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軍：鄧小平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全會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為期36天的工作會議。這本來是一次主要討論經濟工作的會議，但突破原定議題，圍繞黨的工作重點轉移，討論了若干重大問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策，實現歷史轉折，作了充分的准備。
中央工作會議能夠突破原定議題，黨和國家的歷史能夠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發生轉折，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有其歷史必然性，但與鄧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鄧小平在關鍵時刻的指導和推動，這兩次會議就不可能具有偉大轉折的意義，這次偉大的歷史轉折也就不可能順利到來。
一、奠定思想基礎
鄧小平率先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指導方針，大力提倡實事求是，支持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百業待舉，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組織等各個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使中國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是，這種要求遇到“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嚴重阻礙，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的局面。
客觀地講，粉碎“四人幫”后，要人們立即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有清醒的認識是不現實的。但是，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與實踐逐漸有所認識，並經常觸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問題。到這時，歷史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難題：要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不能不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因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不能正確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那就會否定黨和人民奮斗的歷史，因而也就無法真正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歷史難題，當時黨內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一種是“兩個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在毛澤東生前定下的“三七開”的框架內，部分地對“文化大革命”實踐上的某些錯誤進行有限的糾正，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主體部分的實踐極力維護，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則不許觸及。這種思路在實踐中的發展趨向，基本上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老路。
另一種是實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又實事求是地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這種思路在實踐中的發展趨向，將是一條既繼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實踐証明是正確的理論原則、方針政策和實踐經驗，又實事求是地在實踐中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新路。
兩種思路的交鋒，不可避免地在諸多重大問題上表現出來。
粉碎“四人幫”后不久，這種交鋒便體現在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這些問題不解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現，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也是不現實的。而要解決這些問題，當時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和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在這兩大問題上，盡管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意願，一批老一輩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還是遇到來自“兩個凡是”的阻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但是，天安門事件並沒有得到平反，許多冤假錯案也還沒有得到公正的解決。
在鄧小平的領導和推動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教育、科技、文藝戰線率先開始撥亂反正並取得非凡成績，但在“兩個凡是”的禁錮下，撥亂反正步履維艱。
撥亂反正已經起步，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明確。“兩個凡是”成為一種新的思想禁錮，為撥亂反正設置了重重障礙。嚴峻的現實表明，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爭論，實質上根源於堅持“兩個凡是”指導方針還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問題。因此，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爭論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線層面。
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還是堅持“兩個凡是”方針的爭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最終見分曉。這個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而這三個階段都是與鄧小平的大聲疾呼和積極推動分不開的。
第一階段，鄧小平率先批評“兩個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倡導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啟了大規模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
還在“兩個凡是”剛剛出籠的1977年2月，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就敏銳地覺察到其錯誤的實質和危害。他在同王震談話時，對“兩個凡是”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他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
為了反對“兩個凡是”，鄧小平提出了“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與此同時，他大力提倡實事求是，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指出：“我說要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准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在8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大上，他明確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在鄧小平的影響和推動下，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紛紛發表文章，批評“兩個凡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不可避免地就要到來了。
第二階段，鄧小平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關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他在多種場合批評“兩個凡是”，並給予堅持實踐標准的同志以明確而有力的支持，推動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
鄧小平強調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強調實事求是，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即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在鄧小平的呼吁和推動下，人們開始思考：判斷真理的標准是什麼？伴隨著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和理論工作者的認識日益接近問題的核心，提出了如何認識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如何認識判斷真理的標准問題。這種問題的提出，實質上是要求拋開阻礙社會進步的僵化、保守觀念，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准，實事求是地評價過去的一切，實事求是地探索新的道路。這種要求終於通過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的發表，以及由此引發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而迸發出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實際上批判了“兩個凡是”的觀點，進而涉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它切中“兩個凡是”的要害，立即引來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責難、批評和壓制。
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表明了態度。5月30日，他在同胡喬木等人談准備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內容時，尖銳地指出：“隻要你講話和毛主席講的不一樣，和華主席講的不一樣，就不行。毛主席沒有講的，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怎麼樣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講的，照抄華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歸根到底，這是涉及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
此后，鄧小平多次找人談話，明確表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繼續批評“兩個凡是”。7月21日，他在同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談話時告誡說：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談話時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8月19日，他在聽取文化部負責人黃鎮、劉復之匯報后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但有人反對，說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要讓人說話，現在剛剛講了一下，就說是針對毛主席的，那怎麼行呢？
9月，鄧小平出訪朝鮮回國后，到東北三省視察。9月16日，他在長春聽取中共吉林省委負責人王恩茂等人匯報后發表講話，指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他再次批評“兩個凡是”，闡明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這個大問題，指出：“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9月17日，他在聽取中共遼寧省委負責人曾紹山等人匯報后，再次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的問題，指出：“不恢復毛主席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我們要根據現在的國際國內條件，敢於思考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千萬不要搞‘禁區’。‘禁區’的害處是使人們思想僵化，不敢根據自己的條件考慮問題。”
在鄧小平堅決而有力的支持下，真理標准問題成為全黨全國人民所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真理標准問題討論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不僅理論界積極參加這場討論，而且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黨委都對真理標准問題進行了討論，主要負責人通過發表談話、講話或撰寫文章，表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支持，並聯系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高度評價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重大現實意義。這場大討論不僅沖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推動了各條戰線撥亂反正的開展，而且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歷史轉折的實現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備。
到這時，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已是四面楚歌，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終成燎原之勢，然而，這場大討論還沒有完結。
第三階段，鄧小平密切關注中央工作會議內外關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情況，及時發表講話，闡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大意義，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
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中，沒有關於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內容。但在會議開始后，不少與會者在發言中表示肯定這場討論，並對“兩個凡是”提出了批評。
11月25日下午，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共北京市委林乎加、賈庭三和共青團中央韓英、胡啟立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的群眾反映。匯報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了談話。鄧小平說：“我們一定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的旗幟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旗幟，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
鄧小平的談話內容很快在會上傳開，產生了重大影響。有些與會者認為這是中央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一個正式表態。一些堅持“兩個凡是”的部門負責人認為再也頂不下去了，隻好出來表明態度。他們在發言中仍然堅持“兩個凡是”，並為自己辯護。11月27日，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發言，不贊成把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不贊成已見諸多種報刊的“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反對現代迷信”等口號。上述發言在簡報上登出后，立即引起絕大多數與會者的不滿。
從11月28日開始，圍繞真理標准問題，會議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討論中，大家進一步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繼續解放思想，普遍地提高了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重要意義的認識。許多與會者指出：從前一段討論的情況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關系到如何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總結歷史經驗的問題。如不解決這個問題，用什麼標准來判定思想理論是非？怎樣得出真正的經驗教訓？所以這既是理論問題，更是政治問題。與會者指出：我們要把維護毛主席的威信和解決“文化大革命”的遺留問題統一起來，在肯定毛主席偉大功績的前提下去處理遺留問題。堅持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隻能增添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有的與會者指出：在真理標准問題上的分歧，實質是兩種指導思想的分歧。這種分歧現在已經公開化、表面化了，已經不能回避。這是黨內的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斗爭的焦點在於是否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個問題不解決，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點轉移也無法順利進行。有的同志提出，希望這次會議能把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要求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對真理標准問題明確表態，以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在這次會議上再掀波瀾，說明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際，人們的思想認識尚未統一。在這關鍵時刻，鄧小平再次把握方向，在12月13日的講話中高度評價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並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統一起來，深刻闡述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他指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鄧小平的講話不僅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最后結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思想路線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全會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強調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
盡管后來各地還搞了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補課”，但到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已經正確地解決和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正是由於端正了思想路線，全會才能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實現了歷史轉折。這一切，都是鄧小平積極引導、支持和推動的結果。
二、確立會議主題
鄧小平及時提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被確定為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根本性的轉折，端正黨的政治路線，奠定了基礎。
1956年中共八大正確分析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此后不久，就改變了這一正確決策，走上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歧途。“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廣大人民群眾迫切希望迅速發展經濟，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實事求是地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在加快經濟建設、迅速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一點上，黨內外並沒有多大的爭議。
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是以階級斗爭還是以經濟建設為黨的工作中心問題上。由此必然涉及如何看待“以階級斗爭為綱”，如何看待在這個“綱”之下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並由此涉及如何看待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因為全黨工作重點向經濟建設轉移，意味著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否定，而“以階級斗爭為綱”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理論與實踐。歷史發展至此已清楚地表明：如果僅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主觀願望，而不能真正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不能正確解決與此相關的一系列是非問題，就不可能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揭批“四人幫”成為全黨工作的中心任務。中央提出“抓綱治國”的“綱”，指的就是以揭批“四人幫”為綱，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可是，什麼時候可以結束這項工作，從表面看屬於工作安排性質的問題，但實質上卻是對長期以來黨的指導思想上“左”傾錯誤的挑戰，是在重大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的撥亂反正。
黨的工作重點實行轉移，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鄧小平從1957年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的教訓中，從中國喪失發展機遇、與世界發達國家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現實中，從對國際形勢對我有利、“戰爭可能延緩爆發”的准確判斷中，強烈地意識到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緊迫性和可能性，敏銳地感覺到實行工作重點轉移已是刻不容緩的大問題。
鄧小平從對“綱”的思考入手，率先提出要適時地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實行工作重點轉移。早在1977年8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軍委座談會上講話時就指出：“某一個時期總有某一個時期的綱，某一個部門總有某一個部門的綱。就當前來說，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是我們的綱，一定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但總要有一個時間限制。”11月，鄧小平在廣州視察時明確指出：我們以揭批林彪、“四人幫”為綱可以。但是很快要轉，要結束，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再不能提“以階級斗爭為綱”了。1978年3月10日，他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發言說：現在大的方針、政策，我看基本上理出來了。現在的關鍵問題，就是要扎扎實實地干。干社會主義，要有具體體現，生產要真正發展起來，相應地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夠逐步提高，這才能表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3月18日，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時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我們黨的工作重點、工作作風都應該有相應的轉變。”
到1978年下半年，在真理標准問題討論開始之后，已有許多人意識到：黨的工作重點應當有所變化。9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提出：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盡管還不能認為這指的就是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但說明當時確實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真正從全黨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提出重點轉移問題，是在鄧小平1978年9月的東北之行過程中。9月16日，他在長春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9月17日，他在沈陽說：馬克思主義認為，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幫”也好，怎樣才叫搞好了，要有幾條標准。對搞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麼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過長就厭倦了。不痛不痒，沒有目的，搞成形式主義，這也不行。9月20日，他在天津聽取“揭批查”運動的匯報時說：沈陽軍區出現這麼一種情況，有的單位沒有什麼問題，也跟有問題的一樣搞，干部就產生厭煩情緒。你們可以考慮一下，如果有10%、20%的單位運動搞好了，就可以轉為搞業務，搞久了不行。這是全國性的問題。
上述談話是緊緊圍繞適時地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大力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個主題展開的。把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表現歸結為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把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說成是“最大的政治”，顯然不屬於工作安排性質的“轉移”，而是屬於全黨工作指導思想上的“重點轉移”，是要從根本上轉變黨的政治路線。盡管鄧小平這時沒有明確使用“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樣的詞句，但工作重點轉移的思想是確定無疑的。
東北之行以后，鄧小平繼續在多種場合強調要適時地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實行工作重點轉移。10月11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中國工會九大開幕式上致詞，指出：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在全國廣大范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斗任務”。這裡所說的“新的戰斗任務”，實際上就是指經濟建設，就是指四個現代化。鄧小平的講話，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對揭批“四人幫”運動的形勢作出正確判斷，及時地宣告轉向新任務即經濟建設的時機已經成熟。
現有資料說明，最遲在1978年10月，鄧小平關於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倡議已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贊同，並決定在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為主要議題展開討論。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原定議題有三項：一是討論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的問題﹔二是討論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在11月10日的開幕會上，華國鋒在宣布三項原定議題之后說：中央政治局決定，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要在新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指引下，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動員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勁，全力以赴，為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奮斗。這是一個關系全局的問題，是我們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
開幕會后，從11月11日起，各組開始討論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與會者紛紛發言，表示擁護中央政治局的這一決策，認為當前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國際形勢也非常有利，中央及時地、果斷地結束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是適時的、正確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在討論中，與會者回顧並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暢談了對於工作重點轉移的意義的認識。主要的觀點是：這是一個根本的轉折，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規模的巨大，變化的廣泛、激烈、深刻，任務的繁重、緊迫，意義的深遠，都不下於我們黨過去領導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還要超過過去的革命。這場革命不僅在經濟上、技術上是偉大的、廣泛的、艱巨的，在思想上也將有極其深刻的變化，並且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在黨內，將有正確認識與錯誤認識的斗爭，先進與落后的斗爭。我們應當認清形勢，解放思想，克服僵化觀念，站在這場偉大革命的前列。許多與會者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暢談了實施工作重點轉移的打算。
實行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實際上是黨的政治路線的根本轉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然要涉及黨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涉及如何甩掉歷史包袱、輕裝前進的問題。在討論工作重點轉移時，許多與會者注意到還存在大量歷史遺留問題需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許多錯誤觀點還沒有澄清，許多重大冤假錯案還沒有平反。因此，在討論中，許多與會者圍繞工作重點轉移，提出要把“揭批查”運動的遺留問題解決好，繼續平反冤假錯案，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很好地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好。同時，與會者就全面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提出了建議。
在中央工作會議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決定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問題，全會相應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正是由於鄧小平提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重大倡議，才使得原先隻討論經濟工作的中央工作會議增加了這項議題。正是這項議題的增加，引發了一系列大是大非問題的討論，從而改變了會議的主題，使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成了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
三、倡導改革開放
鄧小平順應時代潮流，大力倡導實行改革開放，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奠定了基礎。
20世紀70年代末，世界許多發達國家再次調整產業結構。能否抓住這個機遇，加快中國的經濟建設，成為中國人民面臨的新的歷史性抉擇。
面對這種抉擇，鄧小平恢復工作后，努力排除長期以來“左”傾錯誤的影響，積極推動打開國門，把中國與世界聯系起來。他身體力行，多次走出國門，感受世界經濟發展的脈動。僅1978年，他就先后四次出訪，到過七個國家。通過出訪，在加深對國際形勢了解的同時，鄧小平強烈地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之間正在拉大的差距，清楚地看到發達國家所面臨的經濟困難以及由此為中國帶來的發展機遇。
中央領導再次放眼看世界，促使對外政策發生積極變化，中國開始有意識地加強同外國的經濟交流與合作，虛心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實行對外開放的思路日益明確。
這種對外開放的思路，來源於對國際形勢的符合實際的判斷。鄧小平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情況出發，對世界各種力量進行認真分析，進而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作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新判斷。1977年12月，他根據對美蘇雙方力量的冷靜觀察和深入分析，提出了世界戰爭可以推遲和我們可以爭取更多一點時間的判斷。他指出：“蘇聯的全球戰略部署還沒有准備好。美國在東南亞失敗后，全球戰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戰也沒有准備好。所以，可以爭取延緩戰爭的爆發。”“我們能夠爭取比較長一點時間不打仗”。這種看法，同“文化大革命”期間突出強調戰爭危險迫在眉睫的看法相比，有著很大的變化。
面對有利的國際環境，鄧小平在各種場合強調中國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有意識地表達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心。1978年2月16日，他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時指出：我們願意引進世界上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我們不隻派人到美國去考察，也派人到其他發達國家考察。這方面，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不少。3月18日，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明確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此后，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要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來建設自己的國家，同時也要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管理經驗，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對於向外國學習，鄧小平有一個重要的思路，這就是：把世界上能為我所用的最先進的技術和經驗拿來，經過消化吸收，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能夠在一個高起點、高水平上發展。
對外開放固然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但國內問題解決不好，對外開放也發揮不出應有的效果。鄧小平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給予了高度的關注。1978年2月1日，他在成都說：有些問題是共同的。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麼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自己范圍內能解決的，先解決一些，總要給地方一些機動。3月10日，他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指出：我們存在的普遍問題是不會管理。我們要學會管理，善於組織我們的工業。管理好壞，效果大不一樣。各行各業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在鄧小平看來，城市政策、農村政策和經濟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改革。4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目前的時機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幫”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資本主義國家行之有效的辦法為我們所用。要想一想，現在思想解放得夠不夠，到底還有什麼障礙，看看上層建筑、生產技術方面存在什麼問題。有些事情不能總在北京轉圈子，一拖就一兩年，要盡快研究解決。
在鄧小平的倡導和推動下，政策的積極變化很快轉化為工作上的具體行動。中央派出大量代表團和考察團出訪。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5月至6月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等西歐五國。臨行前，鄧小平於4月底找谷牧等人談話，指示代表團在訪問中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麼水平了，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
從5月2日到6月6日，考察持續了一個多月。代表團回到北京后，於6月下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報，並向中央建議：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條件，盡可能地吸收外國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
各個代表團考察的成果引起鄧小平的思考。6月23日，他在會見即將離任的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格夫裡列斯庫時說：我們派了許多代表團到歐洲和日本去考察，發現我們可以利用的東西很多，許多國家都願意向我們提供資金和技術，條件也不苛刻，從政治、經濟角度對我們都有利，為什麼不干呢？國際條件有利，國內條件也有利，隻要下決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設速度。10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以格奧爾格·內格韋爾為團長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指出：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麼面貌。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在鄧小平的積極推動下，如何借鑒國外經濟發展的經驗，引進、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實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以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日益成為中央領導層關注的重大問題。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9月，又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其中，國務院務虛會的主題是研究如何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會議提出了有關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充分利用外國資金的設想。全國計劃會議則更加明確地提出經濟工作要實行“三個轉變”：一是從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轉到生產斗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從那種不計經濟效果、不講工作效率的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的科學管理軌道上來﹔三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狀態上來。這兩次會議對於形成改革開放的方針具有重要意義。
9月，在東北三省和天津視察期間，鄧小平談話的重點已不僅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如何實行改革開放的思路在他的腦海中逐漸清晰起來。
關於對外開放，鄧小平著重強調：不僅要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而且要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9月16日，他在長春聽取正在建設中的霍林河煤礦要引進聯邦德國技術的匯報時指出：要引進人家的技術，就要學習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產。對這樣的企業，不要搞改良主義，要徹底革命。所有的引進，必須堅持這一點，否則就沒有資格引進，我們就永遠落后。9月18日，他在鞍山說：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我們要以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要有這個雄心壯志。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后，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營方法、先進的定額來管理，也就是按照經濟規律管理經濟。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
關於改革，鄧小平強調：不僅要改革企業管理體制，擴大企業和基層的權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要改革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所有不合理的體制。9月15日，他在哈爾濱說：從總的狀況來說，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說來，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過去講發揮兩個積極性，無非中央和省市，現在不夠了，現在要擴大到基層廠礦，要加強基層企業的權力。9月16日，他在長春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9月20日，他在天津說：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毛主席講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好的管理人員也應該待遇高一點，不合格的要刷下來，鼓勵大家想辦法。
10月11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開幕式上致詞時，明確提出了改革的方針。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就必須大大加強企業的專業化，大大提高全體職工的技術水平並且認真實行培訓和考核，大大加強企業的經濟核算，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潤率。因此，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
中央對實行改革開放的醞釀，特別是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設想，對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與會者結合實際，分析了經濟管理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分析了閉關自守所造成的弊端。許多與會者贊成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實行對外開放。不少與會者提議：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盡可能多地吸收外國資金，大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加快四個現代化的建設速度。對於改革的內容，與會者普遍認為：主要是改革從蘇聯學來的和自己土造的那些影響生產力發展的管理體制。這次會議使會前關於改革開放的醞釀進一步具體化，正式作出改革開放決策的條件已經成熟。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密切關注會議討論的情況，繼續推動改革開放方針的確定。11月16日，他收到胡耀邦轉來的北京東風無線電一廠四車間的一位技術員的來信。來信對改革工廠企業管理制度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一是解決會管理、不當家的矛盾﹔二是切實把崗位責任制建立起來﹔三是掌握管理的工具——統計﹔四是設立橫—縱協商機構﹔五是發揮單項獎的作用和有條件地實行崗位津貼﹔六是加強產品設計管理。這封信反映的是一種來自基層的渴望改革的呼聲，它表明改革開放已成為從上至下的共同願望和普遍要求。鄧小平閱后在來信上批示：“可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看看。”
鄧小平還密切關注國際上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看法，及時闡明自己的觀點。11月26日，他會見佐佐木良作率領的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在談到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關系時說：毛主席歷來有兩句話，自力更生，力爭外援。“四人幫”把第二句話丟掉了，而且說，什麼東西中國人都能搞出來，吸收外國的東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們沒有理解為什麼毛主席強調自力更生。我們長期以來沒有條件接受外國的援助。從建國以后到1972年以前，有什麼條件？那時你日本給過我們援助嗎？美國能給我們嗎？歐洲能給我們嗎？我們不強調自力更生怎麼辦？就是那時，毛主席也是講兩句話，不是一句話。所以，“四人幫”不粉碎，我們就沒有這個條件，國際條件有了，國內條件沒有。對這個問題要有歷史分析。現在我們的方針是，盡量吸收國際先進經驗，引進資金和技術，加速我們的發展。這個方針現在才能實行，在這方面我們全黨全民是一致的。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深刻地闡述了改革開放的問題。他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他強調：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面的問題。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別注意克服官僚主義。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別注意加強責任制。在經濟政策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政策。
盡管在這時，改革開放的設想還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實踐上也剛剛艱難地起步，但按照鄧小平所設計的思路走下去，中國必將走上全面改革開放之路，改革開放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十一屆三中全會認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全會正式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四、確定指導方針
鄧小平根據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出現的新情況，及時提出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指導方針。
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重要的指導方針，集中體現在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這篇講話不僅同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成果直接相關，而且反映了這一時期鄧小平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思考。
如前所述，鄧小平是實行工作重點轉移的倡議者。因此，1978年10月他布置起草的講話稿，是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來展開的。當年九十月間，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雖然尚未見分曉，但各地黨、政、軍領導機關的表態已經使天平發生了傾斜。10月3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談話時說：真理標准的討論差不多了。現在發的文章不少了，省委寫的文章也不少了，問題不算已經解決，但這樣的問題還得慢慢來，可以告一段落。10月14日，他在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談話時說：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后講，這樣好。又指出：我在東北的講話，可以在機關少數干部中先講一講。從這兩次談話可以看出，在鄧小平看來，同“兩個凡是”的爭論現在不能算已經解決，要搞清楚思想路線是非，這一點決不含糊，可以召開理論務虛會“擺開來”解決，以便統一認識，但報刊上大張旗鼓的爭論應該告一段落﹔等理論務虛會開過以后，再印發他視察東北時的談話，引導全黨把注意力轉到工作重點轉移上來。所以，鄧小平要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主要講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實際情況是，理論務虛會沒有召開，而要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11月14日，鄧小平出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返回北京時，中央工作會議已開幕五天。11月16日，鄧小平約胡喬木談在會議上的講話稿的修改問題。11月19日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闡述了工作重點轉移的意義和怎樣實現轉移，其中提出要解放思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改革不適應生產力需要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由於鄧小平對講話內容的基本設想發生改變，這份講話稿沒有被採用。鄧小平根據新的思考，於11月底親筆擬出講話提綱。這個提綱的主要內容是：（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后看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12月2日，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胡喬木、於光遠，按照這份提綱談了講話稿的起草問題。顯然，這份講話稿的主要內容已不是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而是轉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問題，民主問題和經濟管理體制問題上。
鄧小平之所以要改變講話的主題和內容，是由這段時間會議內外出現的新情況決定的。
首先，由於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了新的情況。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圍繞工作重點轉移，與會者提出了許多需要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從11月11日分組討論開始，與會者紛紛發言擁護工作重點轉移，但認為應解決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影響安定團結，影響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其中，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影響最大。他提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問題、陶鑄問題、王鶴壽問題、彭德懷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並提議中央專案組所管的屬於黨內部分的問題應移交中組部，中央應當在適當時候對康生的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陳雲提出的幾個歷史問題，都是當時黨內外關注的重大問題，歸根到底都涉及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一根本問題。他發言后，各組發言的重點也集中到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上來。幾乎與此同時，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11月15日，《北京日報》刊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消息，宣布1976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天安門事件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復名譽。11月1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登出新華社的新聞通稿。由於陳雲發言的帶動，如今又受到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鼓舞，與會者爭先恐后地發言，提出了許多歷史問題。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提出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錯案問題﹔二是對“文化大革命”提出質疑，要求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三是要求中央對康生、謝富治的錯誤進行審查。有的與會者要求中央對上述問題表態。
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情況，引起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視。鄧小平於11月14日回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與會者提出的歷史問題。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為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以及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同志平反，並就“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和地方遺留下來的比較重要的若干問題作了答復。
上述決定宣布后，與會者深受鼓舞，更加暢所欲言，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指名道姓地進行爭論。與會者在發言中又提出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以及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
二是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掀波瀾。如前所述，在11月25日以后，真理標准問題再次引起很大爭論。盡管絕大多數與會者對“兩個凡是”以及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人進行了嚴肅批評，但這場爭論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三是許多與會者提出要解決人事問題。這次會議的議題中沒有人事問題，但隨著與會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歷史遺留問題和真理標准問題，陸續揭發出幾位中央領導人和部門負責人的錯誤。這樣，人們很自然地聯想到人事調整的問題。特別是在11月25日第三次全體會議后的討論中，許多與會者越發認識到這是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與會者把注意力放在人事調整問題上。
其次，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社會上出現了新情況。新華社播發中共北京市委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全國反響強烈。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更是順應民心，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但是，也出現了另外一種情況。在北京西單等地，出現了一些大、小字報，其中有的涉及對毛澤東和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以及對中國政治體制和重大歷史問題的議論。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團中央負責人的匯報，鄧小平談了如何看待群眾的議論，以及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后，這個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再次，國際上對中國國內形勢的看法出現了新的情況。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天安門事件平反、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鄧小平11月26日會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27日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28日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29日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客人們都問到關於天安門事件平反、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中共中央內部有無“權力斗爭”和高層是否會出現人事變動等問題。他們非常關心中國國內局勢是否能夠保持穩定，能否同中國進行經濟、技術交流和貿易往來。
上述新情況表明，在歷史轉折的前夜，仍有許多思想認識問題需要澄清，需要引導。歷史遺留問題固然需要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不然不能放下包袱，輕裝前進。但是，如果糾纏下去，勢必影響工作重點轉移，影響現代化建設這個大局。正是這些新情況，引起鄧小平的高度關注，也引起他新的思考。於是，一個新的思路在他的腦海中逐漸明確，這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目的是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
11月下旬，鄧小平多次闡發這一思想，以統一全黨的認識。在11月25日和北京市委、共青團中央負責人的談話中，他指出：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會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輕裝前進。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下一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有些問題可以講清楚，有些問題一下子不容易講清楚，硬要去扯，分散黨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還指出：現在中央的路線，就是安定團結，穩定局勢，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上也十分注意我們國內局勢是不是能夠保持穩定。引進新技術，利用外資，你穩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政治條件，不能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這是中央的戰略部署，這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著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不搞什麼新運動，不要提中央沒有提的什麼運動。要引導群眾向前看。
對於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人事調整問題，鄧小平也本著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及時給以明確的引導。1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各組召集人匯報。鄧小平在談到對中央幾位有錯誤的領導人如何處理的問題時指出：現在國際上就看我們有什麼人事變動，加人可以，減人不行，管你多大問題都不動，硬著頭皮也不動。這是大局。好多外國人要和我們做生意，也看這個大局。在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有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打招呼會議上，他再次指出：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隻能上。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斗爭。對“文化大革命”問題，現在也要回避。
鄧小平還多次會見外賓，反復說明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是為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以消除他們的顧慮。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佐佐木良作時說：勇於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現在不但中央的領導，地方的領導也一樣，都一心一意要搞四個現代化。搞四個現代化沒有安定團結的局面是不行的。他說：我們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要把過去的問題了結一下，使全國人民向前看。所有錯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滿意的事，一起解決。了結了這些問題，大家心情就舒暢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對這個問題，可以說我們全黨是百分之百的一致。11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羅伯特·諾瓦克時指出：現在，有人對我們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有議論。我認為，有這些爭論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現。你們的報紙有多少不同的議論！我們過去的報紙辦得太單調，所以現在一有爭論就有人以為是“權力之爭”了。這是過去簡單化形成的這麼一種印象。11月29日，他在會見竹入義勝時指出：北京正在召開的最高領導人會議（指中央工作會議），主要是討論四個現代化問題。要搞四個現代化，就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氣氛，求得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使黨內外廣大群眾心情舒暢。對過去有些事情，群眾不滿意的，也確實有錯的，要按照毛主席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把它糾正過來，把那些冤案、錯案了結了。錯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這樣去引導全黨、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鄧小平的上述談話雖然是對外賓講的，但談話的整理稿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印發后，對引導會議進程和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這段時間發生的新情況，的確給鄧小平帶來許多新思考。他的思路已不再停留在工作重點轉移上，而是要引導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緊緊圍繞工作重點轉移和現代化建設，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正因為有了這種思路的變化，所以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說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圍繞黨的工作重點轉移，著重講了四個方面的問題：（一）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三）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鄧小平的講話，不僅引導了中央工作會議的進程和方向，而且為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充分體現了這個時期鄧小平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刻思考。這篇講話的重要意義，在於抓住歷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提綱挈領地提出了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從而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指明了正確的道路，這就是在改革開放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沒有再發表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全會的主題報告。在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全會既實事求是地解決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又解放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決策。鄧小平確定的會議指導方針，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成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起了關鍵的、主導性的作用。
綜上所述，鄧小平雖然不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但從他在關鍵時刻所起到的實際作用看，從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重大影響看，他對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發揮了不可替代的、至關重要的主導作用。經過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他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這個核心地位的確定，是后來全面進行撥亂反正、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真正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大膽進行改革開放的極為重要的前提條件。正是有了這個前提條件，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再造中華輝煌。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鄧小平“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以他的遠見卓識、豐富政治經驗、高超領導藝術，強調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旗幟鮮明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支持和領導開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推動進行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在他的指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鄧小平的名字將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一起名垂青史。（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會委員（副部長級），研究員 ）
來源：《百年潮》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