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

[摘要]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立足於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緊扣金融制度作為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的定位，深入分析金融風險的表現形式、基本特征與產生根源，在此基礎上作出了一系列關於新時代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論述。這些論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與中國化，不僅對新時代維護金融安全具有指導意義，而且也為破解當代世界金融安全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

[關鍵詞]習近平﹔金融安全﹔經濟改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當代資本主義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8XKS002）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金融安全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從2014年將金融安全作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17年提出“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頁。】，到十九大報告要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再到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三大攻堅戰之首，習近平緊緊圍繞著金融安全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題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了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時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事業建設。

一、理論指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頁。】習近平關於金融安全的重要論述，也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

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提出金融安全的概念，但是他對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批判中蘊涵著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豐富思想。在表現形式方面，馬克思明確區分了貨幣金融體系內部紊亂所導致的獨立型金融危機與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來的衍生型金融危機。衍生型貨幣金融危機是“任何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應同那種也稱為貨幣危機的特種危機區分開來。后一種貨幣危機可以單獨產生，只是對工業和商業發生反作用。這種危機的運動中心是貨幣資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圍是銀行、交易所和金融”【《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頁。】。這段論述同時也表明了金融風險的爆發形式、金融安全的存在方式與一國的貨幣金融結構及其社會生產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在影響后果方面，馬克思清醒地看到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對社會經濟、政治、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嚴重沖擊和影響：“在格拉斯哥，西區銀行的倒閉以及隨后格拉斯哥市銀行的倒閉，促使中等階級中的儲戶和工人階級中的銀行券持有者紛紛向銀行擠兌提款，結果發生騷動，格拉斯哥的市長大人不得不向刺刀求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頁。】從反面凸顯了金融安全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維護階級關系與穩定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性。在問題根源方面，馬克思在對商品生產與貨幣流通的內在矛盾運動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對資本主義信用制度、虛擬資本積累方式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貨幣金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因此在解決方式上，馬克思認為除了對金融市場與金融體制進行必要的調整與干預外，最重要的是變革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根本之道。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認識和批判，以及他分析問題的方式方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防范金融危機的沖擊、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要充分學習與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2014年7月，習近平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就曾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20頁。】﹔2015年11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於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327頁。】。正是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修養為基礎，習近平從關系國家與社會長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深刻認識到金融安全對於維護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強調既要從體制機制層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糾正金融的“脫實向虛”的傾向，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更要從基本制度層面堅持與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優勢、制度優勢、理論優勢與政治優勢，“要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確保國家金融安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81頁。】。這些重要論述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二、時代背景：經濟全球化

馬克思時代的經濟金融活動雖然已經活躍起來，但遠未有當代世界的復雜與多樣。習近平正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立足於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與發展趨勢，深刻總結世界各國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經驗與教訓，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

新世紀以來，隨著信息通訊科技的深入發展，全球經濟與金融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整體性和依存性空前提高。習近平指出：“當前，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人民日報》2017年1月15日。】與此同時，貨幣金融體系在世界各國經濟結構與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影響也不斷增強，世界經濟結構“脫實向虛”的金融化特征日益顯著，“全球增長動能不足，難以支撐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世界經濟正處在動能轉換的換擋期，傳統增長引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479頁。】

在這種形勢下，金融安全尤為重要。從歷史上看，一些國家經濟在一個階段的趕超型高速增長后，就是由於遭遇了金融危機而發展停滯不前，陷入困境。拉美債務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都是前車之鑒。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進一步表明，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化既可能有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正效應，同時也可能有蕭條、波動與危機聯動的負效應。由此，習近平深刻地指出：“金融風險有的是長期潛伏的病灶，隱藏得很深，但可能爆發在一瞬之間。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就是一夜之間的事情。如果我們將來出大問題，很可能就會在這個領域出問題。這一點要高度警惕。”【《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332頁。】金融安全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緊迫而重大的現實問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在面臨重大調整，引進來、走出去在深度、廣度、節奏上都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24頁。】習近平關於金融安全的論述是對當今世界經濟與金融發展中存在的重大現實問題的深度回應，鮮明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根本要求。

三、戰略定位：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

習近平將金融安全作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重要內容並提升到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不僅體現出他對經濟全球化時代特征與發展趨勢的科學把握，而且也展示了他對金融制度定位為“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的深刻洞察。

現代金融活動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關系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金融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也就決定了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因此，習近平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78頁。】這一重要論斷不是將金融視為一個單純的經濟因素，而是從關系經濟與社會發展、國家治理與安全、綜合國力競爭的全局出發，去理解金融與金融安全的地位。

其一，習近平深刻認識到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資源配置與宏觀調控方式，金融在促進國民經濟健康有序發展中的作用，“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人民日報》2017年4月27日。】。例如在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農”問題上，習近平指出，“三農”問題由於基礎薄弱、資金需求較大，就必須做好金融扶貧這篇文章。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創新步伐，“增加金融投入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支持”【《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88頁。】。其二，金融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金融能夠通過多元化融資體系、多層次金融創新、多向度金融數據為國家治理提供資金與信息的支持。因此，習近平強調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增強駕馭經濟金融活動的專業能力和素養，“高度關注風險發生發展趨勢，按照嚴控增量、區別對待、分類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則”【《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2日。】，“對各種項目、投資、金融活動，要深入研判、評估風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20頁。】，不斷提高經濟金融風險防控和治理水平。其三，金融是國際合作與競爭的重要領域。習近平非常重視通過發揮金融力量提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與影響力。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促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推動成立中國與中東歐“16+1”金融控股公司、絲路基金、亞投行等一系列重大金融舉措，不僅擴大了金融對外開放與合作，而且大大增強了我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話語權和競爭力。

四、風險隱患：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

厘清我國金融領域存在的問題與風險，准確判斷風險隱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前提。習近平不僅清醒地看到我國金融安全領域所面臨的種種金融風險，而且還准確分析了金融風險的特征與根源。

習近平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分析了我國經濟金融領域存在的各種風險。在金融開放與金融結構層面，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經濟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增強，一些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整形成的風險外溢效應，有可能對我國金融安全造成外部沖擊。就國內而言，雖然經濟金融領域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經濟金融結構失衡，“脫實向虛”的傾向明顯存在。其重要表現就是“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114頁。】在金融市場與金融體制層面，不成熟的股市、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制度導致金融市場脆弱性增大。2015年我國股市的巨大震蕩就是教訓。對此，習近平精辟總結：“大量游資尋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監督人員同‘金融大鱷’內外勾結，去年發生的股市異常波動就與此有關。”【《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114頁。】在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層面，一些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意識和公司治理水平存在不足。地方融資平台數量多、舉債融資不規范，不少地區和行業償債能力弱，“相當一部分城市建設規模和速度超出財力，債務負擔過重，財政和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90頁。】。

習近平還深刻闡述了當前金融風險的基本特征。一是金融風險的顯性化與緊迫性。相對於其他行業，金融業本身就是一個風險高度聚集地。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與機制的深度調整以及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各種潛在的經濟金融風險將逐步暴露出來，對我國金融安全構成嚴峻挑戰。基於上述分析，習近平作出了“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324頁。】的判斷。二是金融風險的集成化與聯動性。現代金融市場與金融技術的復雜性、多樣性及金融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導致各種金融風險之間、金融風險與其他風險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傳導、相互強化，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各種矛盾風險挑戰源、各類矛盾風險挑戰點是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22頁。】三是金融風險的局部化與可控性。從金融風險存在的領域與程度看，我國當前的金融風險還是區域性、結構性、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局性與系統性的﹔從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與過程看，習近平辯証地指出：“綜合判斷，我們面臨的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32頁。】從總體看，我國金融形勢是好的，對於已經顯現出來的各種結構性、局部性金融風險，我們有信心和能力防范與化解，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結合對金融風險表現形式和基本特征的分析，習近平深刻指出：“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的金融風險是經濟金融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共振的必然后果。”【《人民日報》2017年11月27日。】從周期性因素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美國經濟政策轉向保守，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結構性問題不斷積累，各國之間貿易糾紛加劇，全球將進入一個新的金融周期性轉折點。在這一過程中，我國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的金融風險的沖擊和威脅：“經濟全球化出現波折，保護主義、內顧傾向抬頭，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沖擊。金融監管改革雖有明顯進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風險仍在積聚。”【《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471頁。】從結構性因素看，我國經濟結構與增長方式尚未充分全面實現由粗放型、數量型向集約型、質量型的轉化，由此造成“許多生產能力無法在市場實現，加上社會生產成本上升，導致實體經濟邊際利潤率和平均利潤率下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量資金流向虛擬經濟，使資產泡沫膨脹，金融風險逐步顯現，社會再生產中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整體循環不暢。”【《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90頁。】從體制性因素看，還存在諸多制約與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因素：“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並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98頁。】這些問題反映在金融領域，就表現為金融市場不成熟、金融體制不健全、金融機構不發達、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不全面、金融行為不規范。這些因素都有可能誘發金融風險。

五、實現方式：在准確把握我國金融發展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對症下藥，綜合施策

現代金融的重要地位與金融風險存在的形式、特點、成因等決定了維護金融安全不能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單一方式。習近平高瞻遠矚，深思熟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黨的統一領導，堅持頂層設計與底線思維相結合，大力推進與深化經濟金融領域改革開放，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提供了科學可行的實現方式。

首先，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優勢，加強與完善黨對金融工作的統一領導，是維護金融安全根本之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特點、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的理論和實踐，所以才能取得成功，並將繼續取得成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12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道路優勢與理論優勢是我們能夠成功抵御一次次經濟金融危機沖擊、化解一場場金融風險的根本保障。所以，對於國外的有益經驗與好的做法，習近平認為我們要虛心學習和借鑒，“但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實際出發，准確把握我國金融發展特點和規律，不能照抄照搬”【《人民日報》2017年4月27日。】。金融改革與發展“要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健全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法治體系”。【《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79—280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維護金融安全的根本制度保障，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政治保障。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做好新形勢下金融工作，要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確保國家金融安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81頁。】要加強金融系統黨的建設與反腐敗工作，不斷增強黨領導金融工作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在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中切實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

其次，堅持金融回歸民生、服務實體經濟，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原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是共生共榮關系。離開了實體經濟的根基，金融業發展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79頁。】。黨的十八大以來，普惠金融、小微金融、互聯網金融、綠色金融等多樣化金融服務的創新，主板、創業板、新三板等多層次金融市場的培育，教育、健康、旅游、就業等個性化金融產品的推出，都是基於金融回歸本源、服務民生與實體經濟的目標導向。習近平還強調對全局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凡事要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結果，做到有備無患。”【《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319頁。】既要高度關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產市場、影子銀行等金融風險點，又要採取有效措施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局部性金融問題演變為全局性金融風險。“我們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通過延長處理時間減少一次性風險沖擊力度，如果有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威脅，就要果斷採取外科手術式的方法進行處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232頁。】

再次，繼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格局，是維護金融安全的基本途徑。金融安全問題從一定程度上說是金融體制內部脆弱性與外部沖擊力的表現。因此，對內深化改革、對外擴大開放成為習近平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兩大基本抓手。一方面，習近平堅持“發展就是最大安全”【《人民日報》2014年5月22日。】，從不同層面、不同領域對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展開了深入、系統的思考與論述。就金融市場而言，“要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65頁。】，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就金融機構而言，要深化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完善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同時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發展一批民間資本控股的商業銀行﹔就金融服務而言，要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管道，用好信貸、債券、發展基金、保險等金融手段和相關政策﹔就金融機制而言，要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金融政策而言，要完善跨部門的統籌機制，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政策﹔就金融監管而言，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問題導向，“以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控股公司、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為重點，強化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65頁。】。另一方面，習近平要求全方位提高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秩序優化治理，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一是通過擴大金融開放合作水平，建立長期、穩定、可持續的國際金融安全保障體系。習近平認為，保護主義政策如飲鴆止渴，將對自身和世界經濟帶來巨大傷害。中國是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亞投行、絲路基金、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等基礎設施投融資平台，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有利於促進各方實現互利共贏” 【《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267頁。】。二是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維護國際金融穩定與金融安全提供良好政策支持。習近平建議，世界各國應該結合本國實際，採取更加全面的宏觀經濟政策，使用多種有效政策工具，統籌兼顧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政策，“加強政策協調，減少負面外溢效應，共同維護金融穩定，提振市場信心”【《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472頁。】。三是優化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構建全球金融安全網。習近平認為，必須繼續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話語權，“加強國際金融市場監管，使金融體系真正依靠、服務、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要建設穩定、抗風險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組成，加強國際和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聯系，建立金融風險防火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頁。】。

習近平關於金融安全的論述是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方法運用於當代中國金融實踐所形成的理論成果，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運用，而且也是新時代維護我國金融安全、推進金融建設的行動指南，具有重要理論創新意義和實踐價值。這些論述從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以及各國金融發展經驗教訓的歷史視野，從金融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的大方向，從金融安全與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對外開放、黨的領導相互聯系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新時代中國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化了對金融發展規律的認識，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與危機、維護金融安全、實現金融領域的趕超跨越，走向現代化金融發展道路，提供了寶貴理論指導。

（本文作者：歐陽彬，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1731）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