，6月3日會見“九十年代的中國與世界”國際會議全體與會者時的談話，6月22日會見埃塞俄比亞總統門格斯圖時的談話，9月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的談話，1989年3月23日會見烏干達共和國總統穆塞韋尼時的談話﹔江澤民199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鄧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視察南方時的談話﹔江澤民10月12日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1993年3月31日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2月26日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6年3月3日在參加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全國政協八屆四次會議的黨員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10月10日在十四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97年2月25日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9月12日在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1998年7月21日會見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長不破哲三率領的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時的談話，9月25日在安徽考察工作時的講話，12月18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9年6月28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8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0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8月31日在國防大學軍隊高級干部理論研討班上的講話，2002年11月8日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胡錦濤2004年8月22日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9月15日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07年10月15日在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的報告，12月17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08年5月8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6月23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10月9日在十七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0月12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胡錦濤12月18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2月31日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等。

對以上文獻作一歸納和整理，我們發現，中國共產黨自1978年12月以來，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論述和評價，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專門論述和評價，即專評﹔一種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附帶論述和評價，即附評。專評的目標和內容指向十分明確和專一，附評與專評則大不相同，一般是在提及和論述別的問題時附帶或連帶出來的論述和評價。我們進一步再對附評作一歸納和整理，還可發現，在附評中又有系統附評和非系統附評。以上所列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專評的文獻是：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歷史決議》，江澤民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之所以將《歷史決議》和這兩個講話歸入專評的范圍，是因為，《歷史決議》在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結論時，單列“歷史的偉大轉折”的專題來論述和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講話，則是黨中央為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30周年而發表的重要文獻。除此之外，上述所列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其他報告、講話、談話，應列入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附評。附評中屬於系統附評的文獻是：鄧小平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胡耀邦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82年9月1日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江澤民1992年10月12日在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1993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7年2月25日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胡錦濤2004年8月22日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2007年12月17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等。其他報告、講話和談話等都屬於非系統附評。

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專評和附評進一步作一個考証與分析，可以發現，不管是專評還是附評，都內涵豐富，意義重大。三次專評是中共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歷史階段，代表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的評價。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的評價和結論﹔江澤民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的評價和結論﹔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則是在本世紀初，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的評價和結論。所有附評因為都是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和談話，所以，仍然具有權威性，這些附評與專評，互為佐証，相互補充，都是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價的重要材料和依據。

二、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探析

縱覽1978年12月以來，上述黨的會議和會議決議以及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和談話，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怎樣評價的呢？

（一）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重大意義和歷史地位的評價

從黨的文獻看，最早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予評價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布的公報。公報說：“全會認為，這次會議和以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1]。那麼，這兩次會議的重大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呢？公報並沒有詳細的闡述。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講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時說：“這兩次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重大意義的”。[2]這個評價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致，也是對意義沒有展開闡述。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第一次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了全面評價，也是第一次作出的專門評價。《歷史決議》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3]從此，“偉大轉折”的說法就被廣泛使用。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用“歷史性的偉大轉變”來評價十一屆三中全會。[4]這裡我們看到，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的提法與《歷史決議》的提法是不一樣的。前者使用得是“偉大轉折”，后者使用得是“偉大轉變”，盡管文字的表述有差別，但是兩種表述所反映的本質內容則是相同的。1993年12月26日，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予了評價。他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在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5]這個評價沿用了《歷史決議》的提法，但是，在時間限定上與前者有所區別。前者指得是“建國以來”，后者是黨的整個歷史。1996年10月10日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使用了“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新時期”的提法。[6]1997年2月25日，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中使用了“標志著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的偉大轉折，開辟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的提法。[7]這裡，江澤民在“偉大轉折”的定語中，增加了“國家”的概念。對新時期內涵的表述與前略有不同。前者的內涵是指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后者的內涵是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98年9月25日，江澤民在安徽省考察工作發表講話時，使用了“中國進入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提法。這個提法，與以前的提法相同，但是，沒有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內容。只是在“改革開放前”增加了“波瀾壯闊”的形容詞。[8]從1996年以來，江澤民多次使用了新時期的提法，內涵的定語略有差異，但表達的本質內容是完全一致的。1998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又一次代表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評價，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二次作出專門評價。他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很不尋常的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揭開序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辟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是以這次全會前后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光輝的標志，它表明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9]這裡，江澤民除重申以往所講的“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外，對為什麼說這是一次偉大轉折，作了精辟地闡述和回答，並在繼續強調新時期說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是一個光輝的標志”的說法。2001年8月31日，江澤民在國防大學軍隊高級干部理論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對20世紀70年代末，面對百業待舉的嚴峻形勢，我們黨如何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進行撥亂反正時，講到了“在鄧小平同志支持和幫助下，我們黨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實行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這是全黨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也是黨的理論的一次重要創新，為開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0]江澤民在這次講話中，雖然沒有講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是，從所述內容來看，涉及的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因此，他所講的“全黨思想的一次大解放”，“黨的理論的一次重要創新”，應該視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2004年8月22日，胡錦濤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與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評價完全一致，甚至沒有一個字的差別。[11]2004年9月15日，他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2]2006年2月14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13]2007年10月15日在黨的十七大上所作的報告，[14]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與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的表述基本相同，只是個別措辭和用字略有不同。2007年12月17日，胡錦濤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使用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轉折點”的提法。[15]2008年5月8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演講時，他使用了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人民毅然決然地踏上“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開始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偉大革命”的提法。[16]2008年6月23日，他在中國科學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除繼續重申以往的提法外，又增加了“也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的提法。[17]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三次全面評價，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三次作出的專門評價。他在講話中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召開的。”“這次會議，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我們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顯示了我們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勇敢開辟建設社會主義新路的堅強決心。”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黨和國家又充滿希望、充滿活力地踏上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18]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重大意義和歷史地位的評價，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就已經開始，評價的內容，除對最基本的評價“深遠意義”、“偉大轉折”重申外，不斷豐富、完善補充增加新內容，從“進入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到“開啟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一個標志”到“兩個標志”，“一個顯示”到“一個踏上”，評價的內涵越來越全面，評價的高度不斷得到提升。

（二）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作用和深遠影響的評價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作用和影響是逐漸顯現的，所以，對其評價也有一個逐步深化和完善的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不久，鄧小平在1979年1月1日全國政協舉行的座談討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會議的講話中，就對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風氣和開創的工作局面給予了肯定，他認為，這種“生動活潑”的風氣和工作局面在1978年逐漸地形成了。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從今年起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三中全會解決了黨的歷史上所遺留的一系列重大問題”。[19]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講話中他說：“三中全會不但解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二十多年的問題”。[20]1980年2月29日，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的講話中他說：“三中全會確立了或者說重申了黨的思想路線”。[21]1980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重申了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一些原則。他說：“黨的三中全會要求全黨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的動搖”。[22]1981年6月27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強調指出：“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了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23]如果說，在《歷史決議》通過之前，黨的會議和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報告、講話、談話中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作用和重大影響的評價只是局限在某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的話，《歷史決議》通過后，則是作了全面的鄭重的評價和結論，這也就為以后黨的會議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談話定下了基調，提供了依據。從黨的文獻看，以后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的評價，基本沒有超出《歷史決議》的范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此后黨的會議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談話，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逐步展開，這以鄧小平的一次談話和江澤民、胡錦濤的兩次講話為代表。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的談話時說：“八年來，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了順利的貫徹，國家得到了明顯的發展，人民生活確實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24]這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一個十年中，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作用和深遠影響的正式評價。而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二個十年、第三個十年的評價，則主要反映和體現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分別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和3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之中。江澤民在講話中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已經和正在隨著實踐的發展越來越充分顯示出來，並將貫穿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0年，“在建國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又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對這些成就，江澤民從政治、經濟、改革開放、精神文明建設、軍事、國防、外交、黨建等十個方面進行了闡述。[25]胡錦濤的講話，除了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30年所取得成就進行闡述外，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局面，產生的巨大影響的過程也進行論述。他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春風吹拂下，神州大地萬物復蘇、生機勃發，撥亂反正全面展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有步驟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走上正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和領導體制得到健全，國家各項事業蓬勃發展。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思想的解放、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興、文藝的繁榮、科學的春天”。[26]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作用和深遠影響的評價，是沿著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和解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政治路線問題、組織路線問題、改革開放問題、領導核心問題、農業農村發展問題、人事變動問題等來展開的。

三、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價研究給我們的結論和啟示

（一）研究和考察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得出的結論

1.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的一個起點。1986年4月4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的談話中曾談到了這一點。他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現在快三十七年了。這中間，中國走的道路很曲折，有順利發展的時期，也有遭受挫折的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冷靜地估計了形勢，考慮今后的路怎麼走。界限的劃分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確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和政策”。[27]這裡鄧小平說的“界限”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點，即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所以，在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中，從使用建國以來我們黨具有重大意義的“偉大轉變”、“偉大轉折”、開啟和進入“歷史新時期”，到幾個“標志”概念的出現，都是將其作為一個歷史的起點來看待的。有了這個點，就有了新舊的區別，就有了劃時代的意義。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載入史冊，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的偉大轉折點，成為歷史分期的界線，定格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坐標上，是因為，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路線、方針、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起點、邏輯起點、思想起點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2.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影響匯集了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一條線。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的談話時講到：“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28]“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也是貫穿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一條紅線。這條線起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那個點，30多年來不斷向后伸展，並將無限地延伸。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價時，凡涉及重大問題的闡述，都會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表述，這個“以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大踏步地向前推進。另外，我們對新時期所有重大決策、重要理論成果觀察，就會發現，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是不朽的，盡管以后歷史會隨著任務的變化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和階段，但其精神已經成為指導我們偉大實踐的“靈魂”。

3.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影響輻射了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一個面。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荷蘭首相呂貝斯時的談話時講到：“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還是在一九七八年底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29]誠如斯言，歷史的各種機緣和因素促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影響了我們黨和我們國家，使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共產黨則又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局面。正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一九七八年，我們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30]歷史需要沉澱，歷史更需要遠距離遙望，1978年以來的30多年，我們回頭觀望，看清了歷史的走向和本來面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作用會愈加突出、愈加清晰、愈加顯現。

（二）研究和考察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得到的啟示

1.評價要經歷實踐的檢驗。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談話時曾說：“我們中國常說一句話，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經過十年來的實踐檢驗，証明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是正確的”。[31]從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僅僅說這次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這種表述和評價是針對會議的議題和內容講的，以后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逐漸增多，逐漸提升，是以實踐的檢驗為依據的。這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會見外賓的多次談話中，反映和體現地最為充分。在上個世紀90年代，江澤民的多次講話中也多有反映和體現。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對一個事物、一件事情的評判，必須以實踐為標准，實踐是最高、最大的判官，經過實踐的檢驗，我們所下的結論才有權威性，才能站得住腳。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經歷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的檢驗，不是主觀臆想，更不是妄說，而是對客觀事物的真實描述和正確地反映。

2.評價要經受時間的考驗。評價還要經受時間的考驗，往往時間越長，這種考驗就越嚴峻。這是因為有時間才會有距離，有距離才會看清全貌、看清脈絡、看清走向。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的第二年，對其評價就已經出現，以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時時都在考驗著十一屆三中全會，考驗著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如果將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的30多年，作一個大體三個十年的階段劃分，可以關注三次專門評價。一次是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鄭重作出了歷史結論﹔一次是1998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一次是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講話。第一次評價的時間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隻有3年，3年的時間其成效和作用的端倪已經顯露，如果嫌時間短的話，我們還可以從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0年的鄧小平的多次談話、講話作一補充和印証。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0周年時，中共中央沒有召開紀念大會。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30周年時，中共中央兩次召開紀念大會，前后兩任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都發表了講話，都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予了高度評價。因此，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實際上我們可以從時間上分三段來看，即10前看，20年看，30年看，從三個時間段看，我們的感受和評價是會不一樣的。所以說，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是經受了時間考驗的。

3.評價要經過黨中央確認。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多年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不管是專門評價也好，還是附帶評價也好，都不是某個人的個人行為、個人言行，都是被黨中央所確認，被黨的一定的會議所討論和審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評價的一系列講話、談話，是以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身份講的，具有最高的權威性。《歷史決議》是黨的中央全會討論通過的，黨的代表大會的報告是經代表們審議通過的。兩次紀念大會的講話，是兩任總書記代表黨中央所發表的。隻有這樣的決議、決定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報告、講話和談話才能夠真正代表中國共產黨作權威的判斷，下結論性的意見。

4.評價要被人民所接受和得到群眾的認可。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是人類社會前進和發展的動力。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人民群眾接受不接受、認可不認可、答應不答應，至關重要。以上所述，時間的考驗，實踐的檢驗，歸根到底，離不開人民群眾。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談話時曾強調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証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32]鄧小平的談話深刻闡明了這個道理。如果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意義、作用、影響等，評價得再高再好，人民群眾不接受、不認可、不答應，那是站不住、立不穩的，隻能是一廂情願和主觀臆想，而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檢驗，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越來越自信，越來越客觀，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深刻，正是獲得人民群眾接受和認可的緣由。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副院長、教授）

參考資料：

[1]《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3日第1版

[2]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頁。

[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頁。

[4]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第13頁。

[5]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1993年12月26日），《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頁。

[6]江澤民：《努力開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新局面》（1996年10月10日），《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0頁。

[7]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致詞》（1997年2月25日），《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1頁。

[8]江澤民：《開創農業和農村工作新局面》（1998年9月25日），《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208頁。

[9]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2-673頁。

[10]江澤民：《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2001年8月31日），見《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頁。

[11]胡錦濤：《在鄧小平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2004年8月22日），《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2頁。

[12]胡錦濤：《在首都各界紀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4年9月15日），《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6頁。

[13]胡錦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斷開創‘三農’工作新局面》（2006年2月14日），《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0頁。

[14]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2007年10月15日），《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5頁。

[15]胡錦濤：《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2007年12月17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

[16]胡錦濤：《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2008年5月8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頁。

[17]胡錦濤：《在中國科學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6月23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頁。

[18]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12月18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頁、789頁。

[19]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頁。

[20]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頁。

[21]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頁。

[22]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証安定團結》（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頁、第375頁。

[2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2頁。

[24]鄧小平：《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政策》（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頁。

[25]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8年12月18日），《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3-678頁。

[26]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12月18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89頁。

[27]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頁。

[28]鄧小平：《解放思想，獨立思考》（1988年5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頁。

[29]鄧小平：《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頁。

[30]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31]鄧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頁。

[32]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頁、第371頁。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