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道路的歷史意義

摘要：中國革命與改革的實踐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做出了兩次獨特的、具有全球性意義的重要貢獻：一是毛澤東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論，特別是在經濟欠發達國家通過動員貧困和受壓迫的農民進行革命的戰略﹔二是鄧小平開創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道路。后者因對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廣受贊譽，但其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更為廣泛的歷史意義並未得到充分認識。中國的改革代表了蘇聯以及1950年代的中國所“沒有採取的”一條道路。人們可以設想，如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歷程中能夠更早地得到貫徹，那麼世界歷史就會發生很大的轉變。

關鍵詞：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

1970年代末，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獨特道路，為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一條大膽的新途徑。當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蘇聯仍然對其超級大國的地位充滿信心，還有其他十幾個國家（從東方的朝鮮到西方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的經濟也仍然在按照蘇聯在1930年代建立的模式運行。中國的做法是大膽地實踐了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流傳已久的觀點，即官僚社會主義存在缺陷，而使市場調控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指導互相配合將帶來各種好處。除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外，唯一試圖實施其中一些想法的國家是匈牙利，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卡達爾·亞諾什（Kadar Janos）領導了“新經濟體制”改革。

在市場改革的頭10年裡，中國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一個典范，這些國家都在奮力應對正在緩慢擴散的經濟停滯，而它們的經濟是依照官僚主義的思路組織起來的。中國的大膽行動獲得的初步成功在國外引起了關注，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啟動市場改革。戈爾巴喬夫的努力受阻，蘇聯和東方陣營最終解體，至少部分原因是重振官僚社會主義的嘗試被耽擱得太久。

1990年代，大多數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俄羅斯和大多數蘇聯解體后獨立的國家——經歷了嚴重而長期的經濟衰退，而中國經濟卻加速發展。如今能夠在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中找到一種可以效仿的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為數不多了，越南是其中之一，它一直緊隨中國的道路，並因此而實現了繁榮。朝鮮和古巴仍然不願實質性地走上市場改革的道路。

1980年代以后，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幾近消失，這使得大多數學者傾向於將中國改革道路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意義貶低為一個次要的歷史腳注。中國經驗的重要性主要被理解為一種出口主導的東亞高增長模式的變體，或者是一種異常成功的“轉型經濟”。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道路體現出一些在東亞早期的經濟“奇跡”中被証明是如此成功的特征。與俄羅斯和其他后共產主義國家的苦苦掙扎相比，中國的改革模式顯得尤為成功。

但是，中國道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Marxian socialism）的發展歷程還有著更廣泛的歷史意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在列寧領導下的蘇聯建立的，並為20世紀的很多國家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模式。中國道路的意義遠遠不止是一個腳注，因為它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從根本上提出了問題，並迫使我們重新審視現代歷史。中國道路代表著一條蘇聯沒有走過的道路，蘇聯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其他許多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本文就這一歷史意義進行了反思，並以一種反事實歷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的視角對此作了簡要的闡述，即如果蘇聯採取了類似於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創性實施的經濟模式，那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歷史就會大不相同。

一、官僚社會主義的起源

官僚社會主義的種子是很早以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無意之間播下的，特別是在他們最著名的文章《共產黨宣言》中。在宣言結尾部分，他們宣稱：“……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在其早期著作中，甚至在更晚的時期，即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標志性著作《資本論》出版后，馬克思從未認真考慮過這句話對現實世界中社會主義經濟的運作所帶來的影響，而就消滅私有制而言，他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如何引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認為，消滅私有制意味著所有生產資料屬於國家所有，商品和服務將按照合理的政府計劃來生產和分配。如何在現實中實現這一點？在布爾什維克黨人在內戰勝利后面臨這一任務之前，馬克思、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追隨者，甚至其他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一問題。

回過頭來看，如下這一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問題上的立場似乎與他們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唯一倡導者這一充滿自信的自我表述存在很大的出入。在為爭取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而與對手展開論戰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辯稱對手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因為這些人提出的道德論點不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的科學理解的基礎上。但“消滅私有制”在何種意義上不是烏托邦式的宣告呢？可以說，它與那個時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呼吁廢除國家一樣是烏托邦式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強調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真正的“科學”理解的重要性，但令人吃驚的是，這樣兩位思想家卻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在不依賴某種形式的私有財產和市場協調的情況下將如何運作。若是缺乏這種分析，呼吁徹底消滅私有制便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想法。

盡管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俾斯麥時代的選舉政治中大獲發展，但他們的知識分子領袖保留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主張在官僚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中廢除私有財產和市場調節。德國自由派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將官僚機構的全球擴張而不是階級斗爭視為近代歷史的驅動力，預言性地揭露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上述論証中存在的不足。他認為官僚統治是對自由民主的威脅，而這一問題尚未被其所處時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真對待。韋伯指出，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並沒有消除人們對投入和產出成本進行經濟計算的必要性。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幾乎沒有掩飾的贊賞態度所強調的那樣，〖JP2〗建立在私有制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企業擅長有效地配置資源，盡管整體上它們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創造了條件。在沒有私有制和市場協調的經濟體中，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機制是什麼？效率方面的考量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似乎與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重要。韋伯指出，即使在蘇聯建立之前，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也會使一種按照官僚主義思路組織起來的經濟飽受資源配置不當和長期浪費的困擾。

在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第一次處理這些問題。在192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第一次真正面臨著最終如何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短期內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這一時期，人們就如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市場配置與國家配置所佔的適當比例，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公有制所佔的適當比例，以及工業化應以何種速度和通過何種機制展開。盡管布哈林等人在爭論中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混合經濟以及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的創造性的想法，但最終的模式是由斯大林決定的。新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社會主義經濟體的樣板。它的建立被描繪成對資產階級的偉大勝利，最終也是對像布哈林這樣主張混合經濟的叛徒的反革命思想的勝利。新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幾乎完全消滅了私營部門，廢除了資源的市場配置，而通過國家計劃進行分配，通過抑制城鄉收入和消費品生產以及對重工業進行大規模(過度)投資，實施快速的工業化。

社會主義經濟體的這種官僚主義模式最終建立在某些關於階級和階級沖突的思想之上。與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的私有制和市場被視為是不平等、剝削以及其利益與社會主義的建立相沖突的社會階層的滋生地。如果不盡可能快地和徹底地廢除私有制與市場，就有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死灰復燃、社會主義從內部被顛覆的危險。這一觀點后來發展為斯大林提出的一個新觀點，一位杰出的歷史學家稱這是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最獨特和最具原創性的“貢獻”——盡管這一觀點並非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其基礎。這種觀點認為，廢除私有制和市場並不能消除階級和階級斗爭——資產階級的思想仍然存在於“上層建筑”中，如果資產階級的思想不被壓制，其支持者不被消滅，那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仍然真實存在。這種觀念被証明在1930年代后期的蘇聯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並且很不幸的是，在一段時期內在中國也造成了破壞。最終，當蘇聯進入赫魯曉夫(1956年)領導時期以及當中國進入鄧小平(1981年)領導時期，這一觀念被指責為是意識形態上的錯誤。

二、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源

隻有否定那種將市場和私有制等同於資本主義的教條式的看法，社會主義者才會開始思考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國的市場改革實際上根源於蘇聯和東歐，但這些國家一直未能打破那種認為市場和私有制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的蘇聯式教條。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一開始似乎有人試探性地指出了官僚主義模式帶來的浪費和低效，此時，人們日益認識到官僚主義模式主要適用於強制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但存在很多日益突顯的缺點。斯大林之后，蘇聯的經濟學家們開始認為，他們的模式缺乏節約資源的機制，而且正在產生令人無法接受的低效和浪費。蘇聯經濟學家開始認為，價格、利潤和競爭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確實佔有一席之地。這些觀點在東歐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那裡受到了更加公開的歡迎，特別是在那些工業化水平已經高於蘇聯的東歐國家。這些觀點在中國也有其支持者，尤其是孫冶方，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發表了論文支持這些觀點。盡管對官僚主義模式進行了嘗試性的、有限的批評，但是除了在1960年代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這些想法幾乎沒有取得什麼發展，而南斯拉夫在退出蘇聯集團后，在實施這些想法方面比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要走得遠。不幸的是，蘇聯集團固守市場和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絕無立足之地這一教條主義觀念，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此時中國已經開始走上改革之路。

1979年鄧小平復出后不久，中國很快就不再教條式地堅守官僚主義模式。中國對源於蘇聯集團的那些舊的但被忽視的改革理念興趣激增，同時重新對西方經濟學發生興趣。但自195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成功的快速工業化模式不再是蘇聯模式，而是來自中國在東亞的鄰國，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這是中國領導人非常感興趣的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模式。1988年，日本進入了實現兩位數增長的第三個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韓國也處於類似的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之中。東亞模式有三個顯著特點：它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開始，將土地平等分配給農戶﹔它所信奉的國家產業政策側重於出口，並以日益先進的技術奪取市場份額﹔它實行“金融抑制”——貨幣匯率受控制，銀行存款利率低，從而為工業提供廉價信貸。

東亞模式的吸引力和蘇聯官僚主義模式的回報率下降從圖1所示的相對增長率中可以明顯看出。日本在1950年的起步水平遠低於蘇聯，也略低於東歐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到了1976年卻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了一番還多。在1950年遠遠落后於歐洲社會主義經濟體的韓國和中國台灣的經濟也正在迅速趕上。盡管中國地處東亞，但遠遠落后於其他幾個東亞經濟體，如圖1所示，中國的進步微乎其微。

 

圖2對中國在鄧小平改革之前的增長軌跡進行了更清晰的評估，它通過與另一個貧窮的亞洲大國印度的對比，描繪了中國的發展。這種比較揭示了幾個有趣的事實。一是，1950年中國比印度窮得多——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隻有印度的2/3。二是，政治秩序的鞏固和新國家的建設帶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在此期間，中國實行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土地改革，將土地分配給農戶，並釋放出新的生產力。

 

到1957年，中國的發展水平已經趕上印度，甚至似乎將印度遠遠拋在了后面。不過，1958年，集體化的最后階段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建立起了蘇聯式的集體農庄——人民公社，其所導致的飢荒堪比1930年代早期蘇聯發生的飢荒。此后，中國的經濟快速恢復，但是由於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動亂，其發展再次落后。到1976年，中國經濟再次趕上了印度，但是兩個國家都依然比較貧困。在鞏固了其蘇聯模式后，中國相對於印度的快速發展停滯了20年，認識到這一點是令人清醒的。這並不是中國領導人在1950年代初期樂觀地採用了蘇聯制度時所希望看到的經濟發展軌跡。中國的領導層採納了圖1和圖2所包含的証據，他們以務實的態度決定進行改革，這是他們的功勞。

最先開始的、也是最激進的改革是在1980年代初完成的，就是解散人民公社體制，恢復家庭農業。這是伴隨著中國革命最初幾年發生的激進土地改革的重現。正如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一樣，也正如日本和韓國所發生的情況一樣，公平的土地分配釋放了新的生產力，使中國經濟進入快速復蘇的第一個階段。

國有企業改革始於1980年代中期，在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方面，其改革逐漸採用了源自東歐的“非正統”思想。但這些改革收效甚微，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更加激進的改革階段，當時，國有部門迅速重組，縮小規模，規模較小、生產率較低的企業被關閉、合並、出售或私有化。剩下的國有企業被合並成規模更大、更具競爭力的企業集團，然后進行重組，通過在國內和國外的証券交易所上市來進行融資，最終成為進入世界最大企業行列的國有龍頭企業。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在1978年佔到非農業勞動力的80%，到2015年已經減少到低於20%。

 

中國故事的重要部分是否定了蘇聯的官僚主義模式的核心原則。第一個激進的步驟是在1980年代放棄了人民公社體制，第二步是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在國家主導下進行重組和縮減規模。這些步驟否定了作為蘇聯官僚主義模式基礎的教條主義，但它們沒有否定社會主義。土地沒有被私有化——家庭獲得了土地的使用權，但沒有完全的所有權。國有企業的重組是逐步的和有計劃的，不同於俄羅斯和其他后共產主義國家的大規模私有化，后者導致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具有戰略性的資本密集型部門仍然由國家所有和控制，銀行體系和經濟中的資本配置幾乎完全掌握在國家手中，國家保留著異常強大的管理資源的能力。國有資產總額超過了年GDP的300%，遠遠高於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34%)。國家保留了近40%的工業資產的所有權，擁有了非常強大的管理經濟資源的能力，並且有著完善的產業政策，國內和國際資本市場不受控制的運作對中國的影響相對較小。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通過市場進行的經濟交易所佔比例不斷上升，私營部門不斷擴大，最終在規模上超過了國有部門。在建立社會主義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在重新思考財產和產權的概念以及市場與政府計劃的結合，形成了一種替代1930年代在蘇聯形成的教條主義傳統的新方案。

在此我沒有必要詳述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取得的顯著經濟進步——因為這是眾所周知的。圖3描繪了中國的發展軌跡，並展示了不同改革階段的影響。必須指出，這一上升軌跡幾乎是緊隨19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就展開的。隨著1990年代中后期改革對臃腫而低效的國有工業部門造成沖擊，這一趨勢加快進行。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在圖1中看上去幾乎是水平的，而在2000年之后幾乎是垂直的。圖2中國與作為參照系的印度形成的對比更為顯著。圖4重新描繪了截止到2010年這兩個亞洲大國的發展軌跡。中國最終在1980年與印度分道揚鑣，到了2010年，盡管印度自身的經濟發展也在加速進行，但中國已經把印度遠遠甩在了身后。

三、未走的道路：歷史發展的其他可能性

鑒於中國否定了1930年代的蘇聯模式的教條主義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主張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呼吁也的確帶有烏托邦色彩，人們很容易作出如下設想，如果蘇聯在1920年代關於工業化的爭論得出的是不同的結論，那麼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會有多大的不同。如果中國的經驗可以作為指導的話，在蘇聯實行的社會主義混合制經濟很有可能會讓新蘇聯走上另一條發展軌跡。誠然，在大蕭條和歐洲法西斯主義崛起的背景下，蘇聯經濟不太可能復制半個世紀后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說，斯大林領導下的強制工業化是1945年擊敗納粹和在歐洲取得勝利的重要基礎。盡管如此，教條主義地否定市場和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在蘇聯延續，並削弱了隨后對其官僚主義模式的缺陷的反思。

蘇聯真正失去機會是在1950年代，那時赫魯曉夫視自己為改革者，嚴厲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專注於加速蘇聯的經濟發展。然而，他完全不具備鄧小平和其他中國改革設計師的想象力和靈活性。赫魯曉夫永遠無法擺脫蘇聯經濟思想的教條主義的、依稀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基礎，因此他未能實施任何有意義的改革。結果，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經濟停滯和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帶來的嚴重透支最終導致蘇聯解體。鄧小平的成就與赫魯曉夫的失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種合理得多的設想是，中國式的改革真的有可能改變1950年代和1960年代蘇聯的經濟並轉變其歷史發展軌跡。戰后歐洲迅速開始重建，並成為經濟快速增長的地區。如果沒有將自身與資本主義經濟隔絕開來而隻在蘇聯陣營內部尋求自給自足，那麼恢復過來的蘇聯工業將從參與世界貿易中獲得巨大的好處，就像中國在若干年后所展示的那樣。人們很容易去指責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明顯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雖然中國領導人確實有日本和其他創造了經濟奇跡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作為榜樣來激發他們的反思，但是我們不應該認為中國領導人理所當然地要對其繼承的蘇聯遺產進行反思，要對社會主義理論進行重大改造。

從許多方面來看，赫魯曉夫時期是蘇聯使自身從其官僚主義經濟所帶來的重負中擺脫出來的真正的最后一次的機會。當戈爾巴喬夫意識到體制必須改變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國的榜樣力量所激發的)，已經太晚了。盡管存在種種缺陷，蘇聯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蘇聯領導人為自己的超級大國地位感到自豪，他們與美國及其盟友處於冷戰的緊張關系中，他們對存在風險的改革興趣不大，地位穩固的精英階層在這一體制賦予他們的特權中享有既得利益。戈爾巴喬夫開放蘇聯經濟的最初努力受阻，並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錯誤。他最初的經濟改革設計不合理，實施倉促，導致經濟惡化。他在開放政治體制方面的賭博之舉使得各種種族民族主義力量失去控制，導致蘇聯四分五裂。

四、結論

我認為，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啟動並由接下來的其他領導人繼續實施的改革開放是對世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這一貢獻可以比肩於毛澤東的如下貢獻：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創新性改造，從而解決了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邊緣進行農村革命的問題。由於否定了導致1930年代蘇聯的官僚主義模式的教條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中國重新提出並進一步發展了在蘇聯和東方陣營中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市場改革思想，並將它們與國家主導的東亞工業化模式的特征進行了融合，當然，中國對東亞模式的特征進行了選擇性的調整。這一創新的歷史意義並沒有因為1980年代末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而減弱。

我曾指出，如果在更早的時期對社會主義思想進行類似的創新，那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軌跡將被改變，甚至有可能避免1989年開始的歷史性崩潰。人們還很容易就如下問題展開設想，即如果中國領導人在更早的時候就對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進行類似的創新改造，那麼這會給中國歷史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如果中國沒有在1956年完成其社會主義改造，而是逐步走向混合經濟，那麼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或者，如果中國在1960年代早期，即在大躍進導致經濟困難之后，就改變其發展道路，今天的中國又會是什麼樣子？中國自身的發展軌跡將是完全不同的。

(作者單位：魏昂德（Andrew G.Walder）：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梅沙白：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