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統一戰線學說

毛澤東的統一戰線學說

〔美〕J·D·阿姆斯特朗 著 張星星 譯

國共合作的第二次統一戰線確實是十分成功的，它在革命勝利以后成為統一戰線學說的典范。當毛澤東撰寫那些內容豐富的文章時，他總是根據不同的時間考慮一些特殊的問題，並常常根據不同的條件，或文章針對的特殊對象，強調不同的重點。但無論怎樣，他的文章中還是貫穿了許多關於統一戰線的普遍性問題，這足以証明將其稱之為“學說”是恰當的。下面，我將毛澤東的統一戰線學說分為理論、戰略和策略三個部分加以闡述。

統一戰線的理論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是十分重要的，這可以從它同黨的領導、人民軍隊一起被稱為革命的“三大法寶”一點得到說明。（《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369頁）同時，統一戰線作為毛澤東十分喜愛的一個概念，在理論上也具有突出的地位。對毛澤東來說，統一戰線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實用策略，而是同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相符合的理論。這一點最清楚地表現在毛澤東論述辯証法的重要文章《矛盾論》當中。在這篇文章裡，毛澤東把統一戰線的概念融合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個意識形態。

在《矛眉論》中，毛澤東遵循了恩格斯關於辯証法規律的公式。他的出發點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和自然的理論：沒有任何東西是靜止的，一切事物都處在不停的運勸和變化之中。因此，要認識一個特殊事物，就要了解引起它變化的內部動力﹔要發展地看問題，而不是靜止地看問題﹔要了解支配事物變化的基本規律。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可以用“矛盾”作出解釋。“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同上，第276頁）

接下來，毛澤東論述了矛盾理論的四個方面，每個方面都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尤其是包含了毛澤東對統一戰線問題的看法。首先，毛澤東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在文章的這一部分，毛澤東試圖與他所說的“教條主義者”論戰，照辯証法看來，這些人沒有考慮到每個具體條件下的特殊環境。他的主要用意是把這個問題納入辯証法的體系中去，以抵制對同國民黨建立第二次統一戰線的批評。毛澤東認為，首先必須區分各種不同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同上，第283-284頁）

毛澤東還指出：“不同質的矛盾，隻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這一表面看來十分溫和的批評，標志著毛澤東十分機智地開始把馬克總主義“中國化”。這說明，有不同的革命條件，革命不必遵循一條唯一的道路。他指出：“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就隻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同上，第286頁）

毛澤東進一步靈活地運用辯証法來闡明他的觀點：盡管任何基本矛盾在它未解決以前是不會消失的，但是矛盾賴以發展的條件會隨著時間的變化在不同的階段有所改變。此外，“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同上，第289頁）

隨后，毛澤東轉向了政治問題，這才是他文章的目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証法說明共產黨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合理性。他把共產黨和國民黨稱為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他認為，由於矛盾的每個方面在不同階段上都涉及到了與其他力量之間的矛盾，因此，在對立情況下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方面的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當兩個方面都反對帝國主義的時候，就引起了形勢的變化。在中國與帝國主義這對矛盾中，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成了矛盾的同一個方面﹔而在國民黨和人民之間的另一對矛盾中，他們仍然是兩個對立的方面。毛澤東指出：“出於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黨的聯合，或者造成了兩黨的斗爭，而且既使在兩黨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斗爭的復雜的情況。（同上，第292頁）

毛澤東文章的下一部分題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這裡，毛澤東闡明了一個重要觀點，這個觀點對中國共產黨分析國內和國際政治形勢產生了長期的重要影響。毛澤東對“主要矛盾”這個概念做了如下闡述：“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從這裡，毛澤東又轉向對統一戰線的進一步論証，並對他在前面提出的事物發展過程中有許多不同矛盾存在的觀點做了具體分析。他指出：“當著帝國主義又向這種國家（半殖民地國家——作者注）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同上，第295-296頁）

毛澤東文章的后兩個部分題為“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和“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在這兩部分，毛澤東同樣試圖把統一戰線政策放在辯証法的內容裡。毛澤東指出，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存在於相互間既統一（或團結）又斗爭的關系之中。矛盾的統一性在於，“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同上，第301-3O2頁）另一方面，斗爭在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各向其相反方面轉化過程中是發展的基本形式。毛澤東試圖說明，用辯証法的觀點來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團結”是完全正常的，但只是一種暫時的發展形式。這一部分中關鍵性的一段是對列寧一句話的引証：“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毛澤東進一步運用恩格斯的理論詳細分析了這個問題，也就是量的變化到達一定的關節點會產生質的變化。

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簡化為幾個基本點：在各個歷史發展階段，必須有一個矛盾（也就是一個敵人）比其他矛盾更重要﹔由於所有其他矛盾與這個主要矛盾相比都處於次要地位，這就存在著團結所有其他力量反對主要敵人的客觀可能性﹔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把統一戰線的客觀可能性變為現實﹔一定的統一戰線總是暫時的，因為一旦達到了既定目標，新的主要矛盾就會出現，這個過程將重新開始。毛澤東的《矛盾論》以具體事實表明，共產黨在各種情況下的辯証分析總會得出一個最后結論：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的統一戰線。在一篇早些時候也是批評教條主義的文章中，毛澤東更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指出：“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裡。”（《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53頁）

統一戰線的戰略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中對統一戰線的戰略做了極為簡潔的說明，這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722頁）“利用矛盾”所包括的內容，我們在前一部分已經做過討論，這就是必須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區分開，主要敵人和其他力量之間，以及敵人營壘內部的矛盾必須加以利用。

目標是“爭取多數”。毛澤東堅信，把絕大多數人（有時用數量表示就是90%）爭取到統一戰線中來是完全可能的，這可以從中國20年代發展起來的統一戰線學說中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裡得到部分的反映。毛澤東注重這一點是由於他對中國的特殊條件做了正確的辯証分析。對毛澤東來說，辯証法是對事物進行分析的基本方法，他稱之為“一分為二”。在進行階級力量對比的分析時，為了確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首先必須把各種矛盾區分開，換句話說，就是要分析社會中有哪能些對抗的力量。例如，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等等。這樣就可以得出一個對比表，一邊是反動力量，另一邊是歷史進步力量，所有的進步量都可以作為當前的同盟者。下一步就要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這又能把一批敵人劃到對比表的朋友一邊。最后還要考慮到敵人營壘內部的矛盾，並做出必要的判斷。結果就象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所有社會力量的90%或是更多的人都包括在了統一戰線之中，敵人只是一小撮。

這裡又出現了幾個問題。首先，共產黨目前的同盟者根據他們在整個矛盾結構中的地位可以劃分為三類：第一類。象工人、農民等等，可以稱之為可靠的同盟者﹔第二類是次要的敵人，也就是今天的同盟者可能成為明天的敵人﹔第三類確切地說不能完全算作同盟者，但是當敵人營壘發生分化時，這些人可以成為有利的因素，這些人或許可以稱為“是自覺的同盟者”。其次，根據辯証法的革命公式勾劃出這樣一個力量分布表和在實踐中爭取絕大多數人加入統一戰線是明顯不同的兩件事情。從這點考慮，統一戰線應當從三個方面來認識。第一，它是共產黨同其他黨派的一種實際聯盟﹔第二，它作為一項總的指導性政策，指導共產黨謹慎地利用各種可能性來鞏固這個聯盟﹔第三，它表示對辯証法的一種理論信仰，這一理論必然產生出統一戰線的戰略。

敵人將被“各個擊破”。一但統一戰線通過孤立敵人、消滅敵人達到了它的目標，另一種統一戰線將會產生，這時目標會指向另一個敵人。一個個敵人被打敗，就構成了革命進程中一個個的勝利階段。從這一點來說，統一戰線戰略基本上是一項“革命”的政策，更確切些說是“革命的兩面政策”。正象毛澤東所指出：“我黨在整個抗日時期，對於國內各上層中層還在抗日的人們，不管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中間階級，都隻有一個完整的包括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兩面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弄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同上，第742-743頁）

統一戰線的策略

如果說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戰略能用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而對他的統一戰線策略卻無法這樣做。關於策略問題的論述遍布在毛澤東的著作之中。此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面臨的國內政治形勢有關，並不都是普遍適用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了能夠應付各種可能的形勢，毛澤東不斷地反復強調要根據需要靈活地運用這些策略。無論怎樣，還是有某些策略原則十分頻繁地在毛澤東的許多著作裡反復出現，這些可以認為是對各種統一戰線形式都適用的基本原則，我們在這裡要研究的就是這些內容。

根據區分不同矛盾的一般原則，毛澤東主張對不同的同盟者採取不同的策略。這樣，在制定策略時的首要工作就是對敵人和朋友做系統的階級分析。毛澤東十分喜愛區分不同的類別，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他劃分了19種類型的階層。盡管如此，他在這篇文章的最初版本裡，還是把他們區分為3個主要社會階層（上層、中層、下層），又進一步分為5個階級，並指出了他們對革命的基本態度：完全反對派、部分反對派、中間派、參加者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后來，為了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對此做了某些修改，但這些仍然是毛澤東根據其對抗日戰爭的態度劃分不同社會集團的基礎。在以后的文章中，毛澤東做了更加嚴密系統的階級分析。例如，在一篇文章裡農民被看作是“堅固的同盟者”，而小資產階級被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資產階級是動搖不定的同盟者，“由於中國最大的壓迫是民族壓迫，在一定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斗爭的”。買辦大資產階級可以被利用，僅僅是由於這個階級中存在著為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服務的不同的集團，因此“在各個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斗爭”。（同上，第569、570頁）這個集團即使在他們加入統一戰線的時候，仍然是反對共產黨人的，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同盟者。

在一篇關於統一戰線策略的重要文章中，毛澤東指出了統一戰線內部的三種基本社會勢力，對各個勢力的策略被簡化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口號。（同上，第703頁）從這一點可以清楚地看到，統一戰線的目標不僅僅是反對共同的敵人，而且還要爭取統一戰線內部力量構成上的變化。

這也可以從毛澤東關於既團結又斗爭的統一戰線總概念中得到說明。根據這個概念，盡管一致反對共同敵人是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標，但這並不排除統一戰線內部可能的斗爭（包括教育、批評或者武裝沖突）。對毛澤東來說，這一斗爭是取得統一戰線領導權和使力量對比向有利於進步努力方面轉化的基本要求。毛澤東在對團結和斗爭的一般關系做了這樣的說明：以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步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認為斗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斗爭可以無限制的使用，或者對於中國勢力採取不正確的策略，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

據此，斗爭的第一位目標是建立鞏固的團結﹔第二位的目標則是“發展進步勢力”，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是擴大共產黨的軍隊，建立根據地，發展群眾組織。所有這些都隻能通過斗爭來取得，“在我黨我軍內部，隻有堅持對頑固派的斗爭，才能振奮精神，發揚勇氣，團結干部，擴大力量，鞏固軍隊和鞏固黨”。（同上，第713頁）

斗爭的第三個目的與“爭取中間勢力”的政策有關。毛澤東認為，這是一項“極嚴重的任務﹔”因此應當給予極大的注意。中間勢力包括了廣泛的階層，他們的態度各不相同，有些可以參加共產黨反對頑固派的斗爭，有些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還是些可以表示勉強的中立。無論怎樣，一切中間勢力所具有的特點是他們搖擺不定的傾向，“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同上，第131頁）這說明，中間勢力應當是教育和批評的對象。隻有具備了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爭取中間勢力的任務：“（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並能進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同上，第705頁）要使中間勢力站在共產黨一邊，取決於共產黨同頑固派的斗爭，同時，隻有共產黨給他們以“物質利益”，他們才會這樣做。

頑固勢力當然是統一戰線內部斗爭的主要目標。由於他們既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又反對共產黨的“反革命兩面政策”，共產黨對他們應當執行既團結又斗爭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這一斗爭包括了意識形態、政治、軍事等形式，在斗爭過程中要遵守一定的策略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斗爭的防御性。第二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斗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后，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斗爭告一段落。……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斗爭的暫時性”。（同上，第707頁）這三項原則被概括為三個經常廣泛使用的口號，即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

根據毛澤東的觀點，在統一戰線中應當堅持的另一重要原則是共產黨必須保持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共產黨必須“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同上，第134頁）在毛澤東看來，領導權並不是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絕對控制和指揮，而是要保持各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爭取領導權就是說共產黨應當以模范的行動在統一戰線組織中樹立一個榜樣，以爭取那些動搖的派別。“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同上，第700頁）

毛澤東認為，統一戰線中各黨派的“獨立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但他堅持各黨派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他並沒有對這個重要原則做更多的具體解釋，但這個原則同統一戰線中的斗爭問題有明顯聯系，特別應注意的是，他提出要保持獨立性的那幾個方面（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與他強調的幾個斗爭領域是相吻合的。

毛澤東還闡述了有關統一戰線策略的另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所說“統一戰線工作”或“友軍工作”,另一個是關於統一戰線中各黨派的共同綱領問題。友軍工作在當時指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在戰爭區域、敵后區域不同。在那裡，是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在中央軍和雜牌軍中，應該廣泛地展開統一戰線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同上，第7l4頁）這是對統一戰線工作長期作用的明確論述，通過下層的同時也進行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建立秘密的同盟者。

關於制定共同綱領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這個統一戰線的行動方針，同時也就是這個統一戰線的一種約束，它象一條繩索，把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一切加入統一戰線的團體和個人都緊緊地約束起來”。（同上，第338頁）在堅持團結的同時，共同綱領也能迫使國民黨執行一系列既定的原則和政策，作為一個執政黨，他有責任把共同綱領付諸實施。事實上，毛澤東明確指出，共同綱領將使國民黨作出重要的政策讓步。

結論

毛澤東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論述，在許多方面與列寧是相同的。他們都把統一戰線看作是一種“兩面政策”，要求共產黨對他們的同盟者既團結又斗爭﹔他們都尖銳地批評教條主義者，堅持統一戰線在實踐中的必要性﹔他們都把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在對各種社會力量作正確區別的基礎上。但盡管如此，他們之間還是有區別的，對列寧來說，統一戰線只是共產黨在困難時期所採取的過渡性政策，或暫時的權宜之計﹔而在毛澤東看來，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組成部分，即使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仍然是必要的，因為即使在人民內部，矛盾仍會繼續存在，統一戰線可以作為解決這些矛盾的一個工具。

毛澤東與列寧的區別是相比較而言的，他們在基本方面是完全一致的，隻有微小的差別可以被察覺，而這是特別需要注意的。毛澤東的統一戰線學說比列寧的更豐富、更系統化，他更充分地把這一學說融合到整個意識形態中去。那些在列寧著作中只是初步闡明的觀點，在毛澤東這裡作了充分的論述，象團結與斗爭的關系問題、統一戰線的具體工作等等。特別是毛澤東對統一戰線內部斗爭問題的論述，比列寧更具體、更豐富了，這主要是由於列寧更重視揭露中間派的錯誤，而不太注意“爭取”中間勢力。

毛澤東與列寧的區別有許多原因，例如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曾經影響過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更重要的是兩人的革命經歷不同。對毛澤東來說，斗爭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概念，而是多年來的一種基本生存方式。為了避免他的黨墮落為一支無目的的軍閥部隊，他們的斗爭就必須明確地同長遠目標和整個意識形態結合起來。斗爭既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覺悟，又是漫長革命進程中的必要手段。同樣，對毛澤東來說，統一戰線不僅只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聯盟，不僅僅是為了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短期目標，而更重要的是建立共產黨與全體中國人民的密切聯系、一步步不停頓地推動革命進程的總體戰略設想。這種服務於總戰略、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統一戰線和在各個時期中針對不同對象的具體策略，在以后階段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列寧一直堅持了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在區別分析中與“動搖不定的同盟者”建立統一戰線的政策，而對毛澤東來說，任何矛盾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尋求同盟者的可能性。我們進一步可以看到，共產國際在1935年也採用了統一戰線策略，敦促建立反法西斯同盟。但是這一策略的採用，只是反映了蘇聯在地緣政治上的利益，而不是為了階級或革命的利益：只是因為出現了一個比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更危險的敵人，當時中國也面對著一個主要敵人，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尚未取得勝利的革命領導人始終牢記著，要達到既定的目的，除了日本帝國主義外，還有其他的重要障礙。由於這個原因，毛澤東沒有象共產國際那樣無條件地向所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盟者妥協，而是把統一戰線作為一項“革命的兩面政策”，一項既反對當前主要敵人又推進中國革命事業的措施。在英國和美國的共產黨由於蘇聯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完全停止下層統一戰線工作的情況下，中國的下層統一戰線卻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因此，中國共產黨就能夠在為反對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而建立統一戰線合作關系的同時，逐漸建立起了同中國革命對象進行最后決戰的力量。就此而言，毛澤東的統一戰線學說盡管從表面上看同共產黨國際1935年的決策是一致的，但他盡力保持了統一戰線作為“兩面政策”的基本效能，把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結合在一起。

摘譯自（J·D·阿姆斯特朗：《革命外交：政策。中國的外交政策和統一戰線學說》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1990年4月第二期