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副對聯看周恩來的協調發展觀     

周恩來一生歷盡滄桑，雖歷經榮辱卻不變初衷。他遇事沉著冷靜，科學分析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通過制止、回擊、調解、疏導等方法，因人而異、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巧妙科學地應對﹔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他那獨到果斷、富有創造性的智慧和才能不僅體現在政治、外交活動中，也在經濟建設舞台留下了濃墨重彩。其中“大躍進”后在經濟調整中的一副對聯就是一例生動體現。

對聯的產生

1960年8月30日—9月5日，針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提出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周恩來將“整頓” 改為“調整”, 並增加了“充實”二字,從而初步形成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八字方針。周恩來把“整頓”改為“調整”，使內容更加廣泛，突出了扭轉比例失調的含義，更切合當時經濟形勢的需要。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這個方針。

盡管提出了基本工作方針，但是各級領導人對形勢的認識並不統一。有的認為經濟問題並不十分嚴重，沒必要進行大的調整﹔有的認為，主要是農業拖了后腿，工業沒有什麼問題﹔一些人更是怕又像1959年反右傾那樣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怕政策多變。這些情況阻礙了“八字”方針的貫徹執行。導致不能主動調整經濟，將有限的財力、物力，集中於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取得相對最大的產出﹔拖著大攤子，長線、短線相互拖著一起下降。1961年，在基本建設、工業急劇下降的同時，農業生產下滑的趨勢尚未得到扭轉，財政、信貸赤字沒有消除，貨幣發行量繼續擴大，物價猛烈上漲，人民生活依然十分困難。

為了迅速統一全體干部的認識，認真貫徹調整方針，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干部，共7118人。史稱七千人大會。要求全黨團結起來，踏踏實實地做好調整工作，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調整工作的宏觀經濟工作的實質，是貫徹綜合平衡方針。

1962年3月，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綜合平衡方針。他說：“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最大的教訓是不能平衡。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 就寸步難移。” 在陳雲講話時，周恩來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

上聯是 “先抓吃穿用”，

下聯是 “實現農輕重”，

橫批是 “綜合平衡”。①

這幅對聯生動地概括了綜合平衡方針的目的和方法。

對聯是周恩來協調發展理念的集中體現

（一）既反保守、又反冒進

在總結本國經濟建設和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領導人重新開始了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這次探索從1956年初開始，以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為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前后形成了一個高潮。周恩來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所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總結了執行“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指出，要實現國民經濟穩步前進，我們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取得的基本經驗是：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安排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他還強調，由於在編制長期計劃的時候，難以完全預計到在執行計劃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新的情況，因此，應該把長期計劃的指標定得比較可靠，而年度計劃加以調整。確認了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強調要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建設規模要與國力相適應，既反對右傾保守，也要反對急躁冒進。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確定了“積極地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的經濟建設的方針。②

然而從1957年下半年起，在國內、國際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國家領導人急於求成的情緒再度滋長，並通過批判1956年的反冒進首先表現出來，之后逐步升溫，上綱為反右傾保守主義，成為指導經濟建設的主導方針。

在批判反冒進的過程中，隻講速度，不講比例、效益﹔隻講主觀願望，不講經濟規律﹔不做科學論証，對貫徹反冒進的同志扣帽子，甚至與國民黨、右派相提並論，把安排經濟計劃速度的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不是發揚民主，擺事實講道理，而是不允許不同觀點的同志申辯。迫使貫徹反冒進方針的中央負責人周恩來、陳雲等多次檢討。這樣，就輕易否定了中共八大前后憑借集體智慧形成的許多探索本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積極成果。批判反冒進，是經濟工作指導方針從量力而行、綜合平衡、穩步前進，轉變為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的重大轉折點，為即將發動的全民“大躍進”清除思想上的障礙。

“大躍進”導致經濟運行出現了空前混亂。積累率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創歷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資總額超過“一五”期間投資總額的1.5倍，而農業總產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我國國民經濟的比例遭到嚴重破壞。自1958年“大躍進”始至1961年連續4年財政赤字，共計達180.35億元，虧空嚴重。與之相伴隨，出現了貨幣發行過多、市場不穩定的現象。1960年，銀行信貸資金達954.4億元，比1957年增加2.35倍。在外部難得開放，內部“池子”有限的環境下，實體經濟沒有能力承擔如此巨額的金融“泡沫”。再加上自然災害，1960年7月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等，我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困境：物資缺乏，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人民生活困難加劇。

殘酷的現實使人們的頭腦冷靜了一些，1959年6月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是沒有搞綜合平衡，是權力下放太多，強調要搞好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平衡，要適當收回下放的權力。廬山會議之后的1961年號召全黨大搞調查研究，1962年初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周恩來在這個會的小組討論會上發言，強調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③。國民經濟重返綜合平衡方針，才有了周恩來的這副對聯。

（二）對聯體現的是生產目的、產業結構與經濟規律

上聯 “先抓吃穿用”，既反映了生產目的，也是在市場全面緊張局面下的應對舉措。一方面，在經濟遭受嚴重困難的形勢下，要優先解決人民急需的吃穿用問題﹔另一方面，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需求，這是黨的八大確定的基本方針，在調整中要重申，並切實得到重視。

下聯 “實現農輕重”，反映的是產業政策。對於國民經濟最重要的三大產業--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如何協調發展，黨的八大前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對長期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導致的積累與消費比例不協調，重工業脫離農業，輕工業單獨推進不僅難以持續，也影響了農業、輕工業的增長與發展，影響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與逐步改善等問題，有過精辟論述，周恩來在八大報告中也進行了具體的分析與總結。但是在“大躍進”追求高速度的沖擊下這些遠見卓識都被放在一邊了。在調整中痛定思痛，要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順序實現全面發展。周恩來的這副對聯提出后不久，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作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長期經濟建設方針。

橫批 “綜合平衡”是這副對聯的核心、精要，也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在新中國經濟思想的集中體現。馬克思創立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理論經歷了20多年的漫長研究，他高度抽象地給出了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即需要在兩大部類產品之間進行交換的部分，不僅要總量平衡，而且要結構平衡，不僅要在價值量上相等，而且要在使用價值的形態上配套。1956年八大前后周恩來反復強調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方針正是這一理論中國化的體現。經歷了“大躍進”的否定之否定反復后方被重新認可，並在調整工作中賦予指導方針的重要位置。

正是由於周恩來對此有更加深刻的體會。因此當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談及綜合平衡時，他能夠迅速插話，創作出這樣一副既思想深刻又通俗風趣，合轍押韻的對聯。

（三）實施綜合平衡方針調整的效果

通過實施綜合平衡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傷筋動骨”地調整之后，經濟形勢迅速好轉。1963年，農業增產，工業也走出谷底、轉跌為升，基本建設規模開始擴大，人民生活也有改善。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提出將1963年到1965年作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過渡階段，用3年的時間，繼續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按照解決吃穿用，加強基礎工業，兼顧國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的計劃。

在新的形勢下國民經濟的調整取得進一步成效。農業持續恢復性增長﹔工礦企業設備得到修復，設備的完好率提高，老企業發揮了正常的生產能力﹔“大躍進”中倉促建設的新企業、新工業基地，得以進行填平補齊，成龍配套，水利工程逐步進行配套設施建設，新工業基地積極解決職工住房、文教設施的建設問題，使已投入的資金發揮出更大的效益。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比較協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在國民經濟走出谷底后，我國有重點地從西方國家引進一批工業項目，建立起了石化、化肥、化纖、塑料、合成洗滌劑等新興的工業部門，對於減輕農業的壓力，增加市場供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填補空白，提高中國工業技術水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還克服困難，集中力量建成了大慶油田，基本實現了石油的自給。1964年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進一步加強了國防力量。

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階段結束，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時期。

從對聯看周恩來始終如一的初心與協調理念

周恩來終生為中華復興而奮斗。后半生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國家。新中國建立之后，周恩來總理常說，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領導經濟建設。他認為，外交就是要爭取造就一個和平、穩定、內外交流、互通有無的國際環境﹔內政是要建立和開創一個團結穩定、民主和諧的局面。而所有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把我國盡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周恩來是銳意進取又謹慎周詳的人。他關於建設的理想做法是有條不紊、穩步前進，所以當“一五”建設中出現了兩次“冒進”時，他提出了“反冒進”。1957年到1958年上綱上線地批“反冒進”，背離了經濟發展規律。這個錯誤批掉了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條實事求是的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正確的經濟建設路線，之后造成“大躍進”的重大失誤，使得我國經濟建設遭受重大挫折。后來，毛澤東在發覺了“大躍進”造成失誤后，在1960年6月18日寫作《十年總結》。其中指出：“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1956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麼好啊！”④

經過1957至1958年上半年的反對“反冒進”，周恩來處在了一種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有很強的組織性，他尊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決定，維護黨的領導的團結一致﹔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具有清醒頭腦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共產黨人，在對經濟建設的指導上又要盡可能地堅持穩重與謹慎，使之健康發展。對一些過頭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於公開地在方向和方針上提出不同的意見。

在當時的地位和形勢下，他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把毛澤東和中央的決定加以變通，盡量減少實際損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根據自己的認識，試圖使事情的發展更符合實際的可能﹔爭取通過調查研究與經濟工作實踐，提高和統一大家的認識。在困難時期，為了安定團結，周恩來經常主動承擔大辦鋼鐵、“大躍進”的錯誤的責任，經常自己作檢討。他常說，國務院領導負有主要責任，並鼓勵大家緊密團結，戰勝困難。

正是有周恩來這樣的好總理，新中國才能在建立初期最困難的歲月中，歷經波折而不倒、不散，堅持維護國家獨立統一的大局，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中國人民才能在經歷百年屈辱之后堅強地站立起來、沒有再倒下。無數的故事表現了感人至深、凝心聚力的周恩來精神。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獨有的法寶，是威力無窮的精神原子彈，是可以傳之久遠、取之不竭的寶藏。

正如哲人所言，有一種精神，穿越歷史的雲煙，日久彌新﹔有一種懷念，歷經時代的風雨，更臻醇厚。周恩來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注釋：

①《陳雲年普》（修訂版）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頁。

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頁。

③《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頁。 

來源：《中華魂》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